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君子笃恭而天下平"①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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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笃恭而天下平"①质疑
——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备形象看我国文人的封建意识
林永蔚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这部作品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是我国历史演义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它绘声绘色地反映了汉晋之交近百年中三国鼎立的史实。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大批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对刘备形象的刻画，深刻反映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一大批封建知识分子对“圣君贤相”的向往渴求和顶礼膜拜。作者继承了儒家传统的衣钵，企盼拥“仁”、尚“礼”的“笃恭”之主，这不仅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封建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表现了他们在“济世安邦”的宏大理想里极为缺少的自主意识。
在经典作品的研究中，正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疽痈，这对提高民族素质，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不无裨益的。
一，底气不足的我国历代封建文人
自战国秦汉以来的二千多年里，改朝换代的君主均为流氓无赖，奸滑狂狷，残忍无行之徒。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缺乏改造社会的自信心。他①要想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但又不能自立门户，往往需要依附于某个政治实体，自2去充当别人的工具，在听命于统治权威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怀着侥幸去实现自已的人生价值。就拿对我国封建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儒家“至圣先师”孔丘来说。他“吾少也贱”②，但通过“学而不厌”由“不惑”而“知天命”，可谓“恭宽信敏惠”五美俱全。然而他于社会改革又有何补?孔夫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希望“举逸民，继绝世”，推行其恢复周礼，以仁治国的政治理想。然而他的一套却终不为诸候所用。“逝者如斯夫”⑧，他只好灰溜溜地退而讲学。孔丘在世时是万万没有想到他那一套“克已复礼”的观念会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主流。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自从形成了一个“士”的阶层之后，一直仅是一个社会的中介体。他们一心立志要为“王者师”，历代就以“太子太保”为无上荣耀的官衔。因为这个职务最能对政事施加影响，可把未来的君主培养成自己的代理人。然而，社会秩序最后不能不籍于“王权”，事实表明，除了指鹿为马时期的傀儡皇帝，君主还是居于“最高”，于是，士人就只有转
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格局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卫”。君主如北斗，臣下只是其周围的颗颗寒星，其作用只能是拱卫“明星”。这样，士人阶层的知识分子就只有企盼至高无上的皇上“为政以德”了。说我国历代文人底气不足，就是因为在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指导下，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只有企盼“
盂德斯鸠所著的《法意》中说，“——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的确，由亲及君，由孝及忠者可以事君，悌者可以事长，慈者可以使众。为政则在乎“如保赤子”，士人不间断地向这个目标上下功夫，企盼“圣主”的降世，渴望“救星”下凡。
我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思想主流有了上述的局限，必然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打上了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烙印。在我国杰出的古典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形象的塑造特别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
二、《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总体评价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之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述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晋代史学家陈寿著有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又增补了许多史料。三国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宋元时期，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了讲台(评书)和舞台(杂剧)，元代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的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已成为说书人的底本。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平话和戏曲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⑤而写作成书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作者是罗贯中。可惜的是，罗氏生平不见史传，仅在一些笔记体书中略有所知，其“忘年交”贾仲明言其“不知其所终”，可见其一生境遇亦属落拓。明代弘治甲寅序(公元1494年)，嘉庆壬午(公元1522年)刊印的刻本为现有最早的原著，但这个本子是否“完壁”，现已无从考证。后来刊本越来越多，至清代初年毛纶，毛宗岗父子，假托“古本”对《演义》又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⑥现今流行的《三国演义》版本，基本保留了“毛氏修订本”的原样。
《三国演义》成书的演变过程说明：其一，该书是许多人在长期的集体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其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政治见解、艺术观点和写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的传说或口头以及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了不同的历史时代内容和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总是散发出浓厚的封建思想的陈年腐气。其二，三国故事流传已久，具有其历史的真实。作者的创作意图虽然受到一些制约，然而，作者虽不能完全改变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地方而进行艺术的虚构，利用各种手段来宣扬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从而表现他们的价值取向。其三，必须说明的是，从《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来看，它既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那其中的思想意识所反映的并非罗氏一人之见，而表现了一个群体意识。这个群体就是我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这本作品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就是贯穿我国上下二千余年统治者取其所好后的“儒家学说”。
《三国演义》并非简单地复述三国历史和三国人物，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各阶层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塑造了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对后世较有影响的人物。正因为其艺术上较高的造诣，几百年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在鼓吹实行“王道”仁政”的同时，同情和歌颂以刘协、刘备为代表的“大汉天子”，诬蔑、丑化、反对，攻击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是宣传“忠义”等等封建思想意识，这一切都是现代社会所难以兼容的。
三、奴化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是作者们精心塑造的“忠义英雄”，他是作者们企盼的“明公、明主”，是封建知识分子倾心依附的实施‘王道”、“仁政”的帝王偶象。作者们对“刘备”偶象的崇拜，表现了封建文人们被奴化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1、刘备生活的时代背景
《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及其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的互相争斗。作品的重大线索是有历史依据的，东汉未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官场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当时人民处于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进而引发了农民起义。作品一开始就是“破黄巾”，但是，对于导至民变的深刻社会背景，作者没有描述，只说：“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寥寥数语，表现了作者们的认识局限。这种“唯帝王论”的唯心史观，为后来刘备式的“仁君”出场铺下了伏笔。
2、刘备出场就表现了作者的“宿命论”
作品中称刘备依其身份变化分别为“刘备、玄德、汉中王，先主”尊崇之意，溢于言表。
小说第一回写黄巾起义，幽州太守刘焉招兵出榜，“榜文行致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据《三国志·先主传》记：“先主姓刘，名备，宇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中山靖王之后也”。据此，景帝之后为刘邦后裔，然推及刘秀及献帝之后，恐怕枝杈也相去甚远。这只不过根据“血统论”给刘备头上加上了一个金枝玉叶的光环。根据“龙生龙、凤生凤”的推理，这位帝胄刘备，就是天生的贵人了。请看如下叙述“先主少孤，见有桑树如圆盖，刘备自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可见其“素有大志”。又看“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接豪侠，年少者争附之。”⑦小说在介绍刘备少年情况时，基本援引了《三国志》之说，两者前后千余年，竟如此合拍，这正说明了他们是“一脉相承”。
作品开篇即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正是作者对刘备出现的必然性的诠释。梁漱溟说：“中国历史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这就是因为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五百年而后王者兴”，封建时代的人们认为，只有等到天降救星出现才可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是和马列主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观点，根本相悖的封建“宿命论”思想的具体反映。这种观念始终系于百姓之心，国民之奴性皆起于上此，好象没有“大救星”、没有“万岁”则“国将不国，生灵涂炭”。
3、“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的刘备在作者笔下成了深受百姓拥戴的“仁君”。
刘备28岁从军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队伍，“斩黄巾英雄立首功”，双手叫做“沾满了农民起义军的鲜血”并倚此谋得了“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作者在写他初次上任时就这样写道：“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好一个“清官”，其实据刘备自己所言“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涿郡剿戕黄巾大小三十余战，颇有微功，因得除今职”，哪里是“爱民”，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血腥发家史在此己不打自招。为了表现刘备爱民，作品中写徐州牧陶谦死后，刘备假意推却“州事”说：“备一身安能当此大任”时，“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
对于刘备的“仁君”形象作者还有如下描写：（第41回）刘备蜗居新野时，被曹兵所逼，仓皇逃窜时说：“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而“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之。”行至襄阳时，又借魏延之口极力渲染刘备之仁“
刘备东征西剿，对刘表、刘璋两位所谓宗兄使尽了阴谋。收买川军“但川兵倒戈卸甲者，并不许伤害，如伤者偿命”，又谕众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愿降者充军，不愿降者放回”。于是欢声动地。用现在的话说，刘备用尽了“反革命的两手”，立下了“根基”，终于入主西川，登了帝位，获得了“……升赏、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欢欣”的“治世”之象。
作者处心积虑，正也是“无所不用其极”⑧。小说第十九回写刘备被吕布追赶逃难，寻小路投许都“途次绝粮、尝往村中求食。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一天到猎户刘安家投宿，刘安知道豫州牧刘备到了，找不到野味来供食，竟把自己的妻子杀了，割下臂上之肉来供刘食用，刘备知情后“不胜感伤，洒泪上马”。作品描写刘备受百姓拥戴的情节可谓不借笔墨，不择手段，表现了御用文人反动、残忍的本质。
作者这样无以复加地描写刘备与百姓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首先，作者“抹杀了阶级斗争，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在尽力鼓吹刘备仁厚”的同时，否定了人民大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小说模拟了这样一个公式：“广大人民百姓是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他们只有依
4、“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心怀大志，以交豪爽侠义之士为快”。实际上是刘备网络人才，为实现一已私利的一种卑劣手段。作者们对此大肆渲染，正好表现了他们的阶级的立场和人生渴求。
前文说到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没有自主意识，奴性十足，盼“明主”而“择木而栖”。刘备的“重义”就是作者对依附对象的渴求和完美臆想。
俗语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小说中描写刘备哭的情节有三十余处，其中有“面慈心软”的哭，而许多地方更多的是“惜才重义”的虚伪哭泣。
小说第36回，徐庶为了全孝被曹操召去，玄德不忍别离，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执庶之手说：“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会却在何日?说时泪如雨下”。
小说第38回，刘备三顾茅庐，“拜请”孔明出山，孔明不从。“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这一哭不打紧，就哭来了孔明一生的“鞠躬尽瘁”。
小说第42回，赵云大战长板坡之后，回来见到刘备“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
小说第60回，张松听人言刘备“宽仁爱客”，逐携西川地图，献计而来，刘备一连留张松饮宴三日，并不提川中之事，松辞别时，刘备又十里长亭送行，说到“……今日相别，不知何时再得听教。”说了又是“潸然泪下”。可别把这次“泪下”的效果轻视了，这一哭，哭来了“西川图”，为刘备开基创业获取了重要情报。难怪刘备拱手相谢，信誓旦旦地说，“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他日事成，必当厚报。” 小说第163回，庞统死于落凤坡，“玄德闻言，望西痛哭不己，遥为招魂设祭”。刘备哭死人给活人看，这样引发了“诸将皆哭”，大大地收买了将士之心。后来关羽死刘备哭、张飞死刘备哭，特别是汉献帝被曹丕害死之后，刘备闻之，痛哭终日，而且因此忧虑，致染成疾。其实，刘备并非弱智，他自幼胸怀大志，希望有朝一日乘上“羽葆盖车”⑩献帝死了，汉祚已废，这是刘备称帝的一个绝好机会，他不能认识不到这个形势。他的哭，既表现了他对“汉室”的忠，又恰是其“皇叔”身份的合理态度，从中也表现了刘备在政治上极端虚假的矫造柔作。小说连篇累牍地这样描写刘备“重义”，实际上重心在“忠”宇上面，刘备这样悯下，其目的就是启发将士的忠心。梁漱溟说：“君主越多用权力，自己越觉不安稳，实不如施温情，兴教化，以理性示人”。在《演义》中，刘备的“仁”、“慈”是和关、张、赵、黄的“忠”相对应的，这也是诸葛亮“忠贞”的前提。笔者认为“作者们”以“忠义”思想来解释他们君主之间的情感基础，本来就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叫做“以已昏昏，示人昭昭”。著书者根本认识不到，旧时的“君臣”关系实际上是“主奴”关系，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是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沆瀣一气，维护自身利益，奴役贫苦百姓的联盟。桃园结义有其明显的政治意图“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他们的“反动阶级性十分鲜明，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持封建统治为首要内容的。此外诸葛亮的人生道路也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人生最高境界。这就是乱世则避之深山，读书立说，享受“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的闲适生活，他们“从不事农桑”，衣食何来?实际上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习成文武艺”的目的就是“货与帝王家”。一旦遇到“明主”他们就要抓住“机遇”，显示自己的人生价值，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已者容”，孔明为了报答“三顾”和“托孤”之知遇，效法先贤周公“吐哺”，“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一直到“五丈原”油枯灯尽，铸就了一代“忠臣”的美名。笔者读书至此，不禁偶生奇想，孔明明知阿斗不可辅，何不自立堂门或别议废立，而偏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呢”?这就叫愚忠，正也是“文臣死谏，武将死战”，诸葛亮的形象为刘备作了极好的陪衬。这个人物形象的高度的艺术性把个封建“忠义”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观念不知葬送了多少英才的性命！试看我们的文臣武将在那岌岌可危之时，何以自为？纵然“保持晚节”，可又保得性命？---- “忠义”实乃鸩毒之物也！
5、英雄史观就是儒家的“天命论”，在《演义》中，刘备就是“天命所归’的支点。
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唯心主义者认为，少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大人物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梁启超就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14）。“大人物”心理之动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他们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决定的，英雄人物是天命的执行者，体现者，人民群众只能腑首听从这些神秘的精神力量的支配和英雄人物的摆弄。唯心论者把英雄人物，封建帝王看成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这就是他们反动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这两种思想都在《演义》作者所塑造的刘备形象上有着深刻的表现。
《演义》中的“英雄”史观，又是和神权思想结合在一起的。神权，政权，族权以及夫权是套在封建时代人民颈上的四根锁链。小说作者认为：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就是为了创造历史，统治人民，所谓“牧民”，全是秉承上天的意旨，“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继承汉柞，南面称孤，当然也是“天命有归”。据此而言，这些“应天运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神灵保护的。所到之处，自有“六丁六甲，四方谒谛”于冥冥中予以保护，凡人百姓是不能存心伤害，也是伤害不到的。《演义》第34、35回，蔡瑁要害刘备，但出于“天意”、“神佑”，刘备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这就是书中所描述、广为人们赞叹的‘马跃檀溪’的故事。在作品中，经常出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灭亡也”的说法。作者利用这种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涂脂抹粉，暴露了封建文人服务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实质，这也使刘备形象在现代社会更具批判性。
6、“随机应变信如神”。刘备的韬晦之计和权谋说明了什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刘备之长厚而似伪”。作者对刘备的不真实的吹捧，适得其反，加重了作品中刘备形象的虚伪性。作者无以复加的给刘备抹金，但由于历史的真实性和事物的复杂性，使作者“力不从心”反而显示了刘备的狡诈和恣肆。
刘备羽翼未丰之时投刘焉、附公孙、寄徐州、乞吕布、倚曹操、奔袁绍、靠刘表、联孙权、戏刘璋。他在封建军阀之间钻营，一会杯酒言欢，一会又兵戎相见。平心而论，曹、吕、袁、孙在一定程度上都曾施恩于刘备，然而刘备的“仁”到哪里去了，他没有知恩图报，往往口是心非最终背信弃义，这是为什么?原来他们之间本身就存在许多的利害冲突，利益所驱，刘备使出了浑身技俩，最后只好分道扬镖，各自为政。由此可见，所谓“仁”是有其政治目的的，这正如俗语云，“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当年张、王二公担架策谋，结果捧出个恶魔来荼毒百姓，二公亦难自保，此其谓也。
刘备在人前一再表示自己平庸，仁厚，但仍掩饰不了其峥嵘之心。《演义》第21回“煮酒论英雄”故事后，作者有诗赞他，“随机应变信如神”，这就是刘备巧妙伪装，保全自己的狡黠之处。
且看刘备在《演义》中的其他许多精彩的表演。
第12回，陶谦三让徐州，刘备谦辞曰：“备一身安能当此大任?”可最终还是“权领徐州事”。后来吕布兵临徐州，刘备料敌之不过，又低三下四地向吕布说：“今将军至此，合当相让。”“欲让兄久矣!”吕布当真认为刘备忠厚老实，“辕门射戟”为刘备解了纪灵之围。可后来在白门楼上，刘备一言所激，直教曹操杀了吕布，吕布这时才认得了刘备，可为时已晚，只得悻悻地回顾玄德，骂道：“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耶?”啊，早知今日，何不在小沛杀了刘备。今日吕布魂归大限，只好到望乡台上去埋怨这位“皇叔”了。
第62回，刘备用庞统之计，兵不血刃，得了涪关，劳军设宴，刘备以攻伐为乐，（独夫均以“斗”为乐）酒后出真言， “今日之会，可为乐否?”庞统不知世故，顶了一句：“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刘备听了，恼羞成怒，斥退了庞统。在此之前，刘备进军西川还假作不忍，说什么刘璋是宗族。后来兵到益州，逼降了刘璋，刘备还出帐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什么势?小说前面也有交代：“谯周夜观天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且还有小儿歌谣：“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一一不可逆天道”。刘备巧取豪夺，本非仁义，作者偏用“天道”掩盖了刘备与庞统之言，第二天他又巧言令色向庞统赔礼，这便又表现了他的诡谲。
刘各处心积虑，南征北战，为了什么?说穿了还是创基立业。《演义》第七十二回，刘备拥有两川，法正等人劝刘备即帝位，刘备推辞着说：“刘备虽然汉之宗室，乃臣子也；若为此事是反汉矣，要吾谮居尊位，吾必不敢”。第七十七回，刘备终究纳了刘瑁之妻，欢欢喜喜娶来共了枕席。第八十回，众官上表请刘备进帝位，刘备“览表大惊曰：‘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孤虽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泽以布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苦劝数次刘备坚执不从。最后，在“天与弗取，反受其咎”的理论支配下羞羞答答，终于了却了一生心愿登上了九五之尊，后来他却说：“陷孤不义，皆卿等也!”将谮越的责任推到臣下身上。
纵观历史上的帝王在黄袍加身之时，都要那么将自己的野心遮遮掩掩，这完全是一种虚情假意的矫情，他们一旦坐稳宝座，便会称孤道寡，恣意妄为了。---历代拥立之臣，善终存鲜矣！李斯、韩信、马武、姚期、……郑子明、多尔衮、隆柯多……刘、彭、贺等结局可悲，哀哉！
7、刘备称帝是章武元年，章武二年夏六月兵败彝陵之地，第二年就死于白帝城中。在“先主’登基后的这两年里，刘备表现了封建帝王的任性和无知，这是刘备真实秉性的大暴露，也是著书人对主人公的遗憾。（可见刘无治世之才，独夫类此）
刘备称帝不久，关羽、张飞先后死于非命。要说这本是蜀汉立国后的不吉之兆，刘备若有自知之明，就该节哀顺变，先安内而后攘外，在蜀中来个休养生息真正搞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但是，刘备不智，不听诸人劝阻，孟然起兵伐吴，学士秦宓伏地苦谏，刘备叱武士推出斩之。孔明上表，刘备也掷之于地曰：“朕意已决，无须再谏!”好一个独断专横的帝王。刘备于登基当年七月丙寅日，“史无前例”地率七十五万之众出师伐吴，走上了死亡之路。
刘备身系数十万将士之生死，但他却在军中囿于一已私心，终日号泣，那里有个全军“主帅”的气度。隐士李意画图警示于他，他还不高兴地说：“此狂士也，不足为信。”当场“以火焚之”。刘备盲目地驱使大军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浩浩荡荡，杀奔吴国而去。刘备在这时没有体恤将士，也没有想到“国家”安危。作者在标榜刘备重“义”的同时，也只顾表现到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个人恩怨，至于芸芸众生的生死休戚，那就是“蝼蚁之民，何足道哉”了。此时的刘备和前面“宽厚仁爱”的刘备何以判若两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说，这就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昏庸的刘备，刚愎自用，马良劝他“兼听则明，偏听则蔽”他自以为是地说：“朕亦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结果刘备凭着性子乱搞一通，包原湿险阻而结营，犯了兵家大忌。连营七百里，祸在眉睫，孔明知后，又惊又气，叹息着说：“汉朝气数休矣!结果刘备败于小青年陆逊之手，蜀军死尸重叠，塞江而下。冯习、张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数十万将士皆“殁于王事”，其悲苦之气岂不漫及千家万户，这个刘备又何仁何德可言?作者对此事又没有加上一点谴责的意思。一旦封建“圣哲”们做了错事，封建文人们便祭起“此乃天意”的“宿命论”的法宝，把统治者的罪责推得一千二净。
在“火烧连营七百里”的战事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归纳失败之因，主要是不听孔明之言。孔明也没在刘备身边，作者的这个情节布局，明显地突出了孔明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中间有一个封建文人的思想模式：“圣主”虽然受命于天，但“未生一朝天子，先降五百大臣”，君主还是要贤臣辅佐，要“从谏如流’’，否则就要出问题。作者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抬高孔明，警示君主，实际上是他们为了在封建社会中求生存，谋发展的一种潜意识的表露。
8、《演义》中刘备形象之其他
尽管“作者们”精心刻画了刘备“忠义仁德”的“帝王”形象，但书中的刘备远非一个完人。他早年无依无靠，带着关张，四处投靠，摇尾乞怜如丧家之犬，哭请来了孔明后才有了命运的转机。然而他缺智少谋，贪图享乐，到东吴去为声色所迷，不思荆州，幸得孔明将他接回，然而他上船之时，回首东吴，想起入赘东吴的骄奢淫逸，难舍儿女情长，不觉又凄然泪下，此时的刘备又哪里有一点“帝王之气”。想那“独夫”恋“凤妃”之色，托以国事，昏庸之态，何其相似！
用现代的话说，刘备的个人综合素质是低劣的，他比之雄才大略的魏武曹操，简直是天渊之别。曹氏当机立断，令从已出，刘氏婆婆妈妈，无计可施。在曹营，谋士们兢兢业业，稍有纰漏，便有如杨修似的杀身之祸；在蜀中，刘皇叔优柔寡断，求凤雏，偏偏又以貌取人。之所以作者要褒扬刘备，一是刘备姓刘，是汉皇族正统，二是刘备的假仁假义的平庸，使封建文人有亲近之感，似如曹操诛孔融，害弥衡，杀刘馥，斩杨修，弄得文士们禁若寒蝉，在心里只有畏惧，而在刘备这种君主驾下，文士们才有机会施展本领。三是通过刘备衬托孔明，孔明正是千百年来封建知识分子的表率，是他们体现人生价值的楷模。
文学反映的具体对象和文学创作的主体，决定着文学的阶级性。《三国演义》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运用语言塑造形象，深刻地表现其思想内容。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受到政治的主导，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直接，深刻而巨大。《三国演义》的作者封建主流意识根深蒂固，他们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出了自己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封建文人们按照自己受历史局限的观点去塑造了为自己所需要的刘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使我们能更深层次地去认识在我国历史上长期的、制约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封建思想的负面效应，这是非常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的。
《三国演义》作者的封建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哲学观点。究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或是英雄人物是两种历史观的根本焦点。《三国演义》的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刘备形象的塑造，大肆宣扬“王权天授”，“仁君圣主”，“忠孝节义”的一整套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这种观念在我国历史上源运流长，扎根于二千多年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中，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可谓贻害无穷。
《国际歌》词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首歌我们中的许多人唱了许多年，但至今仍对其真谛不甚了了。人们对“真龙天子”、“大救星”的盲目崇拜导致了民族的悲剧，可谓是积重难返。岂不闻“乞命于清官”、“官员以为民父母自居”的事例仍层出不穷。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封建思想意识形态还严重的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它极为明显地阻碍着我国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进程。
“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完全是麻醉平民百性的欺世之谈。唯心主义历史观可以休矣!国人们必须从封建的阴影中走出来，让“刘备”这样的“仁主圣君”见鬼去吧!残余的封建思想彻底清除之时，便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之日!真正的“反封建”己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二00一年八月
注：
①《中庸》第三十二章②《论语·子罕》③以上引文均出自《论语》④《梁漱溟文集》P394⑤高儒《百川书志》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⑦陈寿《三国志》⑧《大学·译明明德》⑨详见《武王伐纣平话》⑩意即身登九五．当上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