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电影：香港梦落与韩国崛起

戴佩良
电影业曾经是香港欣欣向荣的标志，也是香港文化的重要展示，在昔日香港电影全盛的黄金年代，几乎整个亚洲电影都仰香港之鼻息，然而如今，香港电影在亚洲电影业地位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与香港电影相比，韩国在吸收和模仿好莱坞电影生产模式的过程中，并没有照猫画虎一味模仿，而是显出了更为成熟的思考。在效仿好莱坞的输出方式，大搞营销攻势的同时，韩国电影公司深得好莱坞的精髓，巧妙地把韩国电影用东方文化的样式进行包装，并向具有文化同源性的全亚洲进行推广，现在，韩国电影已经成功地进入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亚洲市场，而且票房强劲
将希望寄托于仅仅靠一、两部当红大片就能拯救电影市场，这反映出香港电影的脆弱和幼稚——它依然翻身乏术。
岁末年初，明星云集的年度大片《无间道》在香港票房一路飘红，但是这并不能掩去香港电影业过去的愁云惨淡。仅仅4个月前，香港电影的日票房经历十年以来的最低潮，一天票房总收入只有51．6万港元，而全盛时期香港日票房曾达700万。据香港电影业工作者总会电影总会所言，七成香港电影业从业人员处于失业或者半失业的状态。
被誉为“东方的好莱坞”的香港，是继印度、美国和日本之后的全球第四大电影制造区，伴随着香港的经济、社会、文化及历史的发展，曾经是香港欣欣向荣的标志，也是香港文化的重要展示。而在昔日香港电影全盛的黄金年代，甚至可以说几乎整个亚洲电影都仰香港之鼻息，然而如今，香港电影在亚洲电影业地位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香港电影总会会长吴思远甚至说，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可能导致香港电影界解体。这也许有些耸人听闻。然而与之相呼应的是，香港戏院商会为“救亡”惨淡票房，劲减票价，甚至低过半价。许多电影院在推出减价的基础上，还推出一系列免费停车或送礼品的优惠政策，以求挽救惨淡的香港票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香港戏院的票房劲减，仅仅是香港电影目前实际市场价值的一次真实回归，而所谓“减价救亡”也仅是治标之策，都无法真正挽救香港电影。与香港电影的惨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资料显示香港人花在娱乐消费上的钱依然在增长，而美国华纳及哥伦比亚等八大电影公司则谢绝减价，原因是这些电影公司的影片在香港仍然卖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电影市场的惨淡，正是电影市场全球化激烈竞争的直接结果，而当红热片《无间道》与《英雄》的票房成功，所透露出的却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娱乐信息全球化与娱乐手段多元化的今天，手持钞票的观众口味正在因选择而变得越来越挑剔，制作平庸的片子已经难以获得他们的青睐。有人说香港片的水平在倒退，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香港电影进步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十年间电影消费者口味的提高，更落后于世界电影的发展与更新。而香港电影一贯的商业恶习，诸如一窝风似的盲目跟拍、急功近利与缺乏创新，则成为香港电影最致命的沉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已在利润中迷失的香港电影，正在一个观众变得越来越挑剔与不耐烦的时代，漫长地付出代价。
要想更清醒地评价和认识香港电影，我们无法回避和忽略的一个坐标——就是正在亚洲崛起的韩国电影。同样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震荡，韩国电影却是一派繁华。有人说，在日渐被欧化的亚洲，韩国用他们的勇敢、创新、勤奋和商业头脑捍卫了本民族的电影文化。而在韩国史上最大制作的影片《武士》中，韩国人在历史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自尊心与操纵改写历史的迫切愿望，虽然影片并不完美，然而韩国电影一贯的精致、踏实和文化归属却恰恰映衬和对比出，在一个国际化的竞争对手面前，香港制造显得粗糙而浮躁。
也许将弹丸之地的香港电影与集一国之力的韩国电影相比并不公平。然而无可忘记，曾几何时的韩国恰恰正是香港电影的重要海外市场。而今的这一切则无可避免地逆转。一部港片昔日在韩国可以收回几十万美元，现在却只能收回几万美元。而与此同时的韩国市场，这样一些数字却让人印象深刻。从1999年的韩国电影《生死谍变》到2000年的《共同警备区》、2001年的《朋友》，再到《我的野蛮女友》，韩国电影连续几年创造着本土票房商业巨片神话。仅以《朋友》为例，该片在韩国带来了820万的观众人次。而这样的成绩是在韩国的总人口只有4000万人的背景下取得的。除了韩国电影总票房连年增长，韩国电影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特点就是韩国本土票房的一半来自25岁以下的年轻人，青年观众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和最有生命力的电影支柱。而我们所看到的此时香港电影市场又是怎样一幅景象﹖ 2002年9月12日香港港威戏院的4时场，创下零票房的惊人纪录。数字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
回顾历史，将使我们知道一个巨人为何衰落，另一个巨人又因何崛起。
1993年当香港电影依然满足并沉溺于动作江湖片、喜剧搞笑片、浪漫爱情片、三级艳情片等几大商业类型片并初现疲势的时候，这一年韩国电影因受好莱坞冲击，已经滑落谷底。然而，与香港政府一贯奉行不干预电影的政策不同，韩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电影发展，从而使韩国政府成为韩国电影最重要的动力引擎。韩国政府不但每年拨出相当于人民币4500万元的巨额经费，重点支持20部民族电影的拍摄，还在施政纲领中明确保障韩国电影在本国市场占有率达到40％以上，此外积极协助韩国电影攻占海外市场。从一系列的举措来看，毫无疑问，韩国政府敏锐地将电影娱乐业作为了韩国未来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而与香港电影相比，韩国在吸收和模仿好莱坞电影的生产模式的过程中，并没有照猫画虎一味模仿，而是显出了更为成熟的思考。在效仿好莱坞的输出方式，大搞营销攻势的同时，韩国电影公司深得好莱坞的精髓，巧妙地把韩国电影用东方文化的样式进行包装，并向具有文化同源性的全亚洲进行推广，韩国电影成功地进入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亚洲市场，而且票房强劲。更令人生畏的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韩国电影界新人层出不穷。甚至在整个90年代，韩国可以保持每年有五名以上受瞩目的导演开拍新片。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导演，不仅有来源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留学生，也有来源于俄罗斯莫斯科电影学院和波兰罗兹电影学院这些世界著名电影学府的精英，此外韩国自身的高等教育系统例如韩国国立艺术大学、汉阳大学也培养了很多年轻的电影人才，除了韩国电影宗师林权泽（2000年《春香传》嘎纳电影节参赛作品、2001年《醉画仙》嘎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外，仅获各种国际国内奖项的韩国知名新锐导演就有朴赞郁、金基德、李明世、张善宇、姜帝圭、康佑硕、金性琇、郭敬泽、郭在容、洪尚秀、林常树、边赫、李廷香、许秦豪数十位，而与韩国青年导演这个漫长却不能遗漏的名单相比，吴宇森、周润发、李连杰、成龙等顶级香港本土电影人才纷纷流向好莱坞，而香港电影的灵魂人物，除了王家卫、陈果、吴振宇之后的杜琪峰，以及由喜剧演员转当导演的周星驰之外，崭露头角的新锐导演真如凤毛麟角，孰强孰弱，胜负立分。
有人将香港电影的衰落归结于资金的匮乏，然而，在高度自由化的市场中，资金的流向却不过是市场杠杆调节的结果。而对于商业浮躁下的香港电影来说，远远比“救市”更为重要的，则是“救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同韩国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政府的扶持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吴思远表示，在香港电影业界低迷的情况下，电影总会希望政府参与救亡行动，为扶助电影业制定政策，以及为香港电影争取在中国大陆发展的机会。
然而，单单如此并不能保证香港电影重返昔日的辉煌。在这场优胜劣汰的竞争中，香港电影已经不再是亚洲商业电影标准的制订者和领跑者，一场新的标准实际上意味的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