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人 高山仰止

千古一人 高山仰止

——谈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学思想

段 文 明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多少年来，已经有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史记》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对司马迁秉笔直书客观记叙

的史学特点进行一些分析和解读。

可征可信是《史记》最大特色。然而，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原因有六：

其一，阿时循情。历史上由于文字狱迭出，造成修史者写当代事顾忌太多。通常失实之处不可胜数。即使是写前代事，也大多迎合当朝统治者，“取悦当代，轻辱前朝”的现象普遍存在。

其二，修史者由于社会地位、政治倾向、出身、品质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造成记载失真。从个人情感、好恶出发，丧失了客观标准。如沈约的《晋书》、《宋书》，魏收的《魏书》等正史。此外，加上为帝者、王者、尊者、贤者避讳，于是在古文献中，虚美之词充斥其间。其次，历史上视北狄为犬羊、南蛮为虫豸的大汉族主义引起的地方民族主义也是造成作者不能据实记叙的原因。

其三，记事的依据与事实本身多有出入，记叙者未作审慎核实，轻信片面传闻。一件事情有几种不同记载，就是由于传闻造成的。

其四，由于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从而导致了伪书、伪证的出现。唐代李德裕门人编写的《周秦行纪》诬陷牛僧儒；宋朝时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有人编造了攻击他的书。

其五，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有崇古鄙今的社会风气。有人恐怕自己的著作被埋没，于是假借前人的名字，以达到问世的目的。这就是所谓医必托名黄帝，礼必托名于周公。因此，就出现了伪造曹植、柳宗元著作的事情。尤其是汉朝前后，这样的事不足为奇。还有人为使自己的观点能够成立，便伪称其立论是根据名家的作品而来。

其六，一些史书不是出自史家，而是出自文士之手。这些人不具备修史的基本素质，便自觉不自觉地“喻过其体，词没其义”，造成文辞华美而事实失真，议论充斥而内容空泛。历史不是文学，客观事实忌一字己出，而文士却将文史混为一谈。

而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史德、史才、史识的历史学家，上述司空见惯的现象没有出现在他身上。他正确理解原著，仔细鉴别史料，在利用借鉴前人劳动成果的同时，用分析批判的态度严肃审慎地对待历史资料，然后寻其内外联系，加以排列、贯穿，科学地反映客观社会的状况。

除此外，司马迁还有史胆。他由于说实话，道实情，在李陵事件中，受到了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但他在《报任少卿书》还是再次奋笔疾书，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真实看法，再一次表达了对李陵的同情。凭他的见识，难道预料不到这样做的后果吗，回答是否定的。正因为他是司马迁，必然会这么选择。或许司马迁就是因为在《报任少卿书》坦露了真实的思想，命丧汉武帝之手的，这无从考证；但对这时的已经一吐为快、该说的话已经说完的司马迁来说，什么时间死，怎么个死法，已经不重要了，他可以去见屈原了！司马迁在人格上是以屈原为榜样的。所以笔者确信，司马迁临刑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微笑着离开人世的。

一个真正的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仅有史识、史才、史德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敢于说真话的大无畏勇气。从古到今，真正既具备史德，史才、史识，又有“史胆”的历史学家，屈指可数！

司马迁德，才、识、胆具全，从而使《史记》可征可信,熠熠生辉。他的德，才、识、胆，已经上升为一种司马迁精神。可以说，“司马迁精神”已深深融入我们的民族意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精神产生出的慨然正气，激励着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张扬正义，鞭斥邪恶，在和命运抗争中，不顾生活的艰难，不惧霸道的强权，尽可能把生命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为了达到真实可信，留下一部信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反复核对。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和理解后形成的思想感情进行表达。从皇帝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官吏 ，司马迁不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对于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百姓的压迫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描绘得淋漓尽致。
    司马迁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爱憎寓于客观秉笔直书的叙述之中。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的英雄，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否定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马迁虽然没有发表自己的议论，但其爱憎态度通过叙事，使读者一目了然。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他高度评价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是一介平民、农民起义的领袖，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有这样的见识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时明确提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应当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举义旗、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持完全的肯定态度。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是怀着崇敬的心情为他们立传的，而没有顾及当代统治集团会有怎样的看法。他到汨罗江畔凭吊了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屈原的诗篇和遭遇使他刻骨铭心。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同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同年，司马迁还凭吊瞻仰了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便把舜的事迹写到《五帝本纪》。司马迁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对他们爱国行为的描写不惜笔墨。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的游侠和名士，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救百姓于苦难的扁鹊、谆于意，并用很长的篇幅进行介绍。这些人在当时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是高贵的，是值得后人效仿的。
    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无道司马迁有深刻的体会，他直笔揭露了这些官吏的暴虐，称之为“酷吏”。在《酷吏列传》中，他为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大部分是汉武帝的臣子。 这段记载能使读者感受到酷吏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
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馀，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张汤为吏时， 一人犯法，“连坐千馀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不过二三日，流血十馀里。”

域外哲人说，“没有激情，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能完成” ;我国古代贤士曰“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其实，何只是做诗，只要是创作，无论何种形式，成功与否，最主要的是是否有激情，因为创作是人类心灵至高的情感活动，而优秀的作品是照耀人们思想和心灵的火炬，如果仅靠理想的力量而没有情感因素， 塑造出个性鲜明的的形象和意境，那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司马迁带着情感全身心投入，所以才意气纵横，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司马迁扎根于社会生活和民众之中，了解社会真情，把握时代脉搏，体验百姓情感，以恢弘的气势和绚丽的色彩，激越的豪情和优美的旋律，谱写了民族的史诗，塑造了众多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独特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司马迁为大众而写，为大众而歌，他燃起的精神火炬，吹响的奋进号角，感召和激励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自强不息。

司马迁著史绝不是简单的对文献进行搜集、整理、考证，或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观察历史，而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了解社会真情、把握时代脉搏、体验时代人物的奋斗与成败。《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而文学必然渗透着情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谈到《史记》的艺术魅力时说“ 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 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传、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文学意识结合于历史意识，即是历史学家重新体验，正是在重新体验的过程中，司马迁笔下的历史被赋予了活生生的精神、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鲜明的个性。 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其中浸透着作者的滔滔情思和进取的人生观，其人生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的抒发充满了震撼力。司马迁是饱含着无限的深情去完成《史记》的，他在叙史中展现自己的正义感，在哀伤气氛中表达自己的情怀。

　司马迁的叙述语语传情，字字达意，情感倾向极其明朗，绝少掩饰和隐藏。读司马迁的散文，极容易为他散文叙述语言的情感力量所打动，跟他一起喜，随他一起忧，这正是司马迁散文的动人之处和魅力之所在。凡是读过《报任少卿书》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这除了叙事明白、说理透彻、语言生动外，主要是思想上的真情实感感动了读者。文章总要写得情真意切，才能够感动人。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所指出的那样：“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 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报任少卿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篇奇文，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作者激扬喷薄的思想感情，这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理想境界全身心投入的最好诠释。《史记》体现出的平民化的情感因素是我们今天研究《史记》重要内容，也是考察司马迁思想本质特征的钥匙。是对统治者的失望，使他回归到了自我精神的觉醒。从情感上说，受刑后的司马迁作《史记》，可以看作对是从精神上对武帝进行的抗争，而《史记》的完成则是对武帝的战胜。因为腐刑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受刑之后在抗争情感的推动下，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有足够的信心，让未来人知道自己的事业对他们是有意义的。

司马迁通过给朋友写信的方式，向世人宣布了《史记》的完成，尽管这样做可能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新的危险和灾难，或许司马迁最后真的就是为此而被汉武帝处以极刑也未可知，但这已不重要了，因为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已经完成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的创作，可以坦然接受死亡的到来了。 有贤者说,“一个人的全部人格、全部生活都奉献给一种道德追求.要是他拥有这样的力量，一切其他的人在这方面和这个人相比起来都显得渺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人的身上就看到了崇高的美。”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具有崇高美的人。

深入研究并挖掘司马迁笔直书客观记叙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是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向学术界提出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神圣使命。

伟哉! 《史记》。

悲哉!   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