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反腐成权争利器 甲午战前李鸿章腐败通敌？

清末反腐成权争利器 甲午战前李鸿章腐败通敌？

甲午年八月初九（西元1894年9月8日），中日两国在朝鲜大打出手，战况惨烈。

此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

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敢言著称的张仲炘，除了指控李鸿章在军事布置上“举动乖张、机宜坐失”、私放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外，更指控李鸿章资敌：“至海上有事，米煤例不准出口，乃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在上海以米三千石售于倭人，候补道张鸿禄为之经手，绝不避讳。倭商定开平煤三万吨，战事以兴，局员拟不售给，而李鸿章乃谓订买在未失和之先，且促其速交，满载而去。其畏敌乎？其媚敌乎？反复思之，竟不知其是何意见。”

张仲炘进一步指控李经方与日本王室攀亲，说李经方此前出使日本时，曾认日王之女为义女，此后甚至商议将此女聘为儿媳妇。李经方在日本还开了一家洋行，资本800万，盛宣怀在其中亦有股份，至今仍在经营。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

张仲炘引用天津的传言，说：“李鸿章今日惟日与李经方、张佩纶、张士珩（雪儿注：李鸿章外甥，时任北洋军械局总办）、盛宣怀等密室聚谈，诸事悉此四人主持。”在列举了此四人的种种劣迹后，张仲炘将此四人上升到“阻挠国计、摇惑人心”的高度，请求皇帝派大臣“秉公密查，一经过得实，即照例惩办。”

奏折一上，因关联甚巨，皇帝将此交军机处处理。次日（农历八月初十），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指控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因关系到军务大事应稳妥查证外，其余所谓李鸿章纵释日本间谍、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米煤以及与日王攀亲等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

11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指控李鸿章“在英、法、日本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李鸿章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其子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倭王之女拜伊为义父，情意亲密。其不欲战皆以资本在人手中之故。”如同张仲炘一样，洪良品也承认以上指控为“风闻”，但“道路纷纷如此传说，未必无因。”此折一上，似乎没有什么下文。

弹劾李鸿章的张仲炘（-1913），号次珊，湖北江夏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其父张凯嵩久任督抚，宦囊充盈。清史专家、著名作家高阳就认为，张仲炘作为席丰履厚的贵公子，利心较淡，名心甚重，这样的分析应该是中肯的。张仲炘此人，一向好以慷慨之言立名，甲午战争前就一力主张与日本尽早决战，因此专挑李鸿章等真正的“知日派”下手（《“知日、且能抗日者独有李鸿章”：甲午年日本谍报透彻分析》）。此人在谏台甚久，戊戌年间为十分活跃的守旧人士，政变后甚至数次上疏，请株连维新党人家属。光绪庚子，以言事忤太后被放逐，成亦口舌败亦口舌。民国后，他曾….

其实，有关李鸿章是否贪腐，并不重要，也不难考证。揆之当时的国情、官情、人情，李鸿章要不贪腐也难。遍查当时西方人的记载，包括美国公使康格夫人这样的女性眼光中，中国的贪腐也已经遍及全社会，官场中尤甚，只有被洋人把持的海关税务司，在丧失国家利权的同时，却也难得地保持了一份清正廉明，为垂死的大清输入了大量的经济血浆。（《中国全民腐败“吸引”日本侵华？ 甲午日军谍报震撼中华》）

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这样严厉得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弹劾，要在大战将起、和战之争（亦是权力之争）正酣的时候提起？如果李鸿章果然这般贪腐，乃至通敌，何以今日才发现，御史们是否有失职之嫌？

无独有偶，在黄海海战后，德国顾问汉纳根（《德国贵族浴血抗日在中国：大清朝的国际主义战士[黄海上的三国演义之5]》）上书朝廷提出练兵方略，在朝廷对高级官员的咨询中，不少人并不针对军事本身进行探讨，却不断暗示不可将军权交予洋人，更有甚者，直接怀疑汉纳根无非是想以此从军火采办中捞取好处而已，令汉纳根郁闷不已。

清袭明制，“御史”作为监察官员，其奏折不仅有“中央报刊内参”那般上达天听的功能，更有以“风闻奏事”为基础、以“有罪推断”为基调的“纪检”功能。这样的功能实现，无疑只能依赖执掌此权柄者的道德自律，其本身也具备了相当宽裕的寻租空间与与强势的权争力量。利用反贪的名义打击政敌，无疑是成本小、见效快、且有利于公关的措施，握有特权的“笔杆子”无疑就是“无冕之王”，甚至比“枪杆子”还有杀伤力，常常成为人们争先拉拢的对象。

有关明清官场的各种记录中，谏台的龌龊事并非鲜见。其实，一个凡官皆贪、乃至全民皆腐的社会，必然是体制的整体腐败，如果一味依赖既有力量反腐，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御史们慷慨激昂、花团锦绣乃至耸人听闻的弹章，即使真地办成了几个“大案要案”，也更多地掩饰了体制的问题，令腐败更深地扎根到血脉之中。

李鸿章就曾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引自《庚子西狩丛谈》）。（《林则徐vs李鸿章：私誉与国利，孰大？》）

权力巨大的谏台不能阻止大清朝的整体腐烂，一个英国人（赫德）的制度创新却令最“肥”的海关税务机构成为廉洁高效的表率，这不只是历史的讽刺，或许更是历史的镜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