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男:在造反派的牢狱里给毛泽东写信 李立三为何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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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反派的牢狱里给毛泽东写信 李立三为何自杀
李英男

中苏关系的转变很快反映在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康生见风而动,继续寻找目标。康生还到处吹风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李立三很可能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据说,他这种阴风当时直接吹到毛泽东的耳边。父亲周围的环境骤然发生变化,许多人对他避而不见,无故冷淡起来,家里也变得格外冷清。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不幸的事紧随其后。有人乘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与苏联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且有“修正主义言论”,值得怀疑。1962年,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来审查这个问题。审查是“背靠背”进行的,没有惊动母亲。由康生出面向父亲“了解情况”。父亲坚持实事求是,对诬告信中的捏造一一做了澄清,说明母亲一贯拥护我党立场,反对修正主义,偶尔去苏联使馆只是为了办理护照延期等合法手续,绝没有任何不正当联系。
1962年10月14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4000字的信,就李莎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信中他坚决为母亲作证说:“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父亲还引用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的一句话:“要坚决相信苏联国家是好的国家,苏联人民是好的人民”,强调提出:“不要把修正主义与苏联人民混为一谈”。周恩来很关心父亲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找父亲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母亲离婚,就一定要让她转入中国籍。父亲欣然接受,并动员母亲写出申请,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母亲正式成为中国公民。中央调查组也没有发现她“和苏修有联系”的任何证据。“李莎问题”暂告一段落,但康生一伙不肯就此罢休。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爆发了。
当时父亲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但早已有名无实,几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搞“四清”。1966年6月初,华北局书记处在北京开会,父亲从天津赶回参加,被挡在门外。他向华北局第一书记提出质问,遭到冷遇。从此,父亲实际上被停职反省了。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父亲“向群众做检查”。时至1967年夏初,戚本禹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接见华北局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李立三的名。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华北局的群众运动不应把矛头指向李雪峰,真正的重点应当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问题很大,就好比这一暖瓶的水,你们掌握的仅仅是一点。”“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他老婆是苏修特务。”
中央文革这一轰动性的表态一下子扭转了华北局的“文革”方向和群众的情绪,形形色色的“批李战斗团”应运而生。6月5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及外地造反派共56个组织又联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直接和中央文革挂钩,搜集材料,定期汇报。按照中央文革的旨意,李立三的问题就这样升级为“反革命集团”,在联络站成立公告上宣称:李立三“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为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劳。”
1967年6月22日,父亲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母亲和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去世,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扭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整个审讯过程由1967年6月下旬专门成立的中央专案组负责,由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过问。
专案组认定李立三是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国内外组织了庞大的“特务集团”,“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这个假案随意定调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几十名老干部、老党员被打成“李立三特务集团成员”,遭到逮捕迫害。后来中央三办专案组作出“结论”,把李立三、李莎都定为“苏修特务”,并且把被迫害致死的父亲“清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