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看中国改革开放（中）

西方化的危机
中华三千年再有之转型就是要西方化，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现代的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构成一个“定型”。何以见得呢？郭嵩焘是清政府首任驻英公使，也是最先主张“循行西洋政教”的人之一，他认为洋务派是逐末而不抓本。看到英国社会物品之盛，习俗之醇，郭嵩焘曾发出“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之感叹——岂只是定型了得！
作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当然不会随便就说型已定，在他的心目中，现代西方定型有三定，一是历史稳定，这一定型自十六世纪末成熟以来，迄今已经受四百余年的历史考验；二是尘埃落定，这一定型原本也来之不易，它是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型转过来的，始于十四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成熟于十七世纪末的“光荣革命”，一转就是三百年；三是理论基础坚定，这一定型理论上有三大坚实基础：一是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 government），三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三者似乎都固若金汤。其实，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还存在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公开目标，那就是征服大自然，用启蒙时代英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话说就是，对大自然的否定就是人类通往幸福的路！
不只是唐德刚先生认为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构成一个定型，这事实上是目前中外学者的主流看法，通常所云西式自由民主体制实质上也就是唐先生所谓的现代西方定型。的确，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社会模式能够挑战西式自由民主体制。二十世纪冒出个大大咧咧的挑战者，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阵式的确像模像样，但出师未捷身先死，没想到自己一夕之间就被转到西方型。事件亲历者叶利钦曾感慨地表示，俄罗斯民族非常不幸，被命运逼迫，做了一次错误的历史试验。
这正是弗兰西斯·福山要高歌“历史的终结”的原因，一者自由民主，二者物质文明，三者经受历史检验，四者没有挑战者，即便有人挑战，也难逃被转的命运，为什么就不能说西式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定型，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呢？今日美国在国际秩序上自信心十足，乃至“虽千万人，吾往矣”，那正是定型者的底气啊！
但这一切是否就意味着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得到证实并构成一个定型呢？请允许我们从一份调查报告说起，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曾就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向国内领导阶层写参考报告，重点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情况和新动态：
（一）当今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工人劳动剩余价值；（二）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调整仍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三）不能说帝国主义阶段就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四）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说法也已不符合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五）在英国和西欧，目前不存在革命形势，更没有出现以革命式武装镇压反革命武装的局面。
这五点的确都是资本主义欧洲的实际情况，一言以蔽之，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如今已经不存在马克思曾强调的阶级对立。这也正是福山高唱“历史的终结”的重要原因，在西式自由民主体制下，阶级对立原则上已经消灭。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上就不再有任何差别，但余下的差别往往都是“必然而不能根除的”。比方说，由于职业分工的不同而造成的经济差别或由性情修养的不同而引起的生活方式差别。杰克是电子工程师，年薪八十万美金，居豪华别墅，驾豪华轿车，性情浪漫做“庞克”；约翰是机械工程师，年薪三十万美金，住普通别墅，开普通轿车，性情孤僻做“丁克”。尔奈其何，哪一个社会能够不但美好得人人生而平等，而且美好得人人活而一样呢？
这样的阶级对立日益模糊乃至趋于泯灭的现象完全属实，福山强调今日美国就构成马克思当年所要求的“无阶级化社会”，这可能也不过分。但这是不是什么新情况和新动态呢？年纪一大把——何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早已经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向马克思报告资本主义欧洲特别是“日不落帝国”的新情况和新动态！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如是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恩格斯不但报告了英国社会阶级对立日趋模糊的现象，而且指出了这里的原因所在，那就是运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事实上，资本主义主义欧洲并没有真正消灭阶级分化，而是通过帝国主义殖民运动把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向外转移了。被列宁称之为“英布战争的罪魁祸首”的谢西尔·罗德斯“打开窗子说亮话”，云：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面包，面包！’的呼声的粗野的发言。回家时，我把看到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的神圣主张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英国是资本主义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英国伦敦而是在法国巴黎爆发呢？比一比1876年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大小就心知肚明，英国的殖民地面积是2250万平方公里——是英国面积的7倍余，殖民地人口是25190万居民——是英国人口的近6倍；法国的殖民地面积是90万平方公里——不到法国面积的2倍，殖民地人口是600万居民——不到法国人口的1/6。显而易见，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纵横四海，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大批量出口国外；法国是小不点帝国，英雄无用武之地，资本主义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大批量积压国内。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英国伦敦而是在法国巴黎爆发的原因！
吃一堑，长一智，法国立刻总结和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于是帝国主义狂飙突起，殖民地突飞猛进。比一比1876年和1914年法国的殖民地大小吧，1914年法国的殖民地面积是1060万平方公里——是1876年的10倍余，殖民地人口是5550万居民——是1876年的近10倍。如何？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是在1914年的法国巴黎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能要被人群起而攻之。
明明是运动，而且是扩张，而且是武力扩张，怎么就说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是一定型呢？这是一个典型的运动型，何定之有！亦如后来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先生所云：稳定的资本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或许有人要说：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阶段，更何况帝国主义早就夹着尾巴逃跑了，怎么能以这一阶段来为整个的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定论呢？
不错的，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历史阶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反帝国主义吹响号角，从亚洲到拉美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到1990年3月，纳米比亚宣告独立，欧洲白种人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寿终正寝——纯粹武力型帝国主义的确夹着尾巴逃跑了！
但帝国主义确实也最典型地反映了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本质，那就是扩张！虽然纯粹武力型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但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它仍然依赖于扩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是西方当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对西方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他有一个抽象而又严谨的理论描述，叫“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尤其是“扩展”二字，画龙点睛。马克思对这一点也洞若观火，《共产党宣言》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而今资本主义的种子已经撒遍天涯海角以至于地球村每一个角落，世上已无净土，还能够往哪里扩张呢？举头望星空，没处寻家园，外太空殖民遥遥无望。这就决定了：如果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不进行升级换代乃至转型的话，必定憋死地球村！当然，由于全球一体，阶级分化和经济危机能在全球范围内弥漫，再加之科学技术的舒解，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也完全可能。但总体上，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憋死地球村或许不可避免。
如果考虑到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对大自然的否定”，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的前途就更令人不敢乐观。有经济学家曾估算，即便是把全球人口的生活水平定在美国1980年代的水平，至少也需要20个地球——这就是大自然总体上为现代文明所承受的超级压力。从外太空的垃圾，到臭氧层的空洞，到大气圈的气体，到土壤与海洋中的有害物质，到地下水里的重金属，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路茫茫皆污染，大自然已经被“否定”得满目疮痍。
更为严重的是，全球气温不断上升，南北极冰川不断消融，乃至“世界屋脊”的积雪也在劫难逃，人类正面临深不可测的气候灾变，没有哪一种灾变比这更可怕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新著《让全球化成功》中特别提醒，全球变暖是一个让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忽视的风险。
2006年7月6日，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通过雅虎网“知识”栏目，向全世界网民提出了长期萦绕心头的疑问：“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这并非杞人忧天，我们真的面临一个“历史的终结”，不是彼历史的终结，而是此历史的终结——人类文明有可能完蛋！
《道德经》云：“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不是一个定型，而极其可能是个死型。之所以能够折腾至今四百年有余，是因为还没有壮。一个不道的东西，尽管不道，但如不壮，也不会老，不道的东西也有它的天命。
历史的终结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国际上兴起“历史终结论”，认为西式自由民主体制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人类历史的演进已经谢幕！位于美国国务院思想库的弗兰西斯·福山推出深度思想专著《历史的终结》，一时名噪天下。
福山先生并不是简单地为“苏东事变”喝倒彩，也不是简单地为西式自由民主唱赞歌，更绝非肤浅地拿丘吉尔所谓的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来搪塞，《历史的终结》是一部思想深刻的大作，它所探讨的历史终结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定型问题，定型即构成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定型，异名而同实。
不像唐德刚先生只是简单地表述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构成定型，福山先生系统论证历史的终结，堂而皇之，它是从一个关于人性的基本概念开始的，这就是所谓“承认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lion）。应该说，“承认斗争”源远流长，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提出人的灵魂中有一种成分叫“气魄”（Thymos）,所谓气魄即人希望他人承认的性向。
但“承认斗争”作为一个明确概念，可能得归功于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人和动物一样，有肉体的欲望，需要吃喝住穿；人和动物不一样，有尊严的情感，需要他人“承认”。正是要追求对方的承认，两个历史起点上的人走到一起并决斗，人类历史开始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就是承认斗争的展开。
那“历史的终结”是什么呢？既然为“承认”而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如果在一个社会型态下，人的承认愿望得到普遍而交互的满足，那这样的社会就足以构成历史的终结。这就是黑格尔的看法，显而易见，“历史的终结”其实一点也不新鲜，福山不过是更明确地重申自由民主社会型态构成历史的终结而已。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此之前，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的亚历山大·柯杰夫已经重申了这一点。
坦白地说，我们高度赞同“承认”的概念——笔者诙谐地称之为“注目礼”，高度赞同“承认斗争”的概念——笔者诙谐地称之为“注目礼争夺战”，高度赞同为承认而斗争是历史原动力的理念，高度赞同以承认的满足来论证历史的终结的思路，但我们发现黑格尔主义一个致命的不足：无论柯杰夫，还是福山，也包括黑格尔本人，他们在以承认的满足来论证历史的终结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两个历史起点上的人所展开的承认斗争是一场血腥之战。我们也不反对承认斗争中会出现以力服人的情况，但我们认为以力服人只是承认斗争中的一个阶段，人性自利，他不会如此不经济地用暴力来求得别人的承认。
正由于把“承认斗争”先验地认为是一场血腥之战，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可能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以至于最后把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这一个典型的运动型当成了定型。我们不想在这里大举清算黑格尔主义的承认斗争，遵从一丝不苟的经济盘算，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严谨而系统地展示了“承认斗争”的全部细节和发展，最后发现：古老的中华文明可能构成历史的终结，或许是一个真正的定型！
——这是真的吗？很多人可能要睁大眼睛，更多人甚至要揉揉眼睛，曰：你这不是天方夜谭吧？可暂时不予接受这一个的确显得唐突的结论，我们谨提请考虑：为什么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超级稳定就不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呢？经济学而今被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楷模，什么是经济学呢？曾几何时，经济学被认为是研究资源分配的科学，但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博弈论的异军突起，如今经济学被认为是研究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展。为了使大家对中华文明心里好受点，就请允许我们用博弈论来为中华文明作一个论证吧！
不管一种文明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窝里斗也好，不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一些纷争置之不理，但我们都可以肯定，该一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惟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
如果我们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那我们应该可以肯定，该一文明内部格局已经达到博弈均衡，要不然，它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我们应该表示尊重！而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那我们更应该表示尊重！中华文明就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所以我们绝对应该尊重中华文明！
从博弈论的基本观点开始，我们也能够推断出：判断文明优劣的标准，不在什么自由民主，也不在什么生产力发达，而在于历史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已经受四百余年的检验，遂被称为定型；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经受两千多年的检验，为什么就不能被称为定型呢？
所谓定型，或者说历史的终结，从基本理论上分析，其实就是“承认斗争”的均衡。以“我”和别人最简单的一对一“承认斗争”为例，“我”需要别人的承认，别人也需要“我”的承认，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惟有“我”最后内在超越，心安气定，不以别人的承认为转移，乃至慷慨地承认别人，承认斗争才可能走向均衡。在这里，“我”通过内在超越达至心安气定是最关键的。事实上，西方长期以来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其真谤也在这一个“承认斗争”的均衡上，详细论证可参见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定型问题其实就是人的定型问题，人如果没有达至定型，社会怎么又可能达到定型呢？这正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以修身为本。”什么是“修身为本”呢？一言以蔽之，通过内在超越达至心安气定。外在扩张，从英伦三岛扩张到西欧，再从西欧扩张到整个欧洲，再从整个欧洲扩张到全世界，再从地球扩张到月球，再从月球扩张到火星，再从火星扩张到太阳系外某一星球，何时有尽头？何处有尽头？意义又在哪里？
走笔至此，想起一个叫施皮格尔曼的生物学家——他是第一位从无生命物质中创造出有生命实体的生物学家，说过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在塑造人类时，基因是经过一番精心设计的，它使人类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地球上建立理想的生活场所，而使人类糟蹋地球的本事却绰绰有余。这样一来，在生活的重压下，人类就不得不举头望星空，往外太空另觅居所。
这是大话科学，还是科学大话？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告诫，如果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西方化的威胁
既然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不是一个定型，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运动型，一个正接近终结的运动型，那三千年再有之转型还能够以西方化为型吗？
事实上，即使是中国企望西方化，也完全不现实。首先就是中国资源环承受不住，2002年11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今后20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
有人可能要说：如今全球一体，中国虽有边界，市场却无国界，中国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难道不可以通过人力资源优势从世界市场换取资源吗？即便如此，世界资源也承受不住，更何况其他国家也都向资源张开了血盆大口。印度尼西亚政府就曾经做了这样一个公益广告：“因为全国有1.7亿人民对生活有着美国人同样的期待，因此有1/5的森林必须辟为田地，改种稻米、咖啡、橡胶和麻粟树等农作物。”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一波接一波。从军事威胁论到产品威胁论到资源威胁论，形形色色，比如就有一名美国学者直接提出“全世界森林资源将被中国耗尽”。最新说法可能是崛起威胁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彼得·纳瓦罗)——一位在美国广播电视媒体经常露面的著名分析员和评论员，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中心观点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正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必须遏制中国“建立世界经济霸权的野心”。
“中国威胁论”总体上是胡说八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中国的西方化的确构成对地球资源和环境的威胁，中国不应该回避这一点，而应当坦然正视这一点。拿“汽车化”——姑且也称“化”吧——来说，原同济大学副校长、科技部“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现科技部部长万钢通过一则简单的运算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结果：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汽车拥有量为12辆车/千人，美国是750辆车/千人，德国是650辆车/千人，世界平均水平是144辆车/千人。如果中国的汽车拥有量有一天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汽车总量也将超过美国，而美国在2000年进口了4.5亿吨石油，可那一天我们去哪里购买这4.5亿吨石油呢？
但道理正象“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真正造成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也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化。以中国为首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原本是被西方赶上西方化轨道的，而今中国要在西方化轨道上跑开了，西方又大声嚷嚷“中国威胁”了，这是哪门子逻辑？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过，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使用汽车，大气层都得着火。我们想问的是：汽车美国人用得，中国人就用不得！？
不要有什么“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的意气，用上汽车，过上西方化的生活，幸福就一定如约来了吗？伟大的洛克先生说过，对大自然的否定就是人类通往幸福之路。而今大自然已被人类否定得满目沧痍，幸福就来了吗？把统计，一个寿命为80岁的美国人，一生要消耗2亿升水、2000万升汽油和1万吨钢材以及1000棵大树。这样的巨消耗就一定特幸福吗？过着西方化生活的人要深思，想过西方化生活的人也要深思，正在转型中的中华民族更应深思！
东坡居士当年在赤壁晒月亮时，写过一篇心得：“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共适。”这样的零消耗就一定不幸福吗？过着西方化生活的人要深思，想过西方化生活的人也要深思，正在转型中的中华民族更应深思！
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有本书在国际上热销，叫《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尽管该书核心观点已成过眼烟云，但该书作者里夫金和霍华德的说法确实发人深省：“从能源消耗的意义上出发，今日世界的最大人口问题正好出在美国，我们对地球固定能源的消耗量相当于220亿人的利用量。”现代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型态以对“大自然的否定”为人类目标，高度依赖能源和资源消耗，导致人类和大自然的尖锐对立，这才是真正的威胁，不但威胁人类的幸福，而且威胁人类的生存——人啊，你当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