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4越狱者的错位人生(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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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越狱者的错位人生(组图)
2009-10-30 02:16:00 来源: 云南信息报(昆明) 跟贴 2 条 手机看新闻
殊途同归。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归路。当4个80后的年轻人从不同的故乡出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历经了不羁青春之后，他们，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相遇。几年后，他们一起上演了一场中国版的“越狱”活剧，66小时后，剧情戛然终止。一人被当场击毙，等待着其余3人的将是严厉的审判和多项罪名。
据参与审讯的民警透露，越狱案的两名主犯初步锁定为董佳继和乔海强。其实，董佳继和乔海强早在一年前就开始谋划越狱，经过多次构想设计，两人觉得势单力薄，就在实施计划前半个月左右，又将李洪斌和高博拉来入伙。
四个方向的青年和少年，他们曾经爱家人，也爱别人。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却又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来自乡下、迁徙、漂泊、父母离异、家庭变故、辍学、懵懂入世、走上不归路。他们的人生从此错位。
检索他们曾经的青葱岁月，沿展他们相似的命运轨迹，我们希望带给世人更多的警醒与思考。
乔海强：也曾是“花样男孩”
与媒体公布其“割喉自杀未遂”的照片判若两人。
10月26日，乔文强拿出一叠亲生哥哥的旧照片，摆给记者看时，一张合影照格外令人触动。
照片约摄于1992年，乔海强就读的家乡光荣小学门前。乔海强小小的个儿，蓄着平头，穿着红色抢眼的大花上衣，在阳光下帅气地微笑。
“花样男孩。”乔文强和记者想到了同一个词汇。其实，直到越狱前，在乔文强的记忆中，“二哥”一直都是阳光和帅气的。事后他也看到过网上哥哥“割喉自杀未遂”的照片，“很痛心，简直令人不敢相信”。
时光恍惚17年。同一个人，两个世界。
乔文强最后一次见到“二哥”，是今年5月，他到呼市第二监狱，探视大他3岁的乔海强。“他那时还告诉我，在外面千万不要做违法的事，不要走他的老路。”
“凭我对他的了解，他绝对不会自己想到越狱，他的无期已经改成18年了，怎么着都能活命出来，他干吗要去冒这个险？”乔文强反复替“二哥”辩解。
过继的“三儿子”
虽然是亲生兄弟，但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隆胜乡光荣三队的村里，乔海强和乔文强却分属两个家庭。
阐释乔海强的身世，因此成了一件相当费劲的事。
乔海强的生父乔二白，如今仍住在光荣三队的一个村院里。10月26日上午，他也费了很多口舌，才把事情前前后后讲明白。乔海强的养父叫乔其，也就是乔二白的大哥。当年乔其家连生了两个女孩，一直没有男孩。而乔二白生的3个孩子都是男孩，乔海强是老二。就在乔海强出生还没满月的时候，为了弥补哥嫂家的遗憾，便将乔海强过继给乔其做了“三儿子”。乔海强自小是跟着养父长大的。
乔二白和乔其的家，在村子里一前一后。又因为生父的关系，乔海强实际和乔二白的家庭也非常亲密。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有村民说，乔海强自小是被疼大的，两个家庭对他都很娇惯。
但儿时的乔海强，在老老少少村民口中，是一个“又聪明，又可爱”的“好娃娃”。“小时候很乖，没听说打过架，跟人起嘴仗什么的。口碑挺好，挺和善的。”村民说。
在家乡读完光荣小学，乔海强又到附近的狼山镇中学读了一年半的初中。初二这年，乔海强突然辍学了。乔文强解释原因，“他那时学习成绩还可以，脑子挺好用，但就是不想念了，说一学习就头晕。”
辍学后不久，乔海强就跟随养父，举家搬迁。
养父母离婚后浪迹社会
那是大约1996年，乔海强15岁时，乔其举家迁到了呼和浩特市。
还在巴彦淖尔老家时，乔其就在市镇中心的临河区开过厂子，制售胶水。后来厂子倒闭了，就转去呼和浩特包工程，再后来就在呼市团结小区盖房安了家。老家的房子则作价5000元卖给了邻居。
变故也正在这时发生。迁居呼市不久，乔海强约16岁那年，乔其和原配妻子离了婚，乔海强跟着养父。
生父乔二白说，海强真正的变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乔二白说，自从乔海强的养父母离婚后，乔海强就“一直没人管了”。离婚后不久，乔其再婚，并于1998年又生了个孩子，乔海强就越发旁落了。
“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缺少人管教，又没有生存能力，他能怎么办？所以很容易就走了错路，结识社会上一些不良青年。”乔二白说。
一直无业的乔海强过起了浪迹社会的生活。据后来公安部门透露的情况，乔海强为了维持生活，便想到了租车抢劫这招，并多次作案。
案发之前，乔海强的管教问题已经成为生父和养父碰面讨论的问题。大约2002年前后，乔二白说，一次大哥告诉他，他自己又成了家，已经管不了海强了。
这时，乔二白的一个嫂子曾劝他，干脆把海强重新再引回来。“但那时他都20来岁，已经大了，他自己也不愿意再回来。”乔二白说。
2004年，乔海强犯事被抓的消息传到村里，乔文强心里难过了好几天，他怎么也不相信，挺好的哥哥，怎么到外面就学坏了呢？
以抢劫罪获无期徒刑
2004年之前，乔海强偶尔会从呼市回到家乡，跟弟弟聊天，那时，乔文强丝毫没感觉到哥哥在外面的变化。
据当地司法部门透露的信息，从2004年4月开始，乔海强就单独或伙同他人，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作案，袭击目标多为出租车司机。仅当年5月28日至6月19日，23天的时间就连续作案9起，平均不到3天抢劫一次。
在目前已知乔海强抢劫出租车的9起案件中，所抢款物折合人民币最多一次是1350元，最少的一次是180元。此外还有一起非出租车类抢劫，乔伙同苗某蒙面持刀闯入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一金银首饰店老板白某某家，抢走总计价值3万元的物品。
2004年6月21日，乔海强被呼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4日经呼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在呼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因乔海强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予以酌情考虑。依据刑法，法院最后以抢劫罪判处乔海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00元。
“不太正常”的现象
乔海强被收监后，生父乔二白曾去看过两次。
“生下他，却把他给了养父，现在看来，他肯定埋怨我，如果是跟着我，在农村老老实实呆着，肯定不会走到今天。”乔二白暗暗自责。
乔文强去探视亲二哥后，则更多的带着对监狱管理的疑虑。他说，2006年他有一次去监狱看“二哥”，发现那时在砖窑上干活的“二哥”有根手指头骨折了。乔文强说，还有一次，乔海强所在的呼市第二监狱有人跳楼，正好跳到乔海强身上，为此他还去呼市第二附属医院治疗过。
乔文强还提起一个在他看来“不太正常”的现象，“乔海强在呼市的姐姐说，他今年要钱的次数特别多，有一次向她要了2000元，姐姐也不明白，他在监狱里，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今年不久前，乔海强在狱中曾给弟弟打过一次电话，让他帮忙交手机话费。乔文强当时就纳闷，他在监狱哪来的手机？还可以打电话？
高博：年幼丧母兄妹浪迹
一连好久没下雨，刚露头的冬麦田裂开了口子。一个穿迷彩的少年端坐拖拉机前座，对着好几辆意图绕上这条乡间土路的车辆，又是吆喝又是打手势。少年身后，是正在汩汩抽水浇地的水管。这条路已到了头。
少年背后，就是高博出生的河北省玉田县石臼窝高家庄子。
4岁丧母
25日中午，42岁的高猛良(化名)一见院子里有陌生人来，赶紧大声称：“高博他早不住这了，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了……”而他背后门框上，一个小小的蓝色门牌正写着：石臼窝镇高家庄村××号。这是高博通缉令上的身份证地址。
高猛良是高博的五叔，也是最小一个叔叔。在高博一家10多年前搬离老家后，高博和他妹妹高云的户籍，就落到了五叔高猛良家。高博出事后，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打听高博的事，这让高猛良很闹心。
高博父亲那辈兄弟姊妹8个，其中有五个儿子，高博父亲排老二。“五弟兄中，也只有二哥和四哥是读书出去的”。说起高博，高猛良依然不停地叹气：“这孩子可惜了，小时候挺听话的，学习也好，就不知是啥时候一只脚踩歪了……”
高猛良讲，高博的母亲也姓高，在家中三姊妹中排老二，父亲高猛田在秦皇岛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石臼窝小学当老师。后来经人介绍，倒插门到他母亲家。高博兄妹在庄里出生后，一家人倒也和和乐乐。可好景不长，没多久，他母亲就被检查出得了乳腺癌。高博四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那一年，高博的妹妹高云才2岁。
母亲去世后，高猛田似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其后不久，高博的小姨也患乳腺癌去世。
父亲再婚
据高家庄人回忆，高博上小学时，有段时间还住在庄子里，后来则随父亲搬到学校去住了。“他父亲先是在石臼窝小学、后到石臼窝中学教书，高博和他妹妹都一直跟着他爸”，高猛良称，高博母亲去世后，他们见到高博的时候就挺少了，最近十来年更没怎么见过。
“他上小学时，很聪明，很听话，成绩都是班上数一数二的，他妹妹成绩也好，但总体还赶不上他”，在高猛良夫妇印象里，高博小时候一直是个“好孩子”形象。高博出事后，石臼窝小学一位曾教过他的小学老师，在百度玉田吧留言，对高博的评价是：老实、好学、上进。
在高博生母死后几年内，有人又替高猛田介绍了一个当地女子，做高博第一任继母。“那人脑袋有些毛病”，庄上人讲，过了大约两个多月，高博的第一任继母就离开了他们家。
在他父亲离开石臼窝中学前，又有人替高老师张罗了一门亲事，将玉田周边一离异后带有一小女孩的另一名女老师于某某介绍进了门。“他爸结婚后不久，两个人就又一起调进了城里，都到玉田三中教书去了，并在城里重新买了房”，高猛良讲，自从他爸爸再婚后，他们兄弟间也基本上断了来往，万一有事也是高猛田发个短信过来。对高博，老家人也见得越来越少了。
越狱案发后，高博在玉田一下子成了大名人。一位他昔日的同学在网上留言：高博学习不错，篮球玩得也不错，字很帅，歌唱得好听。玉田另一女性网友回忆18岁的高博：瘦瘦的、走路腰板挺得特直、声音略有些沙哑、爱笑、喜欢打篮球。也有人称，高博第二任继母对他和妹妹不能容忍，高博父亲则对其唯唯诺诺，读中学时，高博放假也只能借住同学家，经常不回家。有一天深夜，高博回家敲门，他父亲硬没让他进门。为在城里买房，在老家房屋被卖出后，兄妹俩基本上无家可归。
高猛良已记不清高博是哪一年辍学的，只记得中学没读完。对高博现任继母，他更不愿意做出任何评价，只称：尽管他父亲在城里有了新房子，这么些年，高博和他妹妹似乎一天也没有去住过。玉田三中后勤处一位领导则形容，高博继母于某某“话多”、“比较能说”，是教地理课的老师，高博父亲高猛田则比较文静、古板、沉默，对工作比较认真负责，二人性格反差很大。这位领导也证实，后来高老师夫妇新买的房子，是用于某某带过来的女儿名字登记户主的。
尸体仍无人认领
25日下午，是星期天。按玉田三中多年的老规矩，学生们都会在这一天下午提前返校，相关老师也会提前返校。但负责后勤伙食采买的高猛田，这天依然不见身影。
“已经至少四五天没见着他了”，一位同样在学校后勤办公室工作的老师称，他家里出这么大的事，还真担心他扛不下来，“毕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另一位在学校后勤处的郑主任则干脆称，从今年暑假开始，高老师就基本上很少来学校了，“工作上的事，需要交待什么，也通常就通过发短信作沟通，他家里电话也打不通”。
2003年，高博一个人在内蒙古包头市“口口香”饭店打工时，因一名前来就餐的顾客先骂了他，二人发生口角，继而发展到厮打、持械斗殴，最终将人打死。2004年2月23日，包头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随后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其死缓，并于同年6月17日送往呼和浩特第二监狱。
“高老师也真不幸，自己年幼时父母双亡，中年丧妻，晚年又丧子，尽管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学校声誉，但学校现在基本上默许他休假了”，玉田三中一老师称，今年暑假学校体检时，他老婆又查出肾上有毛病，很严重，随后去北京301医院手术，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他一个弟媳妇又得了白血病，也是至今未出院。高博妹妹高云则外出打工多年，据说在北京从事服务业，“境况也很不好”。
“稚嫩时，母亲亡，留下兄妹苦断肠，难、难、难；成长中，父爱失，尝饱冷暖无尽长，少、少、少；现如今，人未土，恰似他走无归处，急、急、急；高庄人，亲上亲，回归故里母子逢，盼、盼、盼”，10月23日，玉田网友在网上留言，希望能有人尽早去帮高博收尸，早日回归故里，甚至有网友还提出了愿意赞助一些行程费用，或者建议由高博户口所在地的村委会前往领回。但截至目前，高博尸体仍还无人前往认领。
李洪斌：曾辍学放羊也被父母“放羊”
从内蒙古通辽市区往西南边走约50公里，就到民主镇窑营子村了。这里，是一度被内蒙警方称为“10·17”袭警越狱案“主谋”的李洪斌的故乡。
21年前，李洪斌在此呱呱坠地，在这里生长，然后，随着父母背井离乡。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越狱事件，乡人几乎忘记了这个少年曾经在这里留下的顽皮与欢笑。而现在，李洪斌留给乡人的记忆也已经破碎斑驳。
李洪斌的人生轨迹，被其家属及乡人认为是：一个疏于管教的农村娃误入歧途的故事。
不爱学习的农家娃
这是一个蒙古族和汉族杂居的村落，世代主要以务农营生。如今，窑营子村有700多户，2000多口人。
1988年，蒙古族青年李荣的儿子降生，这就是李洪斌。
农民李荣还是个手艺不错的木匠。1995年，在李洪斌7岁的时候，李荣夫妇在村子西头盖了座四大间的砖瓦房，“这在当时算是比较殷实的了，现在也是。”有村民说。
在李洪斌上学前，李的弟弟降生。在李洪斌堂弟的眼里，堂哥是个很照顾弟弟的人。如果有人欺负了弟弟或者堂弟，李往往会帮他们出气。
李洪斌的家人说，“这孩子没什么毛病，跟普通的农村孩子一样，”但有一点，就是“学习不好”。
由于不爱学习，在民主乡(当时还叫“乡”——记者注)中学读完了初中一年级，李洪斌辍学了。
不上学，李洪斌能干什么？“农村的孩子还能干什么，最多就是在家里帮忙干农活。”李的婶婶说，李洪斌身体素质好，长得快，很快就长高了，能帮家里干很多农活，“很能干”。
越狱事件发生后，离开故乡多年的李洪斌又重回到乡人的视线。但窑营子村部分村民对李洪斌的印象已经模糊，有一点倒是肯定的，“这孩子就是个农村娃娃，当时没有什么毛病，也没干什么能让大伙记得住的坏事。”
离乡谋生的日子
窑营子村耕地平坦，而且肥沃。一亩“大田”，所产苞米将近2000斤。李荣家的大田近30亩，李家的小日子“能吃饱饭，够吃够用吧”。但李荣并不满足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有木匠手艺的李荣，在农闲时决定去呼和浩特找找活干，闯荡一番。
大约是在2004年，李荣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呼和浩特。小儿子借读在一个小学，而早已不念书的李洪斌，跟在父亲屁股后边闯荡讨生活。
自此，每年仅随父母回家过年一次的李洪斌，开始淡出了乡亲们的视线。
李荣最先帮人搞装修，再接下来是做些建筑的活儿。彼时，李洪斌也开始学着闯社会了。
从农村来到了花花绿绿的省会城市，李洪斌的心里是否悄然发生改变暂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洪斌觉得自己需要挣钱。
“十多岁的孩子，开始要学着挣钱。”夏天，李洪斌便干起了装潢的活儿，或者在建筑工地里当小工，“干的都是零活、散活，不固定。”李的小叔李海说。北方冬天奇冷，这些活往往在冬季便停工了，彼时，李也只能“歇业”。
在呼和浩特谋生的日子，想必是比在窑营子村生活得更好。为此，李海做出了长期在此讨生活的打算，村子里撂荒的几十亩土地，干脆租给了乡人耕种。
对李洪斌而言，他考虑的是如何赚更多的钱。夏天可以帮人装修或者搞建筑，冬天呢？
李洪斌后来找到了冬天可赚钱的门路，到洗浴中心当服务员。
“浪打浪”里的服务生
李洪斌在呼和浩特一个叫“浪打浪”的洗浴中心谋得了一份差事，工种是“服务生”。所谓“服务生”，也就是事无巨细都要帮忙打下手，让老板和客人都满意才有钱可赚。
李荣并不反对儿子的选择。“反正他也不念书，总得找些事做。”
一个事实是，李荣对儿子李洪斌并未刻意进行家教，“农村的孩子都这样，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么小的孩子能坏到哪里去？不读书，当然要帮家里赚钱。”
进入洗浴中心工作之后，可供佐证的事实是，李洪斌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他也结交了一些朋友”。
李洪斌结交怎样的朋友？李家人并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应该是社会上的一些人吧。”李海推测。
李家的男人都长得孔武，17岁的李洪斌也不例外。“他体质很好，很壮实。”李的婶婶说。
在洗浴中心干了近半年之后，2007年，李洪斌因盗窃、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洪斌出事的消息传到李家人的耳朵里，“这么老实巴交的一个孩子……”李家的人惊呆了。
李的小叔李海认为：“在大城市里，看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尤其是在洗浴中心这种地方干活，什么人都有，他应该是受到了诱惑；小孩子自控能力又不太强，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李海分析说，年轻人想做很多事，但都需要钱，“他肯定是没钱又被大人教坏拉下水了。”
父母悔不当初
案发时，李洪斌还是未成年人。判刑之后，李被关押在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服刑。
在农村，李洪斌辍学后帮家里放羊，到呼和浩特谋生后，李荣也对儿子采取了“放羊”政策——李荣夫妇悔不当初，但他们太爱这个儿子了。“如果是个坏小子，早就不管他了。”为了方便探监，李荣做出了“定居”呼和浩特的打算，他把在窑营子村的房子卖掉，让自己断了回家的路。
在越狱事件发生前十多天，李的母亲还曾到监狱探望李洪斌。
决定背井离乡到呼和浩特谋生的李荣，看似已经认命。他已经多年不干木匠、帮人搞装修了，他在呼和浩特的某个市场，做起了卖熟食的行当，“生意还不错。”
对于儿子李洪斌的越狱行为，他现在只有一个态度：面对现实——“一个农民，还能做什么呢？”
董佳继：随父离乡18年
烟盒里只剩下4根烟，记者掏出分给对面的4个村民，4人不约而同将烟递回，“你抽嘛”——眼睛盯着捏空的烟盒，让给记者。
这就是内蒙古商都县屯垦队镇贾家村纯朴的村民。10月24日上午，在刮大风，却射着阳光的村口，10余村民围拢着，聊起最近令他们集体震惊的一桩事——村里出了个杀警越狱的逃犯。
呼市第二监狱4名越狱犯之一的董佳继，就出生在内蒙古这个不通公路、茫茫壁野中的小村庄。
然而，几乎没有人还能记住董佳继这个名字。“走了快20年，都不记得了。”只在个别人的印象里，还隐隐约约留着个“军军”的小名。
“军军”在村庄的最后身影，“还不到10岁”，“是个细马撩挑(方言，指高瘦)的小孩子”、“挺好挺乖的那个娃”——村民们这样描述。他们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董佳继就和爸妈一起举家迁离，搬到山西省大同市去了。
村口西边的一块空地，曾是20年前贾家村小学的旧址。董佳继在这里读了两年小学，“聪明，老实，学习可好了，老师对他也可好，总夸他。”村民马占义回忆。
在村民董秀的记忆里，军军的爷爷原来是商都县供销社主任，父亲董鹏读过高中，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每年春节村民们找董鹏写春联，“在村里算得上是个能人。”
董佳继出生的1982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也几乎从那时起，贾家村开始出现随后愈演愈烈的搬迁潮——一部分走出村庄的成年人，在感受到外面的热闹和精彩后，陆续搬离家乡贫瘠的土壤。到90年代初，董家也成为这股持续的潮流中的一员。
“村里只要有点本事的都出去了。以前村里有60多户，现在只有40来户了，90%的年轻人都走光了。”
贾家村是个靠天吃饭的村庄，近5年连年大旱，靠种小麦、油麦、葫麻等为生的村民，连买种籽、化肥的钱都赔进去了。留在村里的靠国家救济，一亩地每年补贴200到几十元不等。遇上收成好的年份，种地也就能解决点口粮。
董家的三间土坯房，如今还矗立在村口西边。村民说，这片土坯屋在迁离时，董家以500元的价格卖给一个姓王的，后来又被王以300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一户姓陈的。新主人添了新窗加了红瓦，扔下房子跑到东苏旗的大草原牧羊去了，房就一直空着没人住。
“在家是个好娃娃，去了大地方就学坏了。”村民们普遍这样总结。
小学三年级辍学
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大同。位于南郊城乡接合部的周家店到处在拆迁，村委会介绍，这里常年聚集着2万多的外来人口，拆迁将大大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10月25日，在一片门墙喷着“拆”字的老式杂合院中，记者找到了蜗居在狭小平房中的董鹏。10余平米的空间，除了一张桌子，一台电视，就是一张占据了三分之一面积的大炕。
独自一人在家的董鹏表情惊愕，眼睑下的黑色，陈述着他连日来的疲倦和心事。
“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听天由命了。”董鹏沮丧地不停摇着头。
1991年，在董佳继8岁时，随父母来到大同的这间小屋，一住就是18年。那时董鹏32岁。“家乡太穷了，没办法活下去了，要是有一点办法，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18年前的记忆里，周家店也是贫困的郊区，“但总比我们家乡富裕”。夫妇初到城市后，董鹏四处打零工，帮别人背沙子、水泥之类的，一天能挣20多块钱。妻子胡淑芳在饭店洗碗，两人每月挣的钱勉强能够糊口。胡淑芳原是董鹏在家乡的村邻，“一天书都没念过”。
“如果有一份相对稳定点的工作，孩子今天不会走到这一步。”董鹏总结儿子的今天。
读过两年小学的董佳继，来大同后在周家店附近的新添堡小学继续读三年级，但一年后就没读了。“当时我和他妈妈也没时间管他，每天一出门，想的就是怎么赚钱，一家人要吃要喝，没心思顾小孩了。”董鹏至今懊悔，但说起那时也是没有办法。
辍学后的董佳继，每天足不出户，在家带妹妹。“那时性格可好了，每天给妹妹做饭吃，邻居都说，军军真听话，羡慕我这个儿子。”
“孩子懂事早，很体贴人，一块方便面，掰几块分给家人吃，自己不吃。有时在家给妹妹煮饭，饭少了，就让妹妹先吃，自己吃剩下的。”
董鹏还记得，“有一天，妈妈说，今天米少了，我们将就吃一口，他就非说自己不饿，晚饭不吃了，让妈妈和妹妹吃。”
14岁那年，军军对父亲说，想参加工作了。那一年，他找到一家个体店，帮姓郝的老板卖汽车配件。由于干活卖力，郝老板对他相当信任，让他晚上就住在店里。“在那之前他都是个好孩子。”
16岁的江湖
到16岁那年，董佳继离开了郝老板的汽车配件店，混迹于社会。那时，董鹏隐隐约约感觉到，儿子经常和一群社会上的孩子来往密切。
“这些孩子大部分和军军一样，都是从外地来的，有河北的，有山东的，有内蒙的。年龄也差不多，相差个一两岁，就是这段时间学坏了。”
但疲于生存的董鹏，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儿子开始夜不归宿，对一家4口挤住在一张大炕上的董鹏来说，虽然为儿子担心，但没有儿子的夜晚，家里的炕上还是宽松了许多。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直至后来儿子一年只回家三四次，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而且董鹏愈发感觉到，军军平日对父母、妹妹的那种体贴、义气，渐渐移植到他周围的伙伴身上，用董鹏的话说，“太江湖了”，“宁可自己吃亏，也要为朋友两肋插刀”。有一次，军军的一个朋友，要回河北老家，手里没钱了，军军就回家向董鹏硬拿了300元钱。“自己没钱，也要为朋友着想。”
董鹏后来知道，儿子成了他们那个团伙的“头”，团伙有七八个孩子。也渐渐知道了他们暗地里偷自行车、偷摩托车，“有时一辆摩托车二三十块就卖了，有的卖不了就扔了，怕暴露。”
1999年，董佳继第一次被抓时，虚岁18岁，罪名是盗窃，赃物有10多辆摩托车和数量不详的自行车。同年4月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2002年2月8日刑满释放。
“又进去了”
董佳继被关在大同洛阵营看守所时，父亲曾去看过他。儿子安慰父亲：“我已经知道做错了，你们也不用太过悲伤，我出来后一定好好表现。”管教干部也说，董佳继在里面干活老实，不怕苦不怕累，改造得挺好。
2002年春节，董鹏吃了难忘的一顿年饭。春节前儿子提前2个月释放，“我又愧疚又高兴，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买好吃的，和他过这个年。”
春节后，董佳继在家呆了一个星期，又开始无所事事。偏巧那时，董鹏也一直没找到事做，父子俩呆在家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为生计发愁了。儿子说，我这么大了，呆在家里没多大意思，还是出去找事做吧。董鹏说，行，要走正道。
军军走后几乎再也没回家。直到2003年底，董鹏知道儿子“又进去了”，这次是关进了内蒙古丰镇市的看守所。
周家店一个和董佳继相熟的人回忆，董刚出来时，说过不想再干(偷盗)了，想去做生意，“但一没本钱，二没本事，不走老路还能干什么？”
公安部门透露，董佳继刑满释放不久，2002年至2003年期间又先后在大同、凉城、集宁盗窃20起，抢劫3起，涉案金额约35万元。2003年12月20日，乌兰察布盟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翌年5月8日，董佳继被投送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关押。
女友和妹妹
董鹏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今年9月1日，董佳继的妹妹考上了呼和浩特的一所大学，他和女儿一起来呼市第二监狱。
妹妹上大学，董佳继表现得很高兴，但父亲说，他可能心里多少会有些不平衡，想想妹妹再看看自己，难免有失落。
仅过了一个多月，儿子越狱的事就发生了，董鹏深觉意外，“最后一次看他时，他还安慰我，自己会好好改造，争取早一年出来，当时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
董鹏猜，军军也许是想他的女朋友。2003年左右，军军第一次从看守所出来后，曾往家里领过一个女朋友。“来了两次，是山西本地人，对军军相当好，那女孩也不是在外面混的，是好人家的孩子。”儿子再次进监狱后，父亲就再没见过他女朋友了。
出事前最后一段时间，董鹏说，已经很久没给家打电话的儿子，电话特别勤，而且一打电话就是要钱，每次一千、八百的，不知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这几天，母亲胡淑芳每天一回到家里，饭也不吃，躺在炕上睡，还偷偷地抹眼泪。
考上大学的女儿，目前是这个家庭惟一能跳出悲伤的话题。但一聊开话题，为女儿读大学，向亲戚朋友借的近2万的外债，又成了家庭的一块心病。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这次跑出来。”董鹏说，儿子如果不跑，顶多10年就会出来，那时也才30多岁，还有很长的路。
在大同住了18年、每月花250元租的房子很快将面临着拆迁。董鹏说，即使不是拆迁，出了这事后，夫妻俩也不会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不想在山西再呆了，也无脸再回家，下一步可能会到包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