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熙宁变法谈起：君子兴国，还是误国？

    　　围绕着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得失，一直有着君子兴国，还是误国之辩。这是儒家内部的义利之辩，或说道德与富贵之辩，双方的立场近乎宪政中胡适之路（德性之路）与（被曲解的）严复之路（国强之路）。当然，由于历史背景和实践迥异，这种比较只是大致从精神气质来说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代表着（国家）富强路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则近似代表德行路线。对于北宋的灭亡，他们究竟负有何种责任?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若然当时没有外患，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或许就不至于那么仓促，或许可较安然的度过危机。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一定程度上而言，变法的确达到了强国之目的，但国强并没有带来民富。在变革中，国家垄断一切，官吏为了完成硬性指标，强逼民众之事并不罕见。更有不少官员趁机借改革之名实行腐败。比如均输法，其实就是国家直接做生意，苏轼就有批评会为腐败大开其门。作为欠缺德性的官员，最怕的就是统治者实行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因为只有统治者有为而治，官员们才会有腐败的好处。民众为了完成任务，被迫学会求人托情。如此，经“国家-官员-民众”的多诺骨牌效应，人心就会焕散，民风难再淳厚。宋神宗晚年破釜沉舟，派重兵与西夏决战，却大败而归，不久即忧郁离世，除了西夏人可能更为善战外，或许人心的相对焕散也是一关键原因。 　　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可称之为君子。知识分子在考虑决策时，往往拘泥于理论，大多只考虑是否应该做（应然性）。而政治家还要考虑是否能够做（可行性），以及做的时机成熟与否（时机性），并且更着眼于实践（实践性）。王安石书生意气尚浓，搁浅于应然性，固执己见，没吸纳合理意见和全面了解民意。而宋神宗则太过急功近利，没有认识到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时机性与实践性上有所欠缺，作为政治家无疑是有不足的。 　　或许当年苏轼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国家的恒久更在于道德修养，风俗淳厚、民心得失是关键。而王安石之变法过于强调国强，难免有意无意间破坏道德，导致人民片面俭财，成为经济动物而非道德主体。一如当下某些官员片面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在全民经久不息的经济热潮中，经济学成为万能学科，经济规律替代其他规律，通行于几乎所有领域。那些感慨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的叹息，是否就是千年前历史的回音呢？ 　　问题是，如何将富强和德行统一起来呢?无法绕过的人物是统治者。如何引导民众，有赖于国家长期稳定的政策，一个国家的德行其实就表现在普遍民众的道德修养和风俗习惯上。若按老子说法，国家的提倡和统治者的德行与民风的培育和倾向是密切相关的。由此，可以说，一个民风不再淳厚的国家就绝非一个有德行的国家。 　　在回首历史时，我们不要忘了，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得以进行，没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神宗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不少学者更愿称之为熙宁变法。作为一个有魄力和志向的皇帝，无论最终事与愿违，依然是可歌可泣的。王安石面对明君，料想不用费多大心机来说服。只是可惜，或许其求国强过于心切，视野似乎有所偏颇。或许，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他们也可能注意或考虑到德行问题，只是由于外患当头，先求国强罢了。只是历史不给他们机会，在国强之后再兼顾德行。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之下，变法已达到了它所能承载的最大成效了，注定只能在保守党的围攻和人民的漠然中破产。 　　但作为知识分子，士大夫与统治者的合作范式，变法留下无数值得玩味之处，特别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国是”，即使在神宗去世后仍维持一段时期。“国是”的体制使权力之间的斗争得以维持一个平衡点，即使是神宗也得迫于“国是”而无法随意排除反对变法的异己。然而，这种“国是”与民主政治制度还是相去甚远的，也并非固定体制，主体是皇帝，它是皇帝制定的，主动性掌握在皇帝手上，并且皇权依然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依赖于某个最高统治者的制度注定不可能长久，必然会随着统治者的变更而改变或渐消失。 　　总的来说，这一次变法能够得以进行。首先是统治者具备德性，富有忧患意识；二是有智慧和魄力，能够不受制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纷争；三是知识分子的说服。王安石曾有两次万言书，宋仁宗拒而宋神宗纳。这对于我们今天推行宪政之路是不无启示。究其短处，就是洞察民意的欠缺和改革目标的片面性。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回溯历史，我们得知，在知识分子与最高统治者的说服与被说服中，一系列改革得以前仆后继的进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德性。何况大多改革都是源自内忧外患的危机关头，仓促行事，难免回天无力。又如晚清的戊戌变法，此次变法持续仅百日，在慈禧太后的反扑下如昙花般凋谢。清朝的最终覆灭在劫难逃，但最终留下了中国宪政的第一个脚印（《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尽管粗陋而蹒跚。 　　相对而言，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严复之路（国强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而胡适之路（德性）并没最终开启，而要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大国，则必须统一两者。在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实行的宪政和民主政治改革，只要政治家有智慧和魄力，无疑风险相对较少。一个有德性的国家，前提当然是统治者本身具备德性，“有不忍人之心，故有不忍人之政”。孟子言及推恩，若统治者将自己的不忍人之心扩而充之，任用并影响下层官员，继而影响广大民众。这样的国家必然民风淳厚，更具凝聚力，更能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因而，作为君子的知识分子要让统治者相信，长远而言，宪政和民主政治的改革会使经济社会更具活力，使国家更强大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