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文章】莫被冲昏了头　全球“汉语热”的沉思_对外汉语—信息分享

文/朱德庸　周质平（鹤鹤注：周质平先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文部负责人，北师大普北班负责人）

　　中文课在美国高校的东亚系中，就选课的学生人数而言，往往是重心，但就学术的分量而言，依旧是边缘。而从事教学工作者大多被视为“匠人”而非“学者”……

　　最近十年来，世界各地学习汉语的学生快速增加，形成了所谓“汉语热”。这诚然是极可喜的，但在这个大好的形势之下，也别让“热浪”冲昏了头。心平气和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依旧有不能令人释怀的隐忧。

　　中国大陆

　　对外汉语教学成为一个学科，并授予学位是晚近二、三十年的事，和中文系或语言学系的历史相比，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历史较短的学科。二、三十年来，大半时间都在摸索和探路的过程。套句中国的老话，对外汉语教学在高校中的地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妾身未分明”的。从1970到8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在中国大陆大多隶属“外事”或“国际交流”，只是许多“对外服务”项目中的一项，与旅游参观、接待外宾在功能上和意义上没有太大的不同。与其把“对外汉语教学”界定在“学术研究”，不如把它归类为“涉外服务”。换句话说，许多高校成立对外汉语项目，其着眼往往是“创收”或“创汇”，与学术挂不上什么钩。这一情况直到今天仍不同程度的存在。

　　至于学科的建立，在最近几年来，有了显著的改善。许多高校成立对外汉语学院，除了培训外国学生汉语之外，也培训对外汉语师资。对外汉语教学在文学院里，有渐“由附庸蔚为大国”的趋势。

　　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开放之前，曾经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镇。坐落于台湾大学校园里的“全美各大学中文研习所”(由斯坦福大学主持，故又名“斯坦福中心”)，以精英式的小班授课著称，曾为美国的汉学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文史学者。台湾师大的“国语中心”也曾是海外学子学习中文的首选基地。但这一盛况，随着大陆的开放和岛内政局的变迁，已经不复当年。“全美各大学中文研习所”在1997年迁到了北京清华大学校园，美国中国文史研究生去台湾地区学习的已寥寥无几了。（鹤鹤注：此即指现在清华大学“IUP”中文学习项目）

　　台湾地区对外汉语教学目前情况是：既缺乏统筹的领导机构，又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在繁简字和拼音系统的使用上，始终举棋不定。在举世汉语热的浪潮里，台湾，这个在中国最早普及国语的地区，却出现了汉语“外热内冷”的奇怪现象。

　　对外汉语(在台湾称作“华语”)老师在台湾许多高校，至今没有“纳编”，还是临时聘雇人员，按时计酬，工作重而工资低，是许多退休或无业人员再就业的岗位。授课的单位，表面上看来为数不少，但无论人事结构、课程规划都还相当程度停留在“补习班”的阶段。

　　台湾地区的华语文教学在国际上的地位，过去四十年来的转变是由“重镇”渐渐地成了“散兵游勇”，这是非常叫人惋惜的事。中国大陆的开放固然是引起这一改变最直接的原因，但台湾当局在语文政策上的错误，也难辞其咎。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在语文上始终坚持走“同中求异”的道路，突出“台湾国语”与“规范现代汉语”的不同——无论在字形上，还是语音上，都企图保持“地方特色”，而不知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想学的是规范的现代汉语，而不是台湾国语。试想要是夏威夷人用的是有夏威夷特色的英语，无论拼音、拼法、发音都不同于美国大陆。试问有几个中国人会愿意到夏威夷去学“夏威夷英语”呢？换句话说，要是台湾地区的华语文教学，不能在“书同文”、“语同音”这两点上向大陆靠近，那么，台湾地区的华语文就只有日益边缘化了。

　　美国

　　对外汉语教学在美国高校的情形，也有值得令人忧心的议题：

　　就教材的编选和教法的更新上而言，美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过去二十几年来，一直在迎合西方语言教学的理论，而无视于汉语的内在特征。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横扫美国语言教学界的能力语言教学法。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语言教学只重视语言的功能，而无视于语言的结构，结果则是语言教学中的“准确”向“流利”妥协，甚至弃守。汉语是个有声调的语言，发音准确的要求，远在欧洲语言之上。没有准确的发音，汉语的水平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境界。美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在洋理论的冲击下，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早年，在美国学习中文的只是极少数的传教士，中文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是韩战以后的事。上世纪60-70年代中文与俄文、日文、阿拉伯文并列为“关键语”，到了80-90年代改“关键语”为“不常教的语言”。美国政府注意到中文教学是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着眼的，与学术研究也扯不上太大关系。

　　中文教学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是70年代以后的事，而选读中文的学生，除了少数是有志于中国文史或其它方面的研究者以外，许多都怀着“猎奇”的心理，对中国功夫的兴趣远远超过孔孟老庄。

　　中文课在美国高校大多隶属东亚系，也是东亚系主要的“生源”。但中文教师在系中的地位并不高。这与中文教学缺少学术性是不可分的。中文课在美国高校的东亚系中，就选课的学生人数而言，往往是重心，但就学术的分量而言，依旧是边缘。换句话说，中文教学在美国高校多少也有些“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处境，中文教学游走在“学术”与“技能”之间。而从事教学工作者大多被视为“匠人”而非“学者”。这一情况晚近二十年来，由于“能力语言教学法”和“交际法”盛行一时，从事中文语言教学工作的人，不再在中国文史或语言学上做专精的研究而只在方法或教学法上掉弄些看似深刻而实无深意的时髦名词，把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完全局限在问好、购物、问方向等功能上。这又如何不让其它同事将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老师视为“匠人”呢？试看早年从事中文教学的前辈学者如赵元任、李芳桂、杨联升，他们何尝只是将“口语能力测验”或“课堂活动”等作为终身事业呢？如果我们始终只能在方法、技能和教学法上兜圈子、玩花样，这又如何有可能提升我们这一界的学术地位呢？

　　师资培训

　　近十年来，海峡两岸许多高校都成立了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专业的研究所。如北大、北京语言大学、北师大、台湾师范大学每年都训练出为数可观的对外汉语老师。这支新的师资队伍，比之早年来自三教九流的“边缘分子”，在专业训练上有很大的改进。但只要稍稍留意各高校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所的课程，就不难发现，训练的重点依旧是在语言的结构和教学的技能上。对中国文史知识的要求往往居于次要。在这样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老师，大多只是称职的“操练手”，而非“学者”。“学者”可以兼为“操练手”，但“操练手”则无法兼为“学者”。操练手往往只能在一、二年级的课上有效地进行领说对话，到了高年级的讨论课则不免捉襟见肘。（鹤鹤按：哈佛大学中文部冯胜利教授在讲座中曾经提到汉语老师实际上是“操练手”的说法，老师要让学生“懂”，操练手要让学生“会”）

　　尤其令人忧心的一个发展是时下对外汉语教学界，往往视中国文史出身的学生为非科班出身，唯有“应用语言学”、“课程设计”、“教学法”或“第二语言习得”等专业训练出来的学生为“正途出身”。这样的发展使对外汉语教学只重视“技巧”和“功能”而忽略“内容”与“结构”。换言之，在这一潮流和趋势下所训练出来的学生，恐怕是离学者日远，而离“匠人”日近了。

　　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师资培训就长远来看，绝不应该是“匠人化”的过程。我们应该是在学者的基础上，让教师学得一点教学的技巧。套句张之洞《劝学篇》中的老话，是“内容为体，技巧为用”。而此处所谓内容则不外是中国文史和语言学的一般知识，而“技巧”则是课堂中的教具使用和课堂活动等等。

　　“体用”的分法当然意味着“本末”。时下我们这一界所做的师资培训工作往往成了本末倒置，这一现象尤其以短期培训班体现得最为明显。三、四天或一星期的培训受限于时间，当然只能讲些课堂规则等最粗浅的“教师须知”。这只是入门的基本功夫，绝非对外汉语教学的精髓和堂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选读汉语学生人数的增加是可以预期的。最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动机，已经由猎奇而转向实用。然而，美好的远景意味着更重大的挑战和责任，我们必须在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和教法改进上，做出更大的努力。

(美国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