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作为教育部推荐的优秀留学归国人员代表，何家弘教授登上了国庆60周年庆典的观礼台。看着威武的阅兵式和欢庆的人群，他思绪万千。“我看到了强盛的中国，和谐的中国！这是当下中国最美好的一面。但同时，我也想到了中国还存在着不太美好甚至很不美好的东西，比如大家都很痛恨的官员腐败问题……”

    供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何家弘教授曾经挂职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对官员腐败问题有着最直接的认识。他在挂职最高检期间曾去各地调研，发现无论是沿海还是西部城市，几乎各个部门都涉及腐败，包括所谓的“清水衙门”。因此，他深知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之艰难。所以他试图为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寻找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这就是他在《法制日报》发表的文章“一个怪梦———大赦天下贪官”。“大赦”之说一出炉，就受到了网友们广泛的质疑乃至谩骂。何家弘告诉记者，他所设想的方案用“大赦”来概括未免太简单化了，那是一套完整系统的层层推进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设计。

    “仇官”、“仇富”，其实是“仇官商勾结”

    南方都市报：您曾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对中国官员腐败状况有最直接的认识。您认为目前中国腐败问题达到怎样的状态？

    何家弘：官员的腐败问题，不仅仅在某几个领域———可能在某些领域里问题更严重更突出，也不只在某几个地区———可能在有些地区问题更集中一些，无论是从已经披露的案件，还是很多没有查办出来的，或者老百姓的感觉都表明，当前中国的官员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思，提出要加强防腐倡廉的工作，实际上也反映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南方都市报：中央其实一直在讲反腐倡廉，打击力度也非常大，今天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13人之多，为什么会给人越反越腐的感觉呢？

    何家弘：现在常规的反腐败方法就是查，就是惩罚。这些年我们确实也抓了不少，判了不少，包括相当高级别的腐败官员。但给人们的感觉是，腐败的人好像越抓越多。一方面，总有一些人在执着地反腐败；另一方面，又总有一些官员执着地走上腐败的道路。许多腐败官员都是下台了、退居二线了，才被查了出来。或者，有些是特殊事件引发的，结果一查查出一窝、一查查出一串。我们反腐败的主要手段就是严惩。前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新的刑法修正案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期从5年加重到10年。但严惩如果没有严查为基础的话，效果很小，威慑力也很小。100个人犯罪，你只抓到10个甚至1个，你说对于潜在的腐败官员究竟有多大的警示作用？

    南方都市报：在腐败已经比较普遍的情况下，严惩的效果确实难以保证。

    何家弘：现在很多被查出来的官员，都说是自己倒霉。周围也有人说他们是“倒霉蛋”。言外之意就是：像他这样的人多得很，被查出来只是他自己倒霉。这样被查出来，即使被判死刑，对其他官员来讲威慑力也很小。反正大家都贪，只有倒霉的被判。怎么办？只好去拜菩萨，保佑自己别倒霉。我认为，作为执政党，主要任务不是反昨天的腐败，而是要反今天的腐败，反明天的腐败。这就是说，应该在反腐败的制度上下功夫。

    南方都市报：我们的制度不够严密吗？你看，那么多反腐法律，还有党内纪律，那么多反腐机构，检察院反贪局、还有纪委……

    何家弘：法治的着眼点主要是让那些不太高尚的人都得做好事，这是我们制定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如果大家都是很高尚的人，那就不需要法律了。官员也是普通人，也不一定就是高尚的人，所以我们就需要真正能够让这些政府官员甘心做人民公仆的法律制度。前段时间有个局长说了句雷人的话：你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其实他说的是心里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让他当官的不是人民，让他发财的也不是人民。所以，必须真正建立一个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一直追求的目标。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说一切事情都由人民来决定，人民起码对自己关心的问题能有发言权，而且人民说的话能起到实质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具体到反腐问题上，就是官员财产公开，让老百姓能监督。

    何家弘：对一些官员来说，权是虚的，只有钱才是真实的，而权力是可以变成钱的。一般来说，能够富起来的人还是比较勤奋的。这种正当的贫富差距是人们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一些人在致富的时候，利用了官商勾结的关系，或者用不公正的手法去获得社会资源，积累个人财富。老百姓对这种权钱交易最为反感。所谓老百姓“仇官”、“仇富”，其实是“仇官商勾结”。所以我们要在权和钱中间建立一个防火墙，把它们隔离开来，让权不能轻易换成钱。这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就是之一。公众都能知道官员有多少财产，那么你拿权去换钱就比较困难，心理障碍也会比较大。

    设立缓查制度，破除制度死结

    南方都市报：关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各界已经呼吁了多年，但迟迟不能出台。您认为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何家弘：中央是大力提倡反腐的，因为腐败到最后就是政府垮台，而垮台的就是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关心反腐败问题的是中央政府。历史经验证明，老百姓造反，往往都是因为官员腐败到了极端。我以为，反而是地方官员或者中下层官员反腐败的积极性往往不太高，因为江山社稷问题离他们有点儿远。而且，反腐败制度会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有人不是做过调查嘛，大多数官员都反对公开自己的财产。

    南方都市报：但是之前也有官员说出很多理由，比如隐私权，还有人说官员财产公开的条件不成熟，比如银行的实名制尚未建立等。

    何家弘：诚然，个人的收入和财产属于隐私，但是掌握公权力而且可以支配公共财产的政府官员必须放弃自己的这部分隐私权，以满足公众合理的知情权。你掌管着大家的钱，大家当然有权监督你，别让你稀里糊涂地就把大家的钱变成了你的钱。

    南方都市报：问题是，正是官员们的反对使财产公示制度难产。这不就形成死结了吗？

    何家弘：这正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所以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南方都市报：就是非常轰动的“大赦”方案？

    何家弘：首先这不是大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特赦。严格来讲，我这套反腐败的设想应该叫“缓查制度”，或者说是一个“解套”方案。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敏感，无论是从执政领导的角度，还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都会产生反感。我的本意是两边“讨好”，但是很可能两边都不落好。所以我去年是用半文学形式的“一个怪梦”来谈我的想法。用我自己的话讲，我是“痴人说梦”，你能把我怎么样？

    南方都市报：这个缓查制度具体怎么来操作？

    何家弘：我的设想是有三个步骤。第一，制定官员财产申报法，同时明确规定缓查制度。设立一个期限，比如一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限之前，让官员申报所有财产。只要申报了，而且是属实，就不查它的来源，算是合法财产。这就破解了你说的那个死结。现在，说不清楚来源的财产，很多官员都有，这已经是历史形成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从表面看，这是给那些官员一次赦免“原罪”的机会，但实际上，对那些有大量灰色财产的官员来说，也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如果你隐瞒不申报，那要冒很大的被查处的风险；但是如果你的灰色财产收入很大，几千万几亿的财产，你敢申报吗？老百姓会怎么看？你周围的官员会怎么看！

    南方都市报：申报还是不申报，这确实是个难题。

    何家弘：我们可以在制度里给这些官员设计一个出路，比如说建立一个专项基金，这些官员可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把自己“多余”的资产捐出去。其实从人生的角度来说，这对他们也是一个解脱。几亿资产不就是一个符号吗？你也没机会花这些钱。你干脆把这些财产大部分交出去，自己留一些，还可以保持相当体面舒适的生活。但重要的是，你可以获得内心的平安，你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南方都市报：官员财产申报法都有哪些内容？

    何家弘：官员财产申报法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全面申报，第二是公开申报，第三是具有可查性。全面申报时要求把一些贵重的金属、房产、股票、银行存款，包括直系亲属名下的，包括海外的财产，都应该申报。

    南方都市报：假如真有些官员敢厚着脸皮，申报几千万几亿的财产，怎么办？

    何家弘：我不知道脸皮这么厚的官员能有多少。就算他们真敢申报，对我们国家也未必不是好事。现在他们不申报，隐藏起来，而且很多都隐藏到海外，对中国有好处吗？我说过，这样做不是反腐败的上策，顶多算是中策，但是在没有上策的时候，中策甚至下策也是可以选择的。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缓查，也就是只要申报就不查，那为什么还要公开和具有可查性呢？

    何家弘：申报一定要公开，不能是内部申报，那样会徒有虚名。只有向社会公开，感兴趣的老百姓都可以去查，才有真实意义。现在有网络，这实现起来很方便。然后就是第二步，就是用这一年的时间对国家的反腐败力量进行整合。现在反腐败的机构有纪委监察部门，还有检察系统的反贪、反渎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国务院还成立了预防腐败局。反腐败的力量太分散，不利于提高效率，而且还存在法治的问题。例如，纪检人员在法制的框架外查办案件，虽然也能反腐败，但也有弊端，他们采取的一些侦查措施没有法律依据。我建议把现有的纪检监察部门、反贪反渎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整合起来，成立廉政总署。用一年时间，把原来的机构人员进行调整。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直接向全国人大负责，或者直接向国家主席负责，都可以。

    南方都市报：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

    何家弘：对。总之一定要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才有效力，才有威慑力。用一年的时间整合，成立全国廉政总署，同时各地建立分支机构，每个省成立廉政公署或分署。这样一套直接由中央垂直领导的体制，可以认真坚决地反腐败。首先，这会对官员的财产申报产生巨大推动力：此时你不申报，以后就没人保护你了。我想会有很多人如实申报，并将多余的财产捐出来。国家也会因此有一笔很大的收入，可以用于扶贫或廉政建设。

    南方都市报：廉政总署的职责都有哪些？

    何家弘：这就是第三步。机构调整以后，首先要开始检查官员财产申报的情况，然后集中力量查办今后发生的腐败案件。现在的反贪工作任务繁重，但主要是以前的腐败，十年前的，甚至二十年前的，这是很重的负担。我们以此为契机，重点查办今天的腐败案件，可以提高侦查的效率，提高打击官员腐败的效率。这大概也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当下反腐败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官员

    南方都市报：您的思路很有开创性。但好像一公布就质疑不断，甚至还有谩骂。您怎么看各界的反对声音？

    何家弘：说老实话，我发表这些观点的时候已经准备好挨骂了，甚至做好了挨批判的准备。但是，我感觉还好，有骂的，也有说好的。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谁来反腐败？有人说是人民。但实际上，当下中国反腐败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官员。要官员反腐，必须要从他们的角度想问题，必要时人民需要宽容，需要妥协。

    南方都市报：但是，您提出的方案，老百姓反对，而官员即使想接受也不会公开支持的。您认为，有实施的可能吗？

    何家弘：关键是高层领导的政治决心。如果下决心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推行的，而且效果一定是很好的。这种做法从某方面来说确实会损害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并使“政府”担上保护坏人的恶名，但是可以让我们放弃过去的腐败包袱，集中力量打击今天的腐败，预防明天的腐败。对待不同声音的民意，可以通过学者呼吁，媒体传播，把道理分析得更清楚、透彻。百姓的反腐败呼声可以为反腐败提供压力和动力，可以为反腐败营造环境和氛围。高层领导也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认为现在时机还是不错的，因为当下中国人民的容忍度还是挺大的，比较容易满足。虽然有人骂声不断，但是毕竟生活改善了。如果执政者真正释出反腐败的善意和诚意，老百姓会理解和接受的。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严惩警察腐败，三年间200多名警员入狱，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游行冲击廉署，最后港督当夜颁布特赦令，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类似的情况，韩国也搞过。好的制度都是由高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但是一旦制定出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感恩戴德。我们的执政党一定要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让人民接受的、对世界文明发展有利的制度。这些年，中国出口了很多人才，也出口了很多商品，包括服装、鞋、包等等，如果我们能出口制度，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很高。无论是否采取您的方案，您认为中国财产公示制度什么时候能出台？

    何家弘：三年之内应该会有一个交代。但如果没有相关的“解套”措施，财产申报制度即使出台，也是“虚的”，难以落实。我希望能够看到真正公开可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本报特约评论记者 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