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鄢烈山：为谁说话何必预设立场(南方都市报 200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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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7月2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反响，遭到了一些网友的“炮轰”，也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看了各方的言论和茅先生的辩白，我觉得引起误解的“祸根”，主要是茅老的不当表述。
茅先生解释他写那篇文章的动机是，“我很担心我们国家再发生贫富冲突”。这个担心当然不完全是杞人忧天。当下社会确有“仇富”情绪，任其发展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玉石俱焚。但是人们何以“仇富”，是不是因为有太多的“富人”是靠巧取豪夺暴发的？茅先生把“富人”一方面等同于企业家，说“中国企业家的处境是比较艰难的，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被侵犯，他们所处的环境充满风险。但在过去的30年里，他们为国家的财富创造作出了很大贡献。对这批人应该保护，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又定义自己“说的富人主要指凭自己诚实劳动致富的人，包括企业家、有名的运动员、歌手、科学家，他们不是靠特权致富的”。他的所指与大众的认知有太多的歧异，可是他却要“为富人说话”，怎能不惹一些人反感？一些富人的暴发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根本就是“贵人”，或者已戴上了各种型号的“红帽子”，他们的话语权本来就够大了，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明文赋予他们在通行、子女上学等方面的特权。这些现象本来就引起了社会上的不公平感，您还郑重其事地宣布“为富人说话”，这不明摆着是伸出脑袋接砖头吗？
“为穷人说话”确实比较时尚。成克杰这样的大贪官，有时都能装模作样为辖区百姓之贫苦流几滴眼泪；有些地方“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办的事却是任学校破旧而把钱用来修豪华办公楼。更有一批捞政治资本的“作家”、评论者，以代表穷人讲话自我标榜，煽动民粹主义的情绪。我写过一篇《对杨英芳们讲实情》，劝甘肃榆中县那个因家贫不能读完高中而跳崖的农民女儿体谅父母的难处，不要期望太高而陷于绝望。这番平实无奈的劝告竟被“人权斗士”指为政府的“帮凶”。然而，穷人的话语权，从人大代表在农村人口中的分配比例，到穷人上访的渠道，确有应该进一步改良的问题。总不能让穷人只能用“跳楼秀”、“下跪”之类身体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吧？在现阶段，为穷人说话与为穷人办事有时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穷人现在也都知道走投无路时找记者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最近的例子，如果没有记者出面讲话，山西黑砖窑的那些奴工就可能还在受罪。
而学者讲话，又何必预设“为谁”的立场呢？
为谁“说话”，曾经是一个立场问题。在旧的宗族观念支配下，在纷争中讲了对外族人有利的实情，就要受到“胳膊肘向外拐”的斥责；在政治挂帅的时代，不能讲对政治盟友不利的真话，如萧军、龙云就曾被扣上“反苏”的大帽子挨整。如今看来，这样的预设立场都是偏狭有害的。以现代文明观之，除了律师出于职业道德，需要预设为委托人说话的立场，正常人说话如果说要预设立场，那不过是要讲实情说真话，根本不存在“为谁”的问题。
古代有个傻子皇帝曾问侍从：这蛤蟆是为谁叫的呢？我觉得学者“说话”先问自己是为富人还是为穷人，是同样地傻。凭心而论，直道而行，是我所是，非我所非，“不偏不党，王道荡荡”，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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