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福利体系缺失

2009-10-01 | 如果国家福利体系缺失

如果国家福利体系缺失

《古典自由主义》读书笔记（一）

　　在许多不了解历史和现实的人看来，福利体制就是国家强制下的福利。这种体制的要点是：国家从公众那里强制征收费用，不缴不行，然后，国家声称，将把这笔钱用于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或者更高的保障，并救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你反对这种强制的福利体系，头脑简单的人就会以为，你是在主张，即使必败无疑，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也应该被抛入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去。他们认为，穷人将因此失去最后的依托，生活惨不忍睹。

　　他们当然很不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如此残忍的主张，居然要反对福利。你告诉他，福利将扼杀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总产出的减少，因此损害所有人的利益。这种解释对他们是无用的。他们会说，减少一些产出也没什么，重要的是，不能让穷人无依无靠。

　　或许，另一种解释可以说服他们当中那些尚存部分理解力的人，那就是，如果没有国家强制的福利，民间的福利只能发展得更好，为社会提供更加全面和细致的保障。在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发达的社会中，弱势群特将得到更好的照顾，他们的生活和自尊将比国家福利下的社会好得多。同时，如果没有政府的刻意压制、破坏和阻挠，没有官办慈善的挤压，民间慈善事业将非常发达。公众的善心远比一般认为的大得多、可靠得多。

　　为此，我将各举美国和中国的一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首先是美国的一段史实。

　　1960年代，美国致力于“伟大社会”计划。这个计划想要建立全面的国家福利体系。中国的许多国家主义者很向往这种类似的计划。还有一些貌似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却是国家主义者的人，打着问责政府的旗号——当然是责问政府为什么不剥夺更多、做得更多，也在孜孜不倦地推动中国走上“伟大社会”的道路。

　　我建议这些忙着帮助国家膨胀的人，抽时间看看美国“伟大计划”前后民间慈善事业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1940年到1964年，美国人收入中用于慈善事业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个时期是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人们变富裕了，更愿意拿出钱来帮助他人了。

　　但是突然，在1964-1965年，这个持续上升的趋势逆转了。这时，经济发展并没有停止，仍然在高速增长中——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停滞要到1973年才出现，人们的收入在增加，但人们拿钱帮助他人的意愿却削弱了。

　　然后，到了1981年，美国经济处在衰退期中，人们的收入停止增加，甚至减少了。但奇怪的是，趋势却发生了转向，这次是有利于慈善的转向。美国人捐助慈善占收入的比例转为上升，并且是直线上升。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美国人却更愿意拿钱出来帮助他人了。

　　这是怎么回事？经济衰退中收入减少的美国人，反倒比1964年经济增长中的美国人更加慷慨，更加富有爱心。这是为什么呢？

　　看看美国政府的行为，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1964-1965年，正是林登·约翰逊总统开始“伟大社会”计划的年头。约翰逊总统宣称：联邦政府要发动一场对贫穷的战争。面对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人们自然会想到，既然政府已经接管了帮助穷人这件事，自己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而到了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宣称，要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看到政府收紧了钱包，人们就意识到，政府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帮助穷人了。如果政府不打算帮助穷人了，那他们就只好挺身而出，自己来帮助穷人了。

　　政府的官方福利计划就是这样压制民间的慈善和互助的。而官方福利的后退和收缩，也就是这样鼓励和刺激民间慈善事业的。

　　那么，民间慈善事业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如果国家福利缺失，民间慈善能够顶上来管用吗？民间的慈善不是弱小和不稳定吗？几个好心人的捐助能够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看1930年前后的中国上海。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是没有宗教的民族，中国人没有终极关怀，只关心现世，因此也就不愿意拿出财富去帮助他人。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薄弱的。

　　真的是这样吗？看看历史罢。

　　清朝末年以来，上海就有着发达的民间慈善机构。太平天国的混乱以后，上海一时间“善堂林立”。民间慈善机构从事许多善举：施舍棺材、施舍衣食、免费诊病发药、收埋死尸、补贴寡妇和孤老、收养弃婴，等等。

　　到了1930年，民间慈善团体举办的至善事业的规模已经“足以支持上海的城市发展”。民间慈善团体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慈善团体自有房产的租金收入、商人和其他市民的捐赠、慈善团体自身某些经营活动的收入。另外，政府也给民间慈善团体一些拨款——注意，政府给民间慈善团体拨款，其效果要远远好于政府自办慈善团体。

　　这时，上海民间慈善机构的财政规模有多大呢？他们能有多少钱呢？

　　一项严肃的统计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惊人的。1930年前后，上海以华人为对象的民间慈善事业的财政规模可能超过了300万元。

　　这个数字今天听起来似乎并不多。为了理解这个数字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同期上海市政府的支出。1930年，上海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是708万余元，也就是说，民间慈善事业可支配的资金超过政府财政支出的40%！这是不是有些惊人呢？

　　2008年，北京市的财政支出是1786.4亿元，上海是2645.5亿元。这两个数字的40%分别是715亿元和1058亿元。想想看，如果北京和上海现在每年能有这么多钱用于慈善事业，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生活还会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官办的福利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财政规模。貌似强大的国家福利，能够给社会带来的保障，相比民间的慈善机构，其实要薄弱得多。鼓吹国家福利的人，其实是在鼓吹一种更加不可靠、弱势群体的处境更加糟糕的福利安排。如果再考虑到国家强制福利对生产的破坏，简直可以说，鼓吹国家福利的人，是在故意和穷人过不去。

　　那么，当年上海的民间慈善到底效果如何呢？不必罗列繁琐的数字，仅举目前众议沸腾的医疗为例。在193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各种上海民间慈善机构当时能够为穷人每年提供免费诊疗六七十万次，并发放药物。当时上海人口一共有三百万。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上海，穷人患了病是有很大的机会得到诊治，并得到一些基本药物的。

　　我们今天的官办医疗保障能达到这种水平吗？

　　分析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方向，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当时，上海市政府支出的大部分用于维持治安、教育和城市建设，其他公益开支很少。也就是说，政府承担了维持治安和城市建设工作，社会福利基本由民间来操作，教育和卫生领域则由双方共同参与。

　　我以为，这种分工的局面远比今天政府包揽一切，或者试图包揽一切的局面好得多。而民间慈善也果然不负众望，募集到了今天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社会的保障水平是很高的。

　　关于当时民间慈善机构的正面作用，还可以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上面列举的事实，应该已经可以证明，中国人的慈善心是很强的，普通的中国商人和市民，远比政府善良、能干和可靠得多。

　　如果想要有一个保障水平高，弱势群体能得到最大限度救助的社会，我们到底应该致力于建设哪种福利体系？有两个选择：一、基于自愿和道德的、高效的民间慈善；二、基于强制和冷漠的、低效浪费的官方福利。应该选择哪一个，还用多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