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变法先锋还是欺世骗子？

   评价历史人物是好是坏，总是难以一言蔽之，要使自己的评价站得稳，立得正，必须条分缕析，逐一论证，方可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康有为是变法先锋还是欺世骗子一论题，相左的观点不少，陈明远先生著文认为康有为有几个大骗局，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称，供你参考。

　　近二十年来，我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查核、考证了个案一百多个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在这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揭露真相、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由“士子”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由“封建文人”到现代的文化人，必须经历漫长艰巨的“脱胎换骨”的过程，首先必须从“瞒和骗”走向“说真话”！这个过程到如今还必须继续深入。“辨明真相”成为当务之急。作为文人“瞒和骗”的典型案例，本文披露康有为的若干大骗局。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其他举人实行的，而康有为临阵退缩

　　康有为（1858-1927），生于广东南海。号长素。清末改良派，参与维新变法，后为保皇派首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饰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账上。

　　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实际上为光绪帝周围的一品大臣翁同稣（1830～1904）、杨深秀（1849～1898）等“帝党”；而后期具体执行者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章京，官名，清代军职多称章京，为满语的音译，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也称章京）。四章京掌握实权，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而1898年6月某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听不懂），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行走，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实际上并没有像对待“军机四卿”那样特别重用。

　　后来康有为更假传圣意，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

只是因为“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康有为流亡国外，方有机会对于华侨们吹嘘自己，抬高自己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以便进行募捐，积聚资产。

　　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更是他自己一手伪造的。百日维新第95天，局势险恶，光绪帝无可奈何，给他亲信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写了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很明显，这完全是下达给“军机四卿”的任务，要求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主持“妥速筹商”出主意、做决策。而跟“跑腿的”（六品行走）康有为并不相干！

    但是，狡猾的康有为，假借杨锐抄示给他传阅的密诏抄本，伪造“密诏”，则变成光绪帝下达给康有为一个人的“密诏”，擅自胡说什么——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一伪造的密诏关键有两处：一是康有为把光绪帝给杨锐（及四章京）的密诏，伪造成给他康有为一个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反正“军机四卿”都被处死了，落得死无对证。但是，后来跟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照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史料也保存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可相互参阅对比。

　　十分清楚：1898年康有为虽然曾参与维新变法，但决不是“百日维新”的核心骨干中坚。

　　为历史正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决不可再称为“康粱变法”！

　　关于康有为的欺骗行为，还有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涉嫌抄袭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那两件公案，在学术界闹得沸沸扬扬，若要讨论起来，很费篇幅，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