神马文学网张伟:陈铭德：报社老板最谦恭(中国青年报 20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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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陈铭德：报社老板最谦恭
2006-08-09
本报记者 张伟
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人，创办《新民报》，任社长、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新民晚报》顾问。
时间一度凝结在这一刻：《新民报》南京版的编辑们静坐着，眼含热泪。有人小声吮泣，更多人则“不忍相对”，沉默地望着窗外无尽的黑暗。汗水已打湿陈铭德的衬衣，除了苦笑和摇头，他始终没有别的表情。
后人回忆，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这一天，它的老板陈铭德“绝没有一句怨言”。
这延续了陈铭德的一贯作风：为人低调，不发恶声。
创办报纸18年，陈铭德面对宣传官，从来只唯唯点头，未曾当面顶撞。某次，因报纸刊登学生请愿消息，国民党宣传部长打电话大发雷霆，其言语之不堪，使陈铭德的手下颇不平，甚至有人愤而离职，他却只是诺诺而已。
有记载这样描写他在报纸“闯祸”后的表现：他奔走权门，请客吃饭，找人疏通关系，甚至“打躬作揖”，强颜欢笑。
这实在与陈铭德当初办报的企图相去甚远。他办报，原以为这“是民主政治下光辉的事业”，而他所羡慕的，也是邵飘萍等大腕记者“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报纸创立之初，他特意发文唾弃“仰资本家鼻息”和“为特殊阶级作喉舌”的办报方针，宣称“绝不官报化，传单化”。
然而他的报纸却与国民党统治下苛刻的报章检查制度一路相伴。当时，所有报纸文章都须送审。有一则笑话，张恨水的小说中为了加强语气，特意反复了一句话，检查官竟将这句话也特意删去。
检查既严，陈铭德便要常因尺度问题向编辑“兴师问罪”。比如，编辑郑时学要嘲讽粮食部长“何堪”，陈铭德有些恼火地打来电话：
“今天你这个粮食部消息的标题啊，呵呵……”他先打了个哈哈。
“陈先生有什么意见？”对方冷冷问。
“没什么意见，”他连忙说，“只是以后要沉着些。”
“有什么不可以？”对方还是冷冷问。“对，对……”
咔嚓，电话挂断。陈铭德在这边恼恨地骂了句“嚣张”。
这个嚣张的郑时学此后去职，陈铭德曾千般挽留，按月给郑夫人寄钱。郑虽最终未受其邀，陈铭德仍对他以礼相待。
新闻史还如实记载了这家报纸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另一次别扭。1943年，正当国民生活困难，《新民报》刊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之女飞往美国结婚的消息，细笔描写了她“嫁衣六箱”等奢侈景象，大大触怒孔祥熙。陈铭德四处托人求情灭火，焦头烂额，事件最后淡化处理，只刊登更正了事。
孔祥熙特评价此文编辑“年岁太轻，少不更事”，陈铭德照实转述，却惹恼了编辑陈理源。报纸没关门儿，陈铭德很高兴，在冠生园请众人吃饭，陈理源拒不参加。陈铭德亲自去请，他坐着不动，如是再三，陈理源也终究没吃这顿饭。
陈铭德颇有些恼怒。两个月后，陈理源结婚请酒，陈铭德硬是没去参加。这是这位老板为此做出的唯一报复。日后，《新民报》成立上海版，陈理源被他派去做了副总编辑。
作为老板，陈铭德恪守着他的原则，从不事先干涉编辑的工作。
1947年，《新民报》因言论获罪，改组检讨。不久，南京“5·20”血案发生，记者们亲睹学生惨状，回到报社，一边痛哭一边诉说现场，陈铭德听了默然不语。此时，已有宣传禁令和内部人士的提醒一并传达给他。他来回走走看看，几次想说什么，却终于只说了一句：“要当心啊……”
陈铭德的容让自有底线。在他《新民报》中任职者，公开身份都是无党人士，他的两名经理刚加入民社党，即被他辞去职务。
而在党争纷纭之时，陈铭德和手下大将张恨水等人商议再三确定办报方针是，“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可谓谨小慎微。
但终究，1948年，《新民报》因累年“不听话”，引起国民党有关方面强烈不满。而此时，地下党员身份的编辑宣缔之和蒋文杰，仍然多次宣传共产党胜利的战况，并发表有利于共产党的言论。有分析称，这些因素与后来的“反对轰炸开封”等事件一起，促使蒋介石最终对《新民报》下毒手。
陈铭德坐不住了，找来两人训话：我有两间房子，让你们两个开店，一个开面馆，一个开饭馆，结果你们一个卖鸦片，一个卖白面儿。
这是在报纸生死关头，陈铭德对这两位闯祸的编辑所作的他当老板以来最重的一次批评。
身边人回忆，陈铭德常吟哦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于是，我们就不难想像这样一幕：
1961年以后，“脱帽右派”陈铭德被安排去全国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为画家们“准备活动场所，茶水纸墨”。他热情谦恭，脸带笑容，居然没有几人知道他是谁。
陈铭德：报社老板最谦恭
2006-08-09
本报记者 张伟
陈铭德（1897~1989）四川长寿人，创办《新民报》，任社长、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新民晚报》顾问。
时间一度凝结在这一刻：《新民报》南京版的编辑们静坐着，眼含热泪。有人小声吮泣，更多人则“不忍相对”，沉默地望着窗外无尽的黑暗。汗水已打湿陈铭德的衬衣，除了苦笑和摇头，他始终没有别的表情。
后人回忆，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勒令停刊这一天，它的老板陈铭德“绝没有一句怨言”。
这延续了陈铭德的一贯作风：为人低调，不发恶声。
创办报纸18年，陈铭德面对宣传官，从来只唯唯点头，未曾当面顶撞。某次，因报纸刊登学生请愿消息，国民党宣传部长打电话大发雷霆，其言语之不堪，使陈铭德的手下颇不平，甚至有人愤而离职，他却只是诺诺而已。
有记载这样描写他在报纸“闯祸”后的表现：他奔走权门，请客吃饭，找人疏通关系，甚至“打躬作揖”，强颜欢笑。
这实在与陈铭德当初办报的企图相去甚远。他办报，原以为这“是民主政治下光辉的事业”，而他所羡慕的，也是邵飘萍等大腕记者“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报纸创立之初，他特意发文唾弃“仰资本家鼻息”和“为特殊阶级作喉舌”的办报方针，宣称“绝不官报化，传单化”。
然而他的报纸却与国民党统治下苛刻的报章检查制度一路相伴。当时，所有报纸文章都须送审。有一则笑话，张恨水的小说中为了加强语气，特意反复了一句话，检查官竟将这句话也特意删去。
检查既严，陈铭德便要常因尺度问题向编辑“兴师问罪”。比如，编辑郑时学要嘲讽粮食部长“何堪”，陈铭德有些恼火地打来电话：
“今天你这个粮食部消息的标题啊，呵呵……”他先打了个哈哈。
“陈先生有什么意见？”对方冷冷问。
“没什么意见，”他连忙说，“只是以后要沉着些。”
“有什么不可以？”对方还是冷冷问。“对，对……”
咔嚓，电话挂断。陈铭德在这边恼恨地骂了句“嚣张”。
这个嚣张的郑时学此后去职，陈铭德曾千般挽留，按月给郑夫人寄钱。郑虽最终未受其邀，陈铭德仍对他以礼相待。
新闻史还如实记载了这家报纸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另一次别扭。1943年，正当国民生活困难，《新民报》刊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之女飞往美国结婚的消息，细笔描写了她“嫁衣六箱”等奢侈景象，大大触怒孔祥熙。陈铭德四处托人求情灭火，焦头烂额，事件最后淡化处理，只刊登更正了事。
孔祥熙特评价此文编辑“年岁太轻，少不更事”，陈铭德照实转述，却惹恼了编辑陈理源。报纸没关门儿，陈铭德很高兴，在冠生园请众人吃饭，陈理源拒不参加。陈铭德亲自去请，他坐着不动，如是再三，陈理源也终究没吃这顿饭。
陈铭德颇有些恼怒。两个月后，陈理源结婚请酒，陈铭德硬是没去参加。这是这位老板为此做出的唯一报复。日后，《新民报》成立上海版，陈理源被他派去做了副总编辑。
作为老板，陈铭德恪守着他的原则，从不事先干涉编辑的工作。
1947年，《新民报》因言论获罪，改组检讨。不久，南京“5·20”血案发生，记者们亲睹学生惨状，回到报社，一边痛哭一边诉说现场，陈铭德听了默然不语。此时，已有宣传禁令和内部人士的提醒一并传达给他。他来回走走看看，几次想说什么，却终于只说了一句：“要当心啊……”
陈铭德的容让自有底线。在他《新民报》中任职者，公开身份都是无党人士，他的两名经理刚加入民社党，即被他辞去职务。
而在党争纷纭之时，陈铭德和手下大将张恨水等人商议再三确定办报方针是，“中间偏左，遇礁即避”，可谓谨小慎微。
但终究，1948年，《新民报》因累年“不听话”，引起国民党有关方面强烈不满。而此时，地下党员身份的编辑宣缔之和蒋文杰，仍然多次宣传共产党胜利的战况，并发表有利于共产党的言论。有分析称，这些因素与后来的“反对轰炸开封”等事件一起，促使蒋介石最终对《新民报》下毒手。
陈铭德坐不住了，找来两人训话：我有两间房子，让你们两个开店，一个开面馆，一个开饭馆，结果你们一个卖鸦片，一个卖白面儿。
这是在报纸生死关头，陈铭德对这两位闯祸的编辑所作的他当老板以来最重的一次批评。
身边人回忆，陈铭德常吟哦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于是，我们就不难想像这样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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