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渐成反腐新利器

    在这场以网络人肉搜索为主要方式的“全民反腐”战役中，网民的努力看似以失败告终，可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一仗难道不是需要付出更多耐心和更多努力的吗？痛打落水狗固然痛快，但现实里这样的快意恩仇注定少之又少，胜利如果一蹴而就，要么说明事情本来就很简单，要么就说明我们弄错了方向。反对官场腐败，创造清明政治，这岂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目前关于周局长的问题未能深挖痛揭的挫折恰恰说明，我们的努力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网络的监督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出来，尤其是“人肉搜索”诞生以后，被媒体盯上的贪官、庸官日子会越来越难过，贪官、庸官也越来越害怕网络。即使是清官，为避免误会，也应该谨严慎行！

    人肉搜索当然不会尽善尽美，但是对于那些行为不检点，尤其是违背社会公德，法律又无可奈何的人，“人肉搜索”体现出来的力量无疑是一种正义的力量。这些违背社会公德的人应该有一个平台来扁他，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种对网络人肉搜索的恐惧，正在官员间潜滋暗长。因为人肉搜索正以一种掘地三尺、贴身紧盯、防不胜防的方式曝光着官员不经意间暴露出的问题信息。一发现问题线索就紧追不放，一看到疑似腐败信息就群起攻之，把官员逼入不自证清白、不公开澄清就饱受质疑的境地。网友们从对周久耕的监督案例中受到激励，并正将其发展为一种常规反腐方式，网友对“戴名表”、“抽名烟”、“穿名牌”、“开名车”官员的搜索兴趣日渐高涨，将他们的日常穿戴置于网络显微镜下仔细分析——人人谈人肉搜索而色变。

    而网络监督的群体性、匿名性，人肉搜索的无序性，加上网络传播缺乏法律约束，又天然地决定了这是一种精准度、公信力、权威性不高的监督方式，很容易传播假新闻，很容易以讹传讹、道听途说，很容易在某种非理性的道德义愤中冤枉官员——比如连发两起的“人肉搜索错案”。手表大都相似，从照片里看不清品牌，就将其归为“天价手表”了，两位官员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

    可以说，正是由于公众缺乏正当的监督渠道，只能选择以这种门槛低、不规范的草根工具监督官员，而人肉搜索周久耕的事件，又会激励他们采用这种方式——可想而知，由于人肉搜索的精准度不高，可能会不断有官员被人肉搜索冤枉，不断被人肉搜索污名化，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

    人肉搜索以一种不期然的方式挺进公共事务，也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弥补着现行法律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缺憾。我国反腐之任务有多么任重道远，对于官员个人财产公开制度的呼唤就有多么急迫。一直以来，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舆情呼声一直汹汹不绝，但其立法进程却一直滞重难行。尽管相对于通过督促官员财产信息主动、普遍地公开而言，人肉搜索所呈现的仍只是一种“倒逼”的力量，但它的确因为提供了常态法治所不具备的强有力的监督，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如果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人肉搜索将不再是坏东西。当人肉搜索用于公共事务，毫无疑问的，它也进一步拓展着网络民主与言论自由的领域。而在目前中国，供人人发表意见并参与辩论，除网络外还没其他载体能够胜任。为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评价周老虎事件时表示，是网络让审议式民主成为现实。“华南虎事件促进了国民对言论自由作用的进一步认识，使国民在自由讨论和辩论中提高了民主和法治素养。”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心醉的进步，让公民真正得以拥有如同在场、权利在手的笃定感觉。

    我突然想起了很久以前发生在号称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美国的一个案例，1960年之前美国法学界围绕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的立法本意以及社会现实，始终争论不休。而发生于1960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为美国的言论自由定下了一个基调。当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整版的政治广告《关注他们高涨的呼声》，抨击种族隔离严重的美国南部地方当局迫害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镇压黑人平权运动的暴行，被当地负责公共事务的官员沙利文告上法庭，一直闹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以纽约时报大获全胜而告终。借助此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深刻阐释。判决书强调：“我们以这样一个全国深刻认同的原则为背景来考虑本案：关于公共问题的辩论应当是毫无拘束的、活跃和充分开放的，包括激烈的、尖刻的、有时是令人不快的、针对政府和官员的严厉抨击。”这项里程碑式的判决，使得美国的媒体由此获得了几乎不受限制的批评政府和公共官员的权利。重要的是，该案的判决将言论自由与公共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清晰地标定出来，所有的媒体都遵循这样一个规则：对政府和官员以及公众人物的批评无拘无束；当报道涉及普通百姓时，则非常克制，绝不会暴露个人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