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一“夜壶”

高一时，我读过这么一首《夜壶诗》：
奴家本是君家妾，君却不与奴同歇
急时扯奴上床来，兴尽便与奴分别！
这首诗称得上“千古奇文”。今天重读此诗，大笑之余心头涌起莫名的悲伤：细数千古文人，他们的遭遇其实跟“夜壶”相似！
文人们大都非常自恋自信自负自卑。但最终结局不过是君王的一把夜壶，有的文人甚至混得连夜壶都不如。
自恋，是文人的通病。屈原的自恋情结就非常突出：将自己比作美人香草，以“帝高阳之苗裔”而自豪。但楚怀王就是不买他的帐，最终郁郁投水而死。我们在赞美他爱国的同时，也应该反思一下贾宝玉说的那一番疯话：文死谏、武死战……他们最终以亡国的代价成就了自己忠臣良将的美名！
李白，每每以“三岁颂六甲”为荣。自信能“直挂云帆济沧海”。可惜他的济世之才只有一点：唐玄宗欣赏杨玉环歌舞时，请李白写诗助兴。其余时间，便令这位诗仙“痛饮狂歌空度日”。以李白的臭脾气，连当夜壶的资格都没有。
文人拼命读书，最终目的是“货与帝王家”。但纵观千古帝王，没有几个是真正的“买家”。帝王们大都怕人们瞧不起，偶尔也“秀”一下才情，于是便招揽四海才俊为自己脸上贴金。大多数文人傻乎乎的“皓首穷经”，就是参不透这一玄机。唐“无名氏”写过这么一首诗，哀叹自己一生的遭遇，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诗书读尽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
佳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这位老书呆子，晚年才品出人生的乐趣，想到脂粉堆里风流一把，没想到佳人爱“少年”不爱“老头”。于是便发出这样的感叹！从后两句诗来看，这位先生还挺幽默的。假使当初他真被皇帝老儿录用，说不定还常常给皇帝讲个笑话逗个乐子，就像东方朔那样当一个弄臣也未尝不是幸事。而弄臣，也不过是皇帝床底下的一把夜壶！
文人自信起来便“一览众山小”。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从另一角度分析不难发现：这老头根本没把皇帝的治国之道放在眼里，皇帝甚至连厨师也不如！其余的先圣、亚圣们，无不自信满满、自负盈盈。但他们的结局，不是慨叹“哲人萎乎”、便是倒骑青牛从人间蒸发。就拿孔子来说吧，他的理论内核是“治民”。所以直到汉朝，皇帝便“急时扯他上床来”。从五四到文革，这位圣人被一拨一拨的人推翻、打倒，一会儿是夜壶，一会儿是破砖烂瓦。
由于过分的自信和自卑，许多文人傻得挺可爱。那位孟浩然绝非一个醉心山水的“山水诗人”。他早年官瘾挺大，苦于“欲济无舟楫”，于是便从床底下爬出来拜见皇帝。皇帝老儿是个爱记仇的家伙，死缠着孟的成名诗句“不才名主弃，多病故人疏”不放，最终落了个永弃不用；最可爱的是那个柳永，皇帝命他“且去填词”，他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自号“白衣卿相”，整天在脂粉堆里填词取乐。
幸亏这些文人没有“成功”，否则他们便摇身一变，变成皇帝的“夜壶”。后人也无法欣赏他们美妙的诗句了！
文人的自卑心理常常会伴生“自轻”的怪僻。曹丕说“文人相轻”，不是没有道理。班超投笔从戎，为后人的“仕途”开了一个偏门。所以许多文人便在失望之余，或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曰“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就别指望赢得别人的尊重了！所以自古以来经常出现这么一种怪现象：文人相互撕咬，外人趁机背后下黑手。这一乱战现象于文革尤为突出：文人与文人之间相互揭发、批斗，自然被“别有用心的”造反专家们兵不血刃的灭了！
直到今天，还有一部分自称“文人”、“作家”的小人，专门捕风捉影罗织罪名，不惜动用“国骂”搞人身攻击，骂完死人骂活人，骂完明星骂名人。看来，“文人相轻”的恶习，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这些丧心病狂的小人，根本没有资格称作“文人”，因为他们缺乏文人应有的那么一点“良知”。要是在封建时代，他们连夜壶都不如！
文人一旦被皇帝相中，便不得不化身为“夜壶”了。皇帝喜欢酸，他便写《醋赋》；皇帝喜欢辣，他便高唱“辣妹子”。他们从身体到灵魂全部奉献给了皇帝。“夜壶”文人自以为是“庙堂之器”，但皇帝用厌了之后便将他们摔得粉碎！商鞅、李斯，都凭借自己的才能立下“不世之功”，但结果却令人痛心疾首；司马迁不专心写史书，喜欢替别人讨公道，结果被皇帝一刀剥夺了作男人的资格，害得自己连夜壶都没法用。
那些当了夜壶的文人，有一个通病：自己没有灵魂，任由皇帝的命令在自己的大脑里跑马；自己不会说话，变成皇帝的应声虫。近代的一位姓郭的诗人便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因为写过几篇《炉中煤》那样的诗（今天读来，觉得相当恶俗：流氓成性的诗人，除了“女郎”，再也不会挖掘出其它意像）便被安排在当代文学的第三把交椅上。他本人不是党员，却能混迹高层；他攻击过鲁迅，后来觉得伟大领袖喜欢鲁迅，于是便喋喋不休的赞扬鲁迅，把鲁迅的文章、鲁迅的书法捧上天。伟大领袖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他便趁机写了《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还用“阶级斗争”观念武装自己的头脑，用“阶级”观念剖析杜甫。杜甫写过“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诗人便以此为据，说“平民百姓”的屋上是没有那么多“茅”的，杜甫肯定是“地主”阶级；“四人帮”横行时期，郭诗人安然无恙。因为他有变色龙的本领。“四人帮”一倒下，他便一蹦三尺高，狂呼“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这位郭诗人去世好久，我在村后的果园里检到一张破报纸，上面报道他逝世的消息，我仔细端详着已经模糊不清的遗照，怎么看怎么觉得他脖子伸得老长，活像一个肚子里装满尿的夜壶。
当了夜壶的文人，时时揣摩主人的生理习性，以及小便的姿势角度，谨小慎微如履薄冰。聪明的夜壶往往想主人之所想，发主人所未发。汶川地震后，举国哀悼。山东作协副主席便为主人唱出“纵做鬼，也幸福”的鬼曲；当百姓为“看病难”愁肠百结时，卫生局长大声疾呼：全世界只有中国看病便宜，老百姓看病一点都不难！；上访者被禁闭到“神经病”院，全国人民都在热议。北大的教授、司法鉴定中心主任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至少有99%的上访者，患有神经病！”。这些夜壶们从口中喷出的“臭气”，令它的主人都感到脸红，令平民百姓心寒心碎。这样的夜壶真该摔碎了！
当了夜壶的文人，也可能混个“代表”或顾问的头衔，但他们一点主见也没有，只有老老实实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次次的举手，当主席台中央的人满意的点头说句“全票通过”时，他们才放下发酸的胳膊。如果国家真的关心这些文人，不妨实行一项改革：将“同意的请举手”变成“不同意的请举手”，主席台上的人不用统计，主席台下的人也不用老举“机械臂”。
最近读过一则笑话，大意是这样的：某局里有甲乙两个人竞争一科长头衔。甲的才能资历远远超出乙，荣任科长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某日，局长与甲共乘电梯，局长偶放一屁。电梯里的人都捂住鼻子，没有人愿意承认。局长说：“这屁是甲放的！”。甲立即反驳：“明明是你放的，许多人都听到了嘛！”。翌日，乙荣任科长。甲不服气，找局长理论。局长意味深长的说：“你呀你，屁大的事都替我担待不了，要你何用？！”。
当了夜壶的文人，没有资格哀叹自己苦命。按上述笑话的逻辑，上司们很可能会说：“你呀你，连一泡热尿都担待不了，要你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