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们怎么如此离谱？

　　学者们除表达歉意外，还向女王解释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家成功说服各国政府并让自己也相信，他们已完全掌握控制风险的有效办法，而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人们一厢情愿和傲慢自大的最佳例证”。

　　反思这场经济危机，《纽约时报》刊出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新华网国际频道编译了此文，从今天开始连载，敬请关注。

　　美轮美奂的不一定是真理

　　不久前，经济学家们还庆祝着他们在自己领域的成功，这如今想想有些难以置信。那些“成功”——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成功”——是理论和实践双方面的，它们引领了一个经济学领域的黄金时代。在理论方面，他们认为自己解决了内部的争端。于是，在2008年一份题为《宏观经济状况》的研究报告中，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宣称：“宏观经济状况良好。”他说，去年的战役已经结束，“广阔而明了的前景”就在眼前。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相信他们能够掌握事态的发展——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作了主题发言，称：“防止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2004年，前任普林斯顿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为过去二十年间经济稳健发展的业绩庆祝时，把这一切归功于经济政策的改善。

　　然而去年，这一切都破碎了。

　　几乎没有一位经济学家看到经济危机的到来，但预言的失误只是经济领域最不起眼的问题，更可怕的是经济学家们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发生灾难性故障的可能性。在黄金时代，金融经济学家相信市场是固有稳定的——确实，股票和其它资产的定价总是正确的。在主导的经济模型中，没有任何事情能预示去年的经济大崩溃。同时，宏观经济学家们观点也各不相同。其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一部分人坚持自由市场经济永远不会出错，另一部分认为经济总会不时出现问题，但全能的美联储可以搞定一切。然而这两部分人都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状况：经济失控了，到了美联储也无计可施的程度。

　　随着危机的到来，经济学领域中的错误愈发深重。卢卡斯说，奥巴马政府的刺激政策是“次品经济”，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约翰·科克伦说它们建立在没有说服力的“童话故事”上。作为回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龙撰文写到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理智大厦的倒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是宏观经济黑暗时期的产物，那时候来之不易的知识都被人们遗忘了 。

　　经济学领域究竟怎么了？它将怎样发展呢？

　　就我所看到的，经济学领域误入歧途是经济学家之过。他们错把那些美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学当做了真理。一直到大萧条时期，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幻想着资本主义是一种完美或是近乎完美的体制。这种幻想没过多久就被大量的失业率击破了，然而随着大萧条时期渐渐从记忆中抹去，经济学家们再次回到过去，理想化地勾勒出一种理智个人与完美市场和谐共处的经济体制，这回又穿上了别致的方程式华服。诚然，这场对完美市场的浪漫复兴部分是因为政治风向的变化，部分是经济上的刺激。但经济学领域失败的最核心原因莫过于他们试图包罗万象、思维优雅，顺带炫耀他们数学才能的欲望，毕竟胡佛研究所和华尔街的工作机会不容忽视。

　    不幸的是，对于经济体制的浪漫化和纯净化使得大部分经济学家忽略了没有什么是永远对的。他们对人类理性的限度视而不见，而那常常导致泡沫发生和破灭，导致机构失控任意妄为，导致市场的不完美——尤其是金融市场—— 从而导致经济体制遭受突然的、不可预料的冲击，以及监管者本身不相信监管产生的危险。

　　至于经济学领域的去向则是一个更难的话题。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学家们将学会如何在这一摊混乱经济形势中生活。这就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承认人们非理性的不可预料行为的重要性，不得不正视市场特殊的缺陷，不得不接受要想到达那个优雅的经济体制、那个“万能理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实践意义上，这将被演变为更严谨的政策制定，并减少那些怀着“市场将解决一切问题”而任意减少经济保护措施的事情。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再到亚当斯密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归功于亚当斯密，他在1776年著成《国富论》。接下来的一百六十年间，经济学理论的分支不断扩充着，其中心思想很简单：相信市场。是的，经济学家们承认市场偶尔也会出错，其中最重要的错误便是“外部事物”——即人们将自身行为产生的费用强加在别人身上，譬如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取名自19世纪晚期解释“古典主义”前辈理念的理论家）的基本假设就是我们应该对市场体制有信心。

　　然而，这信心被大萧条时期的到来砸得粉碎。事实上，即使是亲眼看着这场崩塌，一些经济学家还是坚信市场经济中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一定有它的道理：“经济萧条并不是魔鬼。”熊彼特早在1934年就说，“那是必经的。”但最终，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转而支持凯恩斯，他解释了经济萧条的发生以及未来该如何应对。

　　尽管你也许有所耳闻，但凯恩斯本人并不像传闻中那样希望政府掌管经济。他在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将他的分析描述为“适度保守”。他试图修复资本主义而非推翻它，虽然他的确挑战了“自由市场经济可以不需控制的实现其功能”的观念。他认为金融市场是被短期投机行为所控制，而非基本经济法则。于是他呼吁政府的积极干预——印制更多钞票，必要时大量投资公共设施建设——以对抗萧条期的失业率。

　　凯恩斯的意义不仅仅是发出了勇敢的声音。《通论》是一部深刻的分析报告，它唤醒了那部分年轻有思想的经济学家。然而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关于经济学家的故事很大程度却是脱离凯恩斯主义，重回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最初是由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引领的，1953年他宣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良好的揭示了经济体制实际上“硕果累累并应得到更多的信任”。那么，经济萧条又是怎么回事呢？

　　弗里德曼对于凯恩斯的反击是从货币主义开始的。货币主义者原则上同意市场经济需要稳定。他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虽然他之后澄清说他是被断章取义了。货币主义者声称，一种有限度的政府干预，即指示央行持续供给国家货币，会使流通中的现金和存款的总额稳定增长，这足以防止经济萧条的产生。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施瓦茨则推出著名论调，称若美联储尽职尽责，经济大萧条也许就不会发生。不久后，弗里德曼又针对政府对失业率正常化（目前在美国认为是4.8%）作出的努力推出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他预言过度消费政策将带来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而这预言在1970年的经济滞涨中得以证实，也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推向一个高潮。

　　最终，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者们甚至越过了相对来说立场温和的弗里德曼。在金融经济学家中，凯恩斯对于金融市场的“赌场论”被“有效市场论” 代替，即金融市场在信息完整的情况下总能够正确的固定财产价值。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完全摒弃了凯恩斯关于经济萧条的理解框架，一些人回到了熊彼特时代的观点，另一些大萧条时期的辩解者则认为经济衰退是好事，是经济的自我调节。即使那些不愿那么绝对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为经济衰退作出的任何对抗都弊大于利。

　　并不是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都愿走这条路：他们中还有一些人自称“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继续相信政府的积极作用。 但即便是这些人，也都相信如果投资者和消费者足够理智，市场通常都会表现良好。

　　当然，这种趋势中总有例外：一少部分经济学家叫板理性消费的假设，质疑金融市场的可信性，指出在漫长的历史中金融危机曾造成许多毁灭性的后果。然而，他们只是少数人，无法与主流力量抗衡。而那所谓的主流力量，曾被历史证明是愚蠢的自鸣得意。7月下旬，英国一批世界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在致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信中写道：“抱歉，女王陛下，我们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总之，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学者，人们都没能将系统性风险视作一个整体。”

　　学者们除表达歉意外，还向女王解释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家成功说服各国政府并让自己也相信，他们已完全掌握控制风险的有效办法，而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人们一厢情愿和傲慢自大的最佳例证”。

　　反思这场经济危机，《纽约时报》刊出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新华网国际频道编译了此文，从今天开始连载，敬请关注。

　　过分乐观的金融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金融市场并没有受到太多瞩目。凯恩斯将其比作报纸上的某些竞赛游戏，参赛者被要求从一百张照片中选出最漂亮的六张，与大多数参赛者的选择最相近的将获胜。于是每个参赛者不得不忽略自己最喜欢的照片，去选择那些他认为别的参赛者会喜欢的。

　　凯恩斯认为让这种投机者追随彼此尾巴的市场做重要商业决定是非常错误的：“当一个国家的基本建设成为一种赌场行为的副产品，一切简直糟透了。”

　　然而到了1970年左右，金融市场的研究似乎被伏尔泰作品中那位坚信着“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能更好的世界中”的庞格罗斯所掌管。关于投资者的不理性、泡沫经济以及毁灭性投机行为的讨论从学术论著中消失了。整个经济学都被芝加哥大学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支配着，即是说在金融市场中，价格完全反应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若一个公司的信息是公开的，那么股票总是能准确的反应该公司的利润、经济前景等等）。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金融经济学家们，尤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为代表，声称由于金融市场总能正确定价，公司领导最应该做的，便是使他们的股票价格最大化——不仅为他们自己，更是为了整个经济体制。换言之，金融经济学家相信，我们应该将国家的基本建设放到凯恩斯所说的“赌场”手中。

　　很难说经济学领域的这种转变是由某些事件趋使的，但确实，1929年的记忆渐渐模糊退去，牛市继续着，伴随着神话般的投机生意的愈演愈烈，接下来熊市到来了。在1973年4月，股票失去了48%的价值；而在1987年的股灾中，道琼斯平均指数一天之内毫无原因的下挫23%，这至少也值得人们稍微怀疑一下市场的理性。

　　而这些会被凯恩斯作为市场不可靠证据的事件，却无法阻挡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想法。金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优雅的理论模型，他们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理性的平衡了风险和收益，这就是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如果你接受这个模型的前提条件，它会大有用途。甚至比金融产业的观点更重要的是，CAPM不仅告诉你如何选择投资组合，它还教给你如何为金融衍生物定价。 这个优雅的、显然也是有用的新理论将其创造者推向了诺贝尔奖，而许多这个理论的专家们也得到了其它一些奖项。CAPM更多神秘的用法需要物理学家一般的计算能力，于是那些用新经济模型和卓越数学技巧武装的温文尔雅的经济学院教授们得以在华尔街一展身手，成为穿梭在金融市场的行家，赚着华尔街高额的薪水。

　　公平的说，金融理论家们接受“有效市场假说”并不单单是因为它优雅、方便、获利多。他们也做出一系列的数据证明，乍一看似乎还挺有说服力。然而这些所谓证据都有极大的局限性。金融经济学家几乎从来都不去问这样一个看起来显而易见（但是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资产价格在现实世界里的像盈利这样的基本问题中是否管用？他们只考虑资产价格在资产价格给出的情况下是否合理。拉里·萨默斯是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他曾经用“番茄酱经济学家”的寓言讽刺金融学教授们，他说这些教授“证明了两夸脱番茄酱恰好是一夸脱番茄酱价格的两倍”，从而得出结论证明番茄酱市场是完全有效市场。

　　不管是这样的讽刺，还是像耶鲁大学罗伯特·希勒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温和批评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金融理论家仍然相信他们的经济模型是根本正确的，而许多人也凭此在现实世界中作出投资决定。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便是美联储曾经的主席格林斯潘，长久以来他都是金融自由化的支持者，对人们要求控制次贷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声音充耳不闻。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坚信现代金融经济学可以搞定一切。2005年，在美联储表彰格林斯潘任期内表现的会议上，有个值得一提的时刻：一位勇敢的与会者拉古拉姆·拉詹 (令人惊讶的是他出身于芝加哥大学)展示了一篇关于“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有着潜在危险”的论文。他被在场的大多数人嘲笑了，包括拉里·萨默斯，萨默斯说这位学者的警告是“被误导的”。

　　到去年10月，格林斯潘承认他曾处于“难以置信的震惊”中，因为“整个学术建筑都崩塌了”。由于学术建筑的崩塌恰恰也意味着现实世界中市场的崩溃，其结果是严重的经济衰退——可以说是经济大萧条时期之后最糟的一次。政策制定者应该怎么办？不幸的是，那些本应该提供关于如何拯救经济萧条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家们本身阵脚已乱。

　　宏观经济的麻烦

　　“ 我们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中，我们笨手笨脚，没有控制好一个精密的机器，也不明白这个机器是如何运转的。结果就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可能性暂时被浪费了，也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要被浪费掉。”凯恩斯在一篇名为《1930年大萧条》的文章中这样写到。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描述那个突然降临在世界上的灾难。那个时候世界上创造财富的可能性确实在很长时间内都被浪费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萧条时期才走向了终结。

　　为什么凯恩斯将大萧条时期称为“巨大的混乱”起初看来如此醒目？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在大约1975年时分出了凯恩斯观点的反对阵营？

　　让我来解释一下拥护凯恩斯的经济学家的本质，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一个寓言。从这个微缩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混乱是如何毁掉整个经济的。这个例子就是国会山的托儿合作社。

　　在1977年的《货币信贷与银行》杂志中，国会山托儿合作社的问题就引起了关注。这个合作社由150对年轻夫妇组成，他们同意在彼此需要休息的时候照看对方的孩子。为确保公平，合作社引入了这样一种机制：成员在加入时发给20张兑换券，每张可兑换半小时的保姆时间，而在他们离开时也要归还等量的兑换券。

　　然而，这个合作社的成员们大都希望有20张以上的兑换券，也许是为了以备自己频繁出行之需。结果，只有很少的人愿意使用他们的兑换券，他们更多的到别人家做保姆以储存更多的兑换卷。但由于只有有人外出时才会有做保姆的机会，保姆工作十分难找，这就使合作社的成员愈发不愿出门，于是保姆工作也愈发难寻。

　　一句话，这个合作社陷入了经济衰退。

　　好吧，对于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别认为它是愚蠢和无用的而忽略它，就像亚当斯密从一个别针工厂看出整个经济进程一样，经济学家们总是擅长以小见大。在上述事例中，衰退是由不适当的需求产生的，保姆市场没有足够的需求，无法为每个想要保姆工作的人提供机会。问题就在这里，这个特例能否反映出真正经济衰退的本质？

　　40年前，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个诠释。然而自那时起，宏观经济学家分为两大派系：“咸水派”经济学家（主要在美国沿海地区大学中），他们多多少少受到凯恩斯的影响；“淡水派”经济学家（主要在内陆的大学中），他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是无稽之谈。

　　本质上来说，淡水派经济学家们都是新古典主义的拥趸。他们相信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是在人类理性和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开始的，托儿合作社违反了这个前提。在他们看来，普遍的缺乏足够需求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价格总是随着需求所波动。如果人们想要更多的保姆兑换券，那么兑换券的价值就会增长，它们就值40分钟的保姆时间而不是原来的半小时，或者同理，一个小时的保姆工作价格就会从原来的2张兑换券跌到1.5张兑换券。这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兑换券在流通中的支付能力提高了，人们便不会想攒更多的兑换券，而经济也不会出现衰退。

　　这种衰退看起来不是正像那段时期么？很多人都想工作，但职场却没有那么大的需求。淡水派理论家说，表象是会骗人的。在他们看来，稳定的经济说明总体的需求失败不会发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被证明是错误的”，芝加哥大学的科奇兰如是说。

　　然而经济衰退确实发生了。为什么？在二十世纪70年代，重要的淡水派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提出经济衰退是由暂时的混乱造成的：由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处于其特有经济情况的变化，工人和公司若想分辨价格总体的变化十分困难。卢卡斯警告说，任何对于这种经济循环的对抗都只会起到反作用，积极的刺激政策只会加重混乱。

　　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最轻微的关于“经济衰退是不好的”的认可也被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否定了。经济学界新的领军人物诞生了，其中以爱德华·普莱斯科特为代表，来自明尼苏达州大学（由此可见淡水派经济学家都出身何处）。他提出价格随需求而波动变化与经济周期并无关系，经济周期在技术进程层面上反映了价格波动，而技术的进程受到工人理性的影响，他们自动地在环境适宜时工作更多而在环境不适宜时工作较少。失业则是工人们深思熟虑后，想要休息一阵的决定。

　　坦率的说，这个理论听起来很蠢，大萧条时期其实是大度假时期？实话实说，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傻了。而普莱斯科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前提牢牢的嵌在精确构建的数学模型中，那是在精确的数据统计之下构建的，在许多大学中，这个理论支配着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由于这个理论，2004年普莱斯科特同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柯德兰分享了诺贝尔奖。

　　与此同时，咸水派的经济学家们却畏首畏尾。在淡水派经济学家扮演着纯粹主义者的同时，咸水派经济学家则扮演着实用主义者。当哈佛大学的格里高利·曼昆、麻省理工学院的布兰查德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罗曼了解到他们无法就凯恩斯主义的需求观点同新古典主义理论达成一致，他们发现了经济衰退的证据实际是受需求的驱使的证据。于是他们愿意放弃“市场完美和理性完美”两者之一甚至全部的假想，去适应一个或多或少的凯恩斯主义的衰退观。在咸水派经济学家看来，为对抗经济萧条采取积极刺激措施仍然是可行的。

　　这并不是说那些自诩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对理性个人和完美市场的魅力完全免疫。他们试图使自己同新古典主义的正统观点尽可能划清界限。这意味着在主流模型中，泡沫和银行系统的崩塌将不复存在。事实却是这些事情仍在现实世界中继续着——金融秩序一片混乱，97-98年亚洲的大部爆发了经济危机，2002年阿根廷也发生了经济危机——而这些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思想主流中没有得到反映。

　　即使是这样，你也许会想说淡水派和咸水派经济学家的不同世界观会让他们在经济决策方面像个傻瓜，然而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在1985年和2007年前后两者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在理论方面而非行动上。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与最初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认为财政政策（政府开支和税收的变化）能够发挥作用。他们认为美联储专家制定的货币政策足以应付经济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在弗里德曼90岁生日庆祝会上，本·伯南克，这位当时的美联储董事会成员，以前多多少少可以称其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普林斯顿教授，作出了关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评价：”你说的对。我们让这一切发生了，我们很抱歉。但是多亏了你，它再也不会发生了。“他要传递的信息明显是，若想防止经济萧条出现，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更精明的美联储。

　　只要宏观经济政策还掌握在格林斯潘手中，不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影响，淡水派经济学家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他们不认为货币政策能有任何利好作用，但他们也不认为货币政策能有什么坏处。）但是若想看到他们的共同点有多么少，以及在这些乐观主义者甚至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手下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就要冒一点险了。

        最近，在各种充满遗憾的经济学讨论会中，一句通用的妙语便是”没有人预料到……“。这便是说，这灾难本可以预料，应该被预料，实际上也被一小部分经济学家预料到了，只是他们费尽心血却仅被蔑视收场。

        让我们用忽高忽低的房价来举个例子吧。以希勒为代表的某些经济学家，他们确实发现了泡沫的存在，并且也警告过若泡沫破碎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可是关键的政策制定者却没有看到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2004年,格林斯潘就这样停止了一个关于房地产泡沫的谈话：“（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对价格的严重曲解。”他说，那是“最不能的。”2005年，伯南克说，房屋价格的升高“很大程度的反映了经济基础。”

        为什么他们看不到泡沫的产生？公平的说，利率非同寻常的低，也许可以部分解释物价升高的原因。也许格林斯潘和伯南克也想庆祝美联储把美国从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救出的成功，但在庆祝会上他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大的出奇的泡沫坏掉了整个气氛。

        的确，通常房产购买者都会做足比价工作——那意味着他们用自己将购置的价钱同别人房产价钱相比。但这可没说整个房地产的价格都是公正的。这又回到了我们上面提过的番茄酱经济：由于两夸脱番茄酱刚好是一夸脱番茄酱的两倍，金融理论家们便认定番茄酱价格合理。

        简而言之，对于有效金融市场的盲目相信使得太多经济学家看不到史上最大金融泡沫的产生，有效市场理论也从一开始就在这个泡沫的膨胀中起到了可观的作用。

        既然这个不明原因的泡沫已经破碎，传说中安全资产的真正危险便显露出 来，金融系统也被证明不堪一击。美国人眼睁睁看着13万亿美元的财富不翼而飞，600多万人失业了，失业率正奔向1940年以来的峰值。那么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窘境中，现代经济状况究竟需要怎样的指导呢？我们又能相信它么？

        刺激政策的争议

        在1985年到2007年间，宏观经济出现了虚假的和平景象。淡水派和咸水派经济学家间也没有真正的交锋。这期间是所谓的“大稳健”时期，这段时期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都相对缓和。咸水派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掌握了大局，而淡水派虽然不认为美联储的措施真的有益，也不打算对此有所动作。

        终于危机打破了这伪装的平静。突然之间，这种狭窄的两派经济学家都支持的技术层面措施不再奏效了，而一种更宽泛的政策需要将两派的冲突再次搬到台面上来，这一次争议更加凶猛。         为何那些狭窄的技术政策失效了？答案是，一言以蔽之，零。         在正常的经济衰退中，美联储便从银行购买短期国库券，这就使政府债务利率降低。于是寻求更高回报率的投资者便转向其它资产，这样其它方面的利率也随着降低。通常利率降低最终便会使经济回弹。在199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中，美联储在短期内将利率从9%下调至3%；在2001年的经济衰退中，将利率从6.5%调到1%；在最近的经济衰退中，则是直接从5.25%调至零利率。

        但即使是零利率看来也不足以结束这场衰退。美联储没法把利率调到零下，事实上在利率近于零时，投资者们就开始储存现金而不是将它们借出。到2008年后期，利率已成为宏观经济学家所说的“无下限利率”，经济衰退却仍在不断深化。常规的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

        现在状况如何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面临着“无下限利率”，第一次是大萧条时期。正是由于利率有下限，凯恩斯才会倡导政府刺激消费：当货币政策失去效力，私营成分不肯消费，公有经济就必须负起支撑经济大任。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符合了我们当前萧条的经济状况。

        这种凯恩斯主义的见解影响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这可气坏了淡水派经济学家。在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忍受着美联储对经济的经营，然而要容忍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复兴可完全是另一码事。回溯到1980年，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就写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说十分荒唐，以至于“在科研研讨会上，人们不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回事，与会者开始彼此交头接耳、叽叽喳喳。”毕竟，要承认凯恩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太丢脸了。

        芝加哥的科奇兰被那种政府消费能够缓和经济衰退的想法激怒了，他说：“自20世纪60年代，学校里任何人都不这么教学生了。他们（凯恩斯主义者的想法）早被证明是错误的，是童话故事。当人们面临压力时，他们就用童年的故事安慰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错的。”（这也是咸水派和淡水派的标志性差异，科奇兰认为“任何人”都不会那么教学生，而事实上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大和哈佛确实是那样教的。）         与此同时，那些自我安慰地相信着宏观经济学中的意见分歧正在消失的咸水派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淡水派经济学家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非常吃惊。猛烈抨击着经济刺激政策的淡水派经济学家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权衡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也并没有找到他们自身的不足。相反地，他们看起来就像完全不知道凯恩斯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一样，他们复兴着1930年之前的错误论调，并坚信那是新鲜而且深刻的。         被遗忘的似乎不仅仅是凯恩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龙为芝加哥学派“理智大厦的倒塌”悲恸的同时，芝加哥学派的立场发展成对弗里德曼思想的全盘推翻。弗里德曼认为，对于经济的稳固来说，美联储的政策比政府支出的变化更为有效；但他从未断言增加政府支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增加就业。实际上，重读弗里德曼在1970年的思想摘要《金融分析的理论框架》，你会惊诧的发现，他和凯恩斯有多么相像。

        况且，弗里德曼当然也从未提到“大规模的失业说明人们自愿减少工作”或者“衰退对经济是件好事”这样的观点。然而这一代的淡水经济学家们却兼有以上两种观点。于是，芝加哥学派的凯西根提出，失业率如此之高是因为许多工人们选择不去工作：“雇员们面对着鼓励他们不去工作的经济刺激……失业的增多更多地可以用劳动力供给（自愿去工作的人们的数量）的减少来解释，而非劳动力需求（雇主需要雇佣工人的数量）的减少。”凯西根特别强调，工人们选择待业是因为那样可以增加他们得到抵押救济的机会。科奇兰则声称高失业率其实是好事：“我们应该经历这种衰退。内华达州那些花了一辈子敲钉子的人们也该做些别的什么。”

        就我个人来说，这种观点太疯狂了。为了让木匠们搬离内华达州，全美国都得经受大规模的失业？有没有谁可以真的断言只是由于想要工作的人少了些，我们就失去了670万个工作？然而淡水派经济学家发现自己被困在死胡同中只是早晚的事：若你的假说是从人类理性和市场有效开始的，你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失业是自愿的，衰退是可取的。

        如果说危机已经将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引入荒谬，那它也将咸水派经济学家带入深思和自省。他们的理论框架与芝加哥学派的不同，他们考虑到非自愿失业的可能性并将它视作不好的事情。但控制了教育和科研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仍猜想人们是完全理性的、金融市场是完全有效的。若要在它们的模型中考虑当前的萧条期这样的事情，新凯恩斯主义者们就要被迫引入一些搪塞的因素，那就是一些不确定的暂时的原因抑制了个人的支出。（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恰恰就这样做过。）如果分析建立在这个搪塞性因素上，我们对于这个模型的前瞻性谈何信赖？

        经济学领域陷入困境是因为经济学家沉迷在一个完美的无冲突的市场体制幻境中。若想自救，经济学领域将不得不甘心回到一个不那么迷人的视野里：市场经济的确有种种优点，但它也充满着缺陷和冲突。好消息是我们不必完全从头开始。即使在市场万能经济学最繁荣的时候，即使在真实经济与理论理想背离的时候，我们也有了许多成就。现在最可能发生的——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就是这个有缺陷有冲突的经济学将从经济学分析的边缘地位走向主角。

        我脑海中已经有了关于这种经济的相当好的例子：行为金融学学派。它的实践者着重于两件事：第一，许多现实世界中的投资者几乎都没有有效市场理论中的冷静盘算，他们趋于群体行为，趋于非理智的无原因惊慌。第二，即使是那些试图在深思熟虑后下决定的人们也常常会发现他们无法阻止信任、可靠和低担保的诱惑。

        首先，即使是在有效市场假说最为风行的年代，现实世界的投资者也似乎明显不像主流模型中假设的那样理智。拉里萨默斯曾经在一篇金融学论文中宣称：“白痴们到处都是。”但我们在讨论哪种“白痴”（实际是指散户）呢？行为金融学渐渐扩充为行为经济学，它试图将投资者的非理性同人类的认知偏见联系在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更注重损失少而非收益少，或者从个别例子（例如，房价在过去几年一直都在涨，那么之后会继续涨的假设）中盲目乐观。

        直到危机爆发，像尤金法玛这样的有效市场倡导者也不再承认行为金融学制造的“好奇因素”的确有其重要性。如今巨大泡沫已经破碎，要维持它就更困难了——这个泡沫被耶鲁大学的希勒这样的行为经济学家识破了，他将泡沫同过去的“非理智愉悦”联系到一起——这使得全世界的经济岌岌可危。

        其次，假设的确有“白痴”们存在。他们的作用有多大？并不大，弗莱德曼在1953年一份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说：聪明投资者的赚钱方式就是买入那些“白痴”们卖出的，卖出那些“白痴”们买入并将维持市场稳定的。然而另一种行为金融学人士说弗里德曼是错误的，因为金融市场有时极为不稳定，现在看来那个观点似乎很难驳回。

        也许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论文当属1997年哈佛大学的安德烈·施莱弗和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维什尼共同发表的，它意味着保守的“市场不理智的时间远比你能偿还债务的时间久”观点的正式化。就像他们指出的那样，套利者——就是那些低买高卖的人——需要有资本才能进行套利。而财产价格的剧烈下滑，即使是在基础建设上没有体现，也使得资本大大减少。结果，这内行的赌注不得不退出市场，价格也被卷入漩涡中。

        宏观经济学此时又是怎样的状况呢？近来发生的事情完全驳倒了“衰退只是技术层面的波动”这种看法，一个多少带点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成了唯一可能的真理。然而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并未给我们正经受的此类危机留出余地，因为那些模型通常也都接受了有效市场的观点。

        当然也有例外。不是别人，正是本·伯南克，他同纽约大学的马克·格特勒开创了一种说法，它强调有效担保的缺失会阻碍筹备资金和创造投资机会的能力。另一种相关的说法主要是由我的普林斯顿同事清泷信宏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摩尔建立的，他们认为像房地产这样的资产的价格可以承受自我强化的下滑，这种下滑会导致整体经济持续走低。然而直到现在，机能失调经济学的影响即便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也不占优势。显然，这需要一些改变。

        凯恩斯的回归

        这里谈谈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一，他们得正面一个令人难过的事实，金融市场远不完美，它们受强烈的错觉和人们的疯狂所控制。第二，他们要承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史上解释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最好理论框架—— 这对那些曾经讥笑过凯恩斯主义的人们来说非常困难。第三，他们必须尽全力将宏观经济学理论与金融业现实相结合。

        许多经济学家会为这些改变感到十分烦心。更新鲜、更实际的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具有新古典主义那样清晰、完整、美轮美奂的特征。这也许会让一些经济学家继续坚持他们的新古典主义，不顾它多少年来关于经济危机的种种错误论调。这让我们想起门肯的那句话：“人类的每个问题都有一个轻松的解决办法——它看起来简洁并且合理，但它是错误的。”

        当涉及全人类都要面对的经济衰退和萧条问题时，经济学家们需要抛弃那些简洁而错误的 “人类理性、市场完美” 假设。反思经济领域的种种，经济学家们也许无法展开一幅清晰明了的画卷，它当然不会是简洁的，但我们可以期待它至少有点靠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