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拒弃世界领导权 概述

【本书简介】
美国政府禁止日本出版的书：这本书的出版很不容易，而且给作者带来很多麻烦，许多大学都不敢让他任教，作者其他作品的出版也一直受到正统经济学家的抵制。本书的日文版本来已经签好出版合同，但是在美国外交界的压力下，合同不得不取消。这是一本比《货币战争》还要好很多的书。——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崔之元
第一部分
美国金融帝国
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两难
战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规划
将其国际收支推向赤字的冷战
美国金融帝国的新特征
赤字如何成为实力而非弱势的源泉
新型帝国
当今的金融不稳定与20世纪20年代情形之比较
世界脱离美元化走向金融自主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
政府间债务的缘起
第三部分
1921-1933年间世界平衡的崩溃
第四部分
美国拒弃世界领导权 概述
罗斯福会见胡佛讨论债务问题
法国拖欠了债务而英国只象征性地支付了一点
麦克唐纳和赫里欧访问华盛顿
为伦敦会议做准备
罗斯福的"炸弹"炸碎了伦敦经济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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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拒弃世界领导权 概述
美国，特别是其政府，在战争中不仅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要的债权人，而且是一个对外国政府几乎不讲兄弟情谊的债权人。它并不认为其优势经济地位使其有责任稳定世界的金融和贸易。如果欧洲希望将其劳动力和资本转向生产武器而不是偿还债务，如果它继续坚持历史上的相互敌对立场，正如强加于德国的繁重的《凡尔赛条约》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不必感到有义务纠正之。
因此，美国政府没有像"二战"后所做的那样，努力创建一种能够向外国提供新贷款的机制，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还款融资。美国也没有降低关税以向外国生产商开放市场，以此作为使其能够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的办法。相反，美国倒希望看到欧洲的帝国解体，也不介意看到各帝国政府的财富流失，这些财富往往被用于美国人普遍不怀有好感的军事目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未能领导重建世界经济和认识到内在于美国新经济地位的金融和商业政策的义务，这致使其战争贷款无法收回。
经济上，美国的态度是敦促欧洲政府削减军事开支和/或降低生活标准，允许其资金外流和物价下降。以此方式，美国希望重建世界收支平衡，即便面对日益高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全额清偿作为大战遗产的盟国间债务的压力。
这不是一种经过明显深思熟虑或现实的立场，但许多欧洲要人持有同样的态度。在努力应对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金融崩溃的过程中，一些反德作家如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和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向他们的政府提供了建议，他们坚称德国只要坚持节衣缩食，就可以偿还估算的赔款。
这与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对现今债务国的态度是何其惊人的相似。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国际收支调整所做的主张，如同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一样，是弄巧成拙的。美国政府一方面坚持要求盟国全额清偿其战争债务，另一方面在国内制定日趋保护主义倾向的关税措施，从而使得这些债务的偿还变得不可能。
当债务人拖欠时，私人投资者通常不得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但美国政府显然不打算放弃其压在协约国身上的债权人地位。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迫使那些国家又加紧了对德国的压制。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20世纪20年代，是为了研究国家如何做到不是按照其认定的私利，而是以一种坚决地反对陈腐经济观念的姿态行动。从战前时期延续下来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它未能认识到债务已成为脱胎于"一战"的世界经济的沉重枷锁，这些债务远远超出其偿还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除非债务国从债权国借得私人贷款支付给债权国的政府，否则这些债务是无法清偿的。美国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借款给德国的市政当局，后者又将这些美元移交给德国中央银行以向协约国支付赔款，协约国再将之用于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战争债务。因此，世界金融体系之所以没有陷入困境，完全是由于私人部门与市政债务间所建立的均衡缓解了政府间债务问题。
其后的经济崩溃引发了与霍布森、列宁和其他战前世界外交理论家所分析的过程不同的行为。19世纪，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世界银行家的角色，为其殖民地和附属国提供必要的贷款以维持英国工业所希望的国际生产分工。"一战"后，美国政府不再奉行这种政策。远见卓识的帝国主义应该寻求将其他国家变为美国的经济卫星国。但美国并不需要欧洲的出口品，由于美国自己的股市表现优异于欧洲，美国投资者对欧洲股市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美国本来可以提出条件，据此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从而使别国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它本可以详细列出其所需要或愿意接受的进口商品。然而，它没有要求或者甚至允许债务国以出口的形式向美国偿还债务。它的投资者本可以列出其想要购买的外国资产，但是私人投资者被美国所坚持的政府间金融协定所排除在外。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迫使欧洲国家从世界经济中撤离，并转为内向型。
我将不遗余力地通过国际经济的调整来恢复世界贸易，但国内的情况紧急，不能等到实现恢复的那一天了。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就职演说，1933年3月4日
政治领袖们的工作不是根据看来最符合全世界利益的广泛原则而采取经济政策。选民们希望本国领导人追求的是本国的利益。目光远大的领导人可以追求长期的利益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好处，而且世界经济的增长毫无疑问会有助于一国长期利益的实现。但是，在实现世界经济增长的一路之上所采取的手段，必须反映各种对一国利益的有意识的追求，而不是任由某些手段导致本国的利益从属于其他经济体的利益。
没有一个国家表现得比美国更加清楚国家的自我利益和世界主义的理想之间的区别了。这部分是因为美国国会对国际政策拥有否决权。由于行政分支要向代表各自的地方利益的参众议员们负责，所以对于行政分支来说，甚至在国家层面上运用美国的政策都是异常困难的。自内战以来，只有当政治家们认为更为开放的贸易和市场、货币稳定以及世界领袖的责任等方面的政策构成了对美国自身繁荣的支持时，他们才会抛开保护主义，转而追求这些政策目标。当国内的经济扩张要求联邦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美元的竞争性贬值、农业保护主义、工业贸易配额以及其他形式的对国际主义原则的放弃时，美国总是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快地采取民族主义的政策。
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对于理解美国的国际关系也很重要。在传统上，美国的经济政策视这个市场为经济增长的主推动力量，而不是依赖于外国市场来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这一自我依赖的政策正是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敦促欧洲采取的政策，他希望欧洲以此政策来代替通过殖民主义--它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来垄断外国市场的努力。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孤立主义包含有理想主义、甚至是反军国主义的元素，至少从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的表述来看是如此。雷克斯·塔格维尔(Rex Tugwell)的导师西蒙·帕藤(Simon Patten)的富足经济学(Economics of Abundance)是与他对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区别结合在一起的。西蒙·帕藤：《经济理论文集》，由雷克斯福德·塔格维尔编辑(纽约：1924年版)。更为一般的讨论见我的综述《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纽约：1975年版)。
在历史上，欧洲国家更具国际导向。这导致它们制定政策时依据的是对称的经济权利，从而为各国家彼此之间的自愿贸易、借贷和投资提供了基础，从而扩大了总体的市场。当然，它们对于自由贸易有利于主导国家这一点是有认识的，这正如自由的资本运动有利于债权国一样。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从贸易转向金融，再加上在债务重压之下的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通货膨胀，促使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视货币稳定为稳定的贸易和繁荣的前提条件。欧洲对国际主义的强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贸易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要远远超过美国--达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而美国只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欧洲试图实现稳定，以此作为商业复苏的前提条件。
尽管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此，但盟国间债务以及与此有关的贸易问题根本就不是确定无疑地能得到解决的。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党派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上存在地区间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事实上，美国的政策正在进行调整，以适应欧洲在经济上的要求，但罗斯福当选总统意味着这些政策会出现大部分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大部分的欧洲人--此前都认为将会不可避免的大逆转。对于即将主政的民主党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放弃美国对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债权当然更不例外。不过罗斯福的顾问们很快就看到了看来确实不言而喻的金融事实。"截至1931年6月15日，我们收到的本金是75 000美元，而利息却达到了19亿美元。"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首次新政》(1966年版)，第25页。
利息费用因此达到了本金偿付的近两倍半。随着欧洲债务的堆积，它们没有得到清偿，而且如果不进入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市场从而取代美国的出口、或者如果不没收欧洲的私人财产--而这将导致政府大规模地侵犯产权关系--来偿付美国政府的话也确实无法清偿，欧洲似乎在金融上原地踏步。事实上，在罗斯福执政的整个12年时间里，美国恰恰让它自己处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位置上，即为了将大企业拥有的财产上交给美国政府而敦促对这些财产进行国有化。当然，美国打算转而将这些企业出售给美国私人部门中的买家。但这一金融过程存在着改变世界的主要产权关系、将所有权从债务国那里转到债权国那里的危险。对于这样一种结构性的改变，胡佛及其内阁并没有准备进行。
罗斯福却愿意彻底打破这个传统的世界观，这种迹象反映在莫利充满讥讽的评论中，他说"截止那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崩溃"很难说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金本位和自由贸易的理想是不可动摇的正统的两个支柱，这两者也是国际银行家们、我们的经济学家当中的大多数、曾经涉猎国际关系或经济学领域的每一所东海岸大学的几乎每名毕业生的信念--已经着手去发现补救国际经济体系的办法。他们一致同意问题在于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他们宣称，如果取消它们(所有公私债务中的这些特定的债务)，或者以它们来换取欧洲的普遍裁军或英国的恢复或不恢复金本位，我们就会根除造成我们的麻烦的原因。大西洋对岸各国中支撑这套处方的观点是如此深思熟虑--至少在学术和自称是'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是如此，以至于如果不接受这些观点竟然就是不体面的了……只有那些可能受其欺骗的人--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固执地拒绝轻信这些观点。"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69页。以下的讨论依据的是莫利在1939年和1966年的叙述，它们是有关美国在那一年与欧洲进行债务和金融谈判的材料的主要来源。亦可参见美国国务院的《美国的外交关系：1933年》以及菲斯(Feis)、塔格维尔、胡佛和赫尔(Hull)等人的回忆录。罗斯福和莫利当然不打算受到如此的欺骗！
尽管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号当选为总统，但他要在近四个月后、即1933年3月4号才会就职。这一段空位期反映了美国政治体系的一个独特的特征，它是以前时代的遗留物，那时交通还没有发展到能将远在加利福尼亚的新当选官员很快运到华盛顿的程度。(即使航空运输已经成为当今的标准运输方式，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在选上后仍要近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就职。)这个空位期让胡佛政府处于"跛脚鸭"的地位。政党控制的更迭对于美国对一战债务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不仅欧洲政府对此很关注，胡佛政府也是如此。当时的空位期有中断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的危险。欧洲的外交家们和胡佛本人都想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在公众面前做出的姿态，还有即将履职的政府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鉴于英法两国11月10日的照会，这个问题是如此之紧迫，以至两天后，即11月的12号(星期六)，胡佛向当选总统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与他当面讨论外国债务问题。国会一年以前通过的延期偿付计划已经到期，而大笔的偿付按进度要于12月15号进行，最大的两笔分别是英国要支付的9950万美元和法国要支付的1930万美元。
罗斯福及其顾问们对收到胡佛的电报颇感惊讶，因为即将离任和即将上任的总统之间的晤面似乎是没有先例的。很明显，胡佛希望罗斯福对共和党人背着选民们进行谈判的债务清偿方案做出承诺。在罗斯福这一方面，他要竭尽所能地避免对"12月15日问题"--如果欧洲拒绝支付按计划它要恢复支付的盟国间债务时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承担责任。他不太可能拒绝与胡佛的见面，但他不希望他自己成为胡佛看来正在与欧洲达成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我们完全确定，外国政府说它们无力偿付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假的"，罗斯福邀请的与他一起同胡佛见面的雷蒙德·莫利如此写道："即使这种说法是真的，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看来可取的--至少对此而言是可取的，即保留债务以提醒我们的债务国：它们会发现为在这个国家发动另一场战争提供资金将会非常困难--换取战争债务的安排。"莫利：《七年以后》(1939年版)，第70页。对于罗斯福政府与欧洲展开金融谈判的喧嚣混乱的第一个半年，雷蒙德·莫利撰写了最为全面的报告：《七年之后》(1939年)，随后是《首个新政》(1966年)，后一本书是对前者阐述得更为详尽的第二版，加入了在这之间的三十年里出版的资料来源，以更具哲学思考的方式讨论了美国处理盟国间债务问题的日常政治。
莫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公法教授，作为罗斯福的个人顾问，他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分配给他的职责包括处理"外国债务、世界经济会议、监督经济顾问们的工作，以及总统指派给他的有关外国和国内政府在这一广泛领域方面的其他职责"(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81页和第116页］和《首个新政》［1966年版，第60页］)。作为一名孤立主义者，他并不愿意在国际主义者的考代尔·赫尔(Cordell Hull)国务卿手下工作，后者是一名来自田纳西州的坚定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他放弃了实际上是终身制的参议员席位而在罗斯福的内阁中任职。但罗斯福之所以挑选莫利担任助理国务卿，正是因为他"让欧洲见鬼去"的态度，而且罗斯福让他独立于赫尔行事。
莫利、塔格维尔以及顾问们的立场为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中剩下时间里的政策定下了基调。一个不变的主旋律是：正是为了不让欧洲有钱用于重整军备，所以美国政府不应放弃其债权。其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欧洲停止军备，它就会有钱支付其债务了。如果它选择征用私人财产的话，它也能筹集到这笔钱。
让美国的这些态度在今天显得如此令人着迷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除了夏尔·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提出过如此的要求，尽管大部分欧洲人不同意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活动，而且它们手里当时正在积累大量的美元，而它们发现这些钱无法用于购买美国的工业企业，甚至是这些企业所持有的欧洲资产。正如以后各章节所指出的，情况恰恰相反；尽管美国相对于欧洲转而成为了债务国的地位，美国的私人投资者继续购买着欧洲的公司。在回顾美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外交政策时，我们应该牢记20世纪30年代与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70年代之间的这一对比。它说明了在改变基本的金融和财产结构时要得到国际上的默许有多么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