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北大立孔子像 儒家还是处于文化边缘

张祥龙：北大立孔子像 儒家还是处于文化边缘

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8428225110802205922.html

4月1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在《深圳商报》上发表《无孔子之北大无灵魂》（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1192811.aspx）一文，提出北京大学是国子监的现代版，并希望在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在校园里的重要位置上，选取“最精当耐久之材料”，以一种严肃的方式树立孔子塑像。此建议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议论，其中不少是质疑乃至批评。面对质疑，张祥龙一一作答。

张祥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会长
国内大学缺乏文化底蕴

质疑：国子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是皇家掌控的官方意识形态机构。如果让北大成为传承中国道统的机构，有可能将儒家文化的“腐朽之气”恢复起来。

北京大学与国子监有何关系？

北京大学的根在哪里？

张祥龙：之所以说北京大学是古代国子监的现代版，依据是其传承文化的功能。周代辟雍设学，其性质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春秋时“礼崩乐坏”，孔子杏坛施教，开始出现民间办学；但到汉代太学的设立，又将官方的办学传统延续下来，持续到隋唐以下乃至明清的国子监。

众所周知，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之源。戊戌变法时，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初，行使了部分国子监的功能，第一是新式学校中的最高学府，第二兼具管理各地新式学校的功能。京师大学堂的教学内容虽然向西学开放，但仍然奉孔子为圣人，把经学科作为第一科，将研究生院叫做通儒院，目的是强调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因此，京师大学堂既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子监的一种现代延续。

后来北京大学演变为一所现代公立大学，其管理功能转移到了政府相关部门，但传承中国民族文化的功能仍然应该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从这个意义讲，说北京大学是国子监的传承并不牵强。

如果说1917年蔡元培做校长之后，给北京大学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的话，京师大学堂则是北京大学的根，或者说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开端，这个历史事实被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如今我们要重新寻根，这对北京大学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方向，乃至中国教育的文化走向有很重要的意义。

质疑：很多记述北大的文章都提出：民主与科学已成为这块阵地不朽的灵魂。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也已成为北大的优秀传统。如何说缺了孔子北大就没有了灵魂？

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算不算北京大学的灵魂？

为什么北大的灵魂中一定要有孔子与儒家文化？

张祥龙：在我看来，所谓“灵魂”，就是可以给一个人或一个学校以根本价值甚至是信仰和道德情操的精神。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兼容并包”，虽然是北大的优良传统，但从灵魂这个层面上讲是不够的，它更是一种治学方法。

从知识体系上来讲，京师大学堂之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西学在北京大学和整个社会都占据了强势地位，儒家文化渐渐退出主流地位。蔡元培在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曾命令禁止全国的中小学校读经，后来北大也取消了经学科，这代表了他对儒家文化的态度。

从蔡元培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来看，并不是完整的兼容并包。他的目的是推动西学成为主流思想和文化，对传统文化则不宽容。

从目前来看，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大学，表现为工具理性突出、精神寄托不足，是一种缺少文化底蕴的高等教育，缺乏内在精神和灵魂。在欧美的很多大学，对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两大文化源流的深层次传承是活生生的，比如在欧美不少著名大学里有基督教的神学院，大学里的某些学科中，拉丁文甚至古希腊文既是必修课，也是基本工具。

蔡元培校长也曾提出用美育代替宗教，希望美育成为“新民”的灵魂。且不说目前美育的地位比较尴尬，退一步讲，即使学生们有了较高的美学素养和艺术体验，其深层次的价值观、信仰、道德、文化身份的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而儒学文化可以为教育提供这样一种深层次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来源并不是唯一的。我所理解的北大的灵魂，是深刻意义上的多元。北大也可以有佛学院、道学院，只要其学术水准达到一定的水平，这样，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最怕的是，或者把思想管制得死死的，毫无内在生命；或者就只有物欲横流，将大学矮化为职业院校。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代表，在北大里没有体现，确实是一种重大缺憾，是灵魂的一种缺失。

对以往极端文化策略的

“拨乱反正”

质疑：近几年来，国学流行渐趋庸俗化，经济利益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北大立个孔子像，也不过是赶一赶流行罢了。

在北京大学建孔子像是否是赶“国学热”的潮流？

该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策略？

张祥龙：我这次提的建议不是在赶什么潮流。20多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当时读到港台新儒家的作品时，感觉很受启发，后来又有自己的深化和转化。

对于我们来讲，不必言必称西方——不是红色的西方就是白色的西方，不是马列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这些都是在西方化的语境下讨论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1996年我出版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在书中“中国天道”部分对儒家文化传统的分析和赞美是发自内心的。我反对在研究中国哲学的领域里，盲目地、不加区分地运用西方传统哲学理论和方法，硬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把它矮化。这是我自己的思想背景：主张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丢掉，也是我一以贯之所坚持的。

我对最近流行的国学热还是持支持态度的，但其不少做法和内容比较肤浅，比如印一些书、搞一个文化标志城，或者进行祭孔活动。这些都可以做，但没有触及儒家文化的根本，对我们教育和生活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这近乎“虚捧”的做法在一开始时可能是必要的，但并没有触到孔子学说的要害。

对于丹讲《论语》则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一位女学者讲儒家的种种好处，无形中破解了历来大家对儒家的一些误解，比如无可救药的性别歧视。更重要的是大众都愿意听，也愿意接受。惧的是如果大众认定于丹教授已经把儒家文化讲透，都是孔子的精华学说，这就有问题了。

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些国家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印度，对自己的印度教哲学经典与文化传统非常重视，而且是发自肺腑地为之骄傲，因此印度即使在近现代也在哲学、艺术等领域内出现了不少世界级伟人。例如甘地和泰戈尔。不仅是印度，还有阿拉伯国家以及韩国、日本，也是如此。

反观我们，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很极端的做法：认为铲除儒家传统文化是学习西方的前提，不破不立，新文化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时期的“批孔”就是典型表现。

大家都要学习西方，以应对西方的入侵，但是在对待自身文化传统的态度上，没有一个比中国做得更极端、更彻底。虽然这种做法在当时有一定的理由，但是这种极端的文化策略，值得反思，也到了应该切实调整和修正的时候了。

立孔子像这个事情本身并不重大，但如果能让更多的人思考其中的内在含义，产生的作用可能是不容忽视的。

鲜活的边缘

质疑：儒家道统的传承也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儒家道统在现代中国复活，其干预现实政治的要求也有可能复活。

复兴儒家文化是在复兴封建主流意识形态？

复兴儒家文化应不应该有边界？边界在哪里？

张祥龙：儒家文化虽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比如礼乐教化，但不是一切。我认为，儒家文化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儒家主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把“亲亲之爱”以学习“六艺”的艺术化形式，推广到其他人乃至天下，在天下范围内实现“仁爱”，这就是“仁政”。为了保持家庭与家族的健全，就要以农为本，工商兼用，鼓励乡村的民间自发教育，这就是所谓“耕读传家”的意思。儒家还主张天人和一，主张人与自然也要有一种和谐的关系。

儒家确有带政治色彩的“大一统”之说，但那首先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政治体制上的“大统一”。它主张通过文化上的感召力来维系人心，通过封建或今天讲的联邦制来搞权力制衡，允许前朝遗留的异质文化的存在。这样，多元的文化就统一于华夏文明的天下之中。

此外，儒家文化中包括道德观、修身理论、高深哲理以及经济政策，同时还是一种宗教信仰。儒家文化是一个全面、复杂的活体系，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西学取代国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主流，这是社会历史发展造成的。那时人们相信，以理性为核心的西方科学与民主是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最重要基础，是中国改变国际地位、促进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很多乐观的朋友都认为儒家传统文化肯定要复兴，比如最近几年流行的国学热、建立孔子学院等等，但我还不确定这是否是意味着儒家传统文化的真实全面的复兴。

在我看来，在当下复兴儒家文化，不是没有限制的全部恢复，儒家文化在当下天然就有边界。现在还是一个全球化潮流方兴未艾的时代，儒家的生存都有问题，要得到复活，即使是某种程度上的复兴是很困难的。但是全球化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出各民族国家对自己文化的自觉意识，以及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求。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华民族也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认同有了某种要求，也应该开始对自己文化进行反省、回归。

我没有主张全面复兴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马上变成文化主流，或者把孔子作为唯一的圣人，并不是如此，尽管我真诚地相信孔子学说是真理，是最能泽福中华民族的学说。即使儒家文化得到真的复活，在全球化或西方化方兴未艾的时代，也只能处于边缘的位置。

需要提醒的是，哪怕是边缘，也要鲜活的，不要那种无根的、肤浅的运动，更不能将其作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它为我们应对未来的不测，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全球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