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车改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之一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9-08-03 23:12:35 / 个人分类：公车改革

8月3日 周一 晴

从大连回来一翻长江商报，发现上面有不少关于“叶氏车改”的连续报道。今天是第十天，商报这个话题也将暂告一段落。但是，我相信，大家对车改的关注度将因此而更高更强烈。

轰轰烈烈的科学发展观学习活动要是能够解决公车浪费问题该多好啊！

今天的商报上登了几个观点：

“车改不但能节约行政成本，还将拉动内需，启动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具体怎么改，我认为，可以借鉴企业的一些做法。”——省政协委员赵映前

“看了一部分报道，最近正在酝酿‘端’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武汉市政协委员施平

“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消除‘车轮上的腐败’，建议除保留公检法、救护、城管、环卫等单位特殊用途车辆外，取消厅级以下干部的公务用车。”——江汉区政协副主席马德骅

“最好是省级或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车改形成联名提案，这样不但关注度高，也能集思广益，形成最优方案。”——武昌区政协委员陈道恒

长江商报7月31日刊登《香港民众对公车私用“零容忍”——香港贸发局武汉办事处首席代表曾沂靖谈公车改革的“香港经验”》，是记者吴晶晶、实习生王雪采访的一篇好文章，值得一读，也值得我收藏：

谈及车改，曾沂靖马上联想到了多年前的“梁锦松买车事件”。2003年，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因为“避税买车”引咎辞职。“其实，他甚至都没有违法。”曾沂靖说，不要说公车私用，香港公务员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

曾沂靖表示，关于公车改革，有四条“香港经验”可以分享。

NO.1 发展公共交通，减少小车

据了解，由于香港特区政府对公车采取严格控制，近10年来，公车数量始终保持在2000辆左右。

“其实香港人包括公务员很喜欢利用公共交通出行。”曾沂靖解释说，这是因为香港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他介绍，香港载客量很大的双层大巴，几乎所有较大的马路都有，且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到站；小街狭路则有中巴、小巴穿梭其间，几乎可以到达每一个角落。

“所以，你要去任何一个地方，用公共交通就很方便，效率也高，比开小车还要好。”在他看来，一个城市首先应该鼓励发展公共交通，减少小车的使用量。

NO.2 公车是工具，不是福利

“在大街上，我也看到不少用公车接送小孩的情况，这在内地似乎很稀松平常，在香港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曾沂靖在香港贸发局工作后，深知在港人观念中，公车不过是“工作的工具”，它和办公电脑同属一个范畴，但绝对不是福利范畴。香港公务员只有被界定为“福利”的补贴，才会以货币的形式随工资一起发放。

在他看来，内地公布的各种车改方案都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公车究竟是福利还是仅仅是为工作服务的工具，如果公车是“工具”，那么车改中很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NO.3 用车只看需要不论级别

“公车该给谁用，这个不能根据公务员的级别来定，而应视工作需要而定。”曾沂靖表示，他所服务的香港贸发局总部员工约有700人，但只有四五辆公车，领导也没有自己的专车。

香港理工大学这所国际知名学府，也仅有10辆公车。其中还有6辆是迎接团体来访者的面包车。曾沂靖认为，各地车改中讨论的发放车贴标准，要根据用车多少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总之，用车没有级别之分，都是根据工作需要。

NO.4　堪称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

在曾沂靖看来，香港还有一张“王牌”——一套堪称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不会为了省5万元而故意避税，但最后他却不得不主动请辞，这说明香港公务员即使只有轻微违规，一旦被曝光，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曾沂靖表示，香港的外部监督非常厉害，它包括新闻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司法监督三个体系。“所以，用公车接小孩放学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在香港发生。”曾认为，对比香港的“零容忍”，内地有些时候更倾向于“法不责众”。

“这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曾沂靖说，只要这场改革的过程是阳光化的，是透明的，那么车改无论怎么改法，都将是一种进步。“而反过来，如果车改仅仅‘圈’在公务员内部操作，则一定会偏离改革方向。俗话说阳光底下没罪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六从大连给商报传来一篇文章——破解“公车怪圈”要有大智慧。以下是“全本”：

自7月24日、28日、29日《长江商报》大版面刊登“叶氏车改”的内容、讨论以来，短短的几天，再一次引发了大家对公车改革问题的兴趣。我晒自己的车改方案，意在让大家听到关于车改的不同的声音——一种来自公车享用者的声音。

一些读者、网民，不仅关注车改问题，而且还积极给当地政府或者自己的单位提出车改的要求。比如住在广东省河源市的一位网民给当地的书记、市长信箱写信，提出在河源市推行车改、降低行政成本的具体建议。

媒体的关注自然是少不了的了。《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北京法制晚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等在第一时间与我联系，连续刊登报道文章。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门户网站的网管们，更是竞相连接与“叶氏车改”有关的报道。有趣的是，网上的一个“互动·百科”很快把“叶氏车改”编成一个名词解释，进行了很简洁的归类，让我感动不已。

在“杭州车改”提出之后，让大家继续关注并为车改出谋划策，是我思考、抛出“叶氏车改”思路的目的。每一次记者的采访，都是思想的碰撞，很容易产生思想的火花。最近几天，我对车改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

——期待走出“公车怪圈”，破解“世纪难题”。所谓的“公车怪圈”，是指越提节约支出、越提车改，公车的数量、公车的费用却越大。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最简单的公车问题，在中国却成为“世纪难题”。过高的公车开支，使我们要在财政上重新思考国家、民众与财政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车改理论上可以压缩目前三分之二的公车费用。采访中，记者问的最多的问题是：给公务员发车贴，不就是等于把公务员配专车费用的合法性吗？是把“灰色收入”白色化。我可以肯定地说，公务员所得的车贴只能是现有公车费用中领导办公事的三分之一，这样，领导、司机办私事的两个不应该花的“三分之一”才能被遏制。

——车改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顺利推行，为什么行政部门就难以推行呢？近日，我在一科技信息研究院了解到，这个有300多人的大单位，早在三年前就进行了车改，从院长到职员每月领取1300到600元的车补，没有一部公车，出差的标准是一公里一元。对办事效率没有丝毫的影响。其实，行政部门也是可以如此炮制的。

——不按职务发放车补，按什么标准发呢？很多人认为，车贴应该按照办事的多少来发，不应该按职位高低来发。但是，从公务员升职由低到高的过程来看，公务员的报酬由低到高是正常的。你不能说办事员的工资要高于一把手吧！

从公务员、民众到学者，目前对公车改革的意见短期内难以统一，所以，双轨制是必要的。但是，公车的巨额费用每天都在发生，时不我待。因此，我建议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提推进车改的建议，对如何提高财政分配的合理性做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