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丕显被囚 胡耀邦教他给毛泽东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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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上海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左图）1967年被夺权，并且遭到囚禁，长达七年。最后是胡耀邦向陈丕显的儿子面授机宜，教陈丕显如何给毛泽东写信，在信中一要表示想念毛泽东，一直在读毛泽东的书，二要诚恳认错，三要请求工作。毛泽东收到陈丕显的信后，果然很快指示重审陈丕显案，陈丕显因此获释。
陈丕显和胡耀邦一样，1929年就加入了儿童团，当时胡耀邦14岁，陈丕显13岁，被称为“红小鬼”。1933年，胡耀邦与陈丕显同在中共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陈丕显局书记，胡耀邦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陈丕显是胡耀邦的上级。抗日战争初期，胡耀邦和陈丕显又在延安会面，陈丕显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书记、青年部长，胡耀邦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中共建政之后，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了十年；陈丕显则在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曾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的几个月后就被停职打倒，陈丕显也感到了危机。1966年10月，陈丕显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写道：“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像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揪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是我们。我很惦念耀邦，他被揪出来了。”
陈丕显的预感没有错，文化大革命很快进入夺权阶段，首当其冲的就是他担任中共第一书记的上海。周恩来1967年1月l日凌晨3点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维持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但是1月4日《文汇报》就被造反派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这就是“一月夺权”。造反派则称之为“一月革命”。至此，陈丕显带着鼻咽肿瘤，开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胡耀邦1971年被批准离开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家居赋闲。陈丕显的长子陈小津频繁前往胡耀邦我家，讨论陈丕显的事情，先后约有三四十次之多。胡耀邦面授机宜，要陈小津转告陈丕显，给毛泽东写信认错，并具体说了该如何写。据陈丕显的自传记载：
“他（胡耀邦）让小津一定要转告我，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这样的检讨毛主席看了也不会高兴，毛主席会说：‘这不像是老干部的检讨嘛！像是造反派的语言、像红卫兵写的检讨书。’”
“耀邦还让小津转告我，对主席要认错，当然是实事求是地认错，并且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根据胡耀邦的建议，陈丕显1974年9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的开头就写道：“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
信中还说：“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或者先解除对我的隔离，给我参加集体学习的机会，听候党的继续审查和处理。”
信写出刚一个星期，毛泽东9月17日就做了批示：“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在这个批语后面，毛泽东在日期之后又加了一句话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专案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又重新审理陈丕显的案子，到了1974年11月1日，终于向陈丕显宣布：“组织上对你已经审查了七八年了。为了搞清你的问题，为了对你进行挽救，我们组织了许多人力，也花了许多心血。现在你的问题已基本查清，但还有一些问题无法查证。根据党的政策，对你的审查先告一段落，你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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