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探狱与文天祥祠

我父亲孙照寰，“文革”前是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文革”前，他奉中央之命曾处理过一起与江青有关的“事件”。江青当时曾写过一笺“说明”，存在孙照寰处。“文革”时，祸起萧墙，使其惨遭迫害，竟成为中共部长级干部中首例经当时“人民法院”审判为“现行反革命罪”，并处有期徒刑8年的人……

1967年，父亲带着我去西单回来时，突然看到院外大街上、院里的墙上以及我家窗户玻璃上都贴着大字报，比如“勒令孙照寰1967年8月1日晨8点钟到部里接受革命群众批判”之类。

后来，父亲就被关押起来了，“造反派”给他戴高帽、坐飞机、游街示众并施以各种体罚。甚至在部里“军代表负责人”ＸＸ的授意下，他被带上脚镣关押在 部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里。那些“造反派”还在地下室里放进了没膝深的水，就这样父亲被关押了长达8个月之久……在一机部所有的部级干部中我父亲是被整得最惨 的一个，那时我们家就被抄了9次，就是因为当年涉及到了江青的“隐私”。

当年大批中共高级干部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由北京卫戍区看管的秦城监狱，大门口的牌子上则写着“北京市公安局第七大队”。我父亲是1968年被部机关“造反派”送进了北京卫戍区的。我母亲因此也受到牵连于1969年2月从北京市委劳改队押送到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

1972年6月初，我从一样父母也双双被关押在卫戍区的同学口中，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某部长的子女上书中央要求探望被关押了多年的父亲，居然获准， 并已如愿以偿了。我当时才16岁，没有什么顾虑，于是毫不犹豫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请允许我见见分离了五年的父亲。第二天我就来到中南海西门，一位部队干部 收下我的信并答应帮我转交。

十余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一睁眼便发现屋里多了个人，我这破败的家，是从不锁门的，原来那是部保卫处长兼父亲专案组的老李。他对我讲：“你要见你父亲的请求中央批下来了，明天下午一点半你在家中等，我与你同去，另外，给你20元钱，你去给你父亲买件夏天穿的衣服及食品。”

说罢，老李把钱放下就走了。

第二天是1972年的6月24日，下午，我同专案组的二李（一男一女）驱车前往东四十条东端的一所大宅院，门口有当兵的站岗，高墙上铁丝网密布，在 空旷的大院西侧有一座灰色的办公楼，我们一行在楼前下车时，那里已经停了一辆挂“甲1”牌子的吉普车。我知道父亲已经到了。我跟他们走上二楼，在斜对楼梯 口的一个类似会议室的房间里，我见到了头发花白的父亲。他端坐在会议桌旁，对面是两个20多岁的士兵。

父亲见到我，眼眶红了。我发自肺腑地叫了一声“爸爸”后就再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当时我已全身麻木，脑中一片空白，仿佛在梦幻之中。父亲这时怀着很复杂的心情对我说：“来，坐下吧孩子。”

这时，专案人员宣布：一、接见时间不得超过一个小时。二、谈话内容不能涉及有关案情。

随后，我和父亲便在严密监视下，开始了父子之间的交谈。

“你妈怎么没有来？”父亲疑惑地问。

“她在您被送到卫戍区后不久就被关押到第一监狱去了。”我急忙向父亲解释。

父亲不解地问：“她是因为什么事？”

“就是因为您的事牵连的呀！”父亲怔住了，接着又问，“那你们这几年是怎么生活的？”

于是，我就将家里五个子女的情况一一向父亲讲述：一个姐姐去了东北建设兵团，另一个姐姐和我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被送到河南罗山部里的“五七干校” （原劳改农场）务农。每月从父亲被扣发的工资中，给每人15元钱，14元交伙食费，1元的零用钱……父亲听了情绪很激动，当即向专案组的人借钢笔，在一个 空烟盒的背面挥笔写下：

“一入豫州一出关，正当父母别家年；童松次地经风雨，雏雁接连翔阔天。

桃李同园应要茂，工农为友须多谦；红旗影下千般事，敌我分明要置前。”

我刚将烟盒纸收起，即听到专案人员那冷冰冷地声音：“接见的时间到了”。

我和父亲无奈地起身，向楼下的两辆汽车分别走去。

我回去后立即给在外地的姐姐写信，告知这次探视的情况，并向那些家境与我相同的同学、亲友们详尽描述了此次探监经过，他们也无一例外像我一样给中央写了求见信，并且都较顺利地见到了被关押的亲人。

河南罗山的姐姐在接到我的信后，回信细问探视详情，同时和诗一首：

“别时容易见时难，咫尺天涯一念牵；三更恶梦成心疾，四载悲氛彻骨寒。

欲暖儿曹强忍泪，细琢诗意更无言；深情已为椿楦尽，孤负东风岂自怜。” （注：“椿楦”指父母，“东风”指青春。其人现已年届五十，依然是了然一身）。

1975年9月11日，当时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父亲有期徒刑8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当年11月7日驳回父亲的上诉作为终审判决 ，并由卫戍区押送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劳改一队。直到1976年12月19日，父亲才被“刑满释放”。

当时我家住在二龙路街道，父亲出狱后由街道监管。那时父亲没有了生活来源，一分钱都没有。整个一刑事犯待遇！

1978年3月18日，一机部专案组的老李突然到我家，把父亲接到中央组织部。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新向父亲出示了由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圈阅 的关于给孙照寰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恢复了党籍和原待遇等。李步新对父亲说：“老同志蹲监狱的很多，判刑的只有你照寰同志，这 是创了个全国第一。”

后来，父亲经医院诊断患有肺气肿、心脏病、高血压，他头发全白了，面容十分苍老憔悴。父亲于1982年6月病逝。当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发布了 我父亲去世的讣告。我还记得其中的几句话：“孙照寰同志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的残酷政治迫害，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

若干年后，我偶然途经东四十条的那个大宅子时，门口已没有了站岗的军人，只看到门旁挂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文天祥祠。　

（注：作者已于2006年病故，本文的刊发得到作者姐姐的同意。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