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双峰并峙 毁誉千古一人

——一代枭雄袁世凯的悲剧人生
康无为/文
袁世凯死了，他是在众叛亲离、千夫所指的骂声中离去的，临终前留下了颇耐人寻味的：“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的自挽！在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中,他恢复了帝制……
革命党骂他：颠覆共和，开历史倒车！
前清遗老骂他：出卖清室，帝制自为，欺主背信！
北洋部属骂他：背信弃义！
老百姓骂他：窃国、卖国！
背了近百年的骂名，可以说样样都是“顶级”的罪名，任何一项都可置他永远不得超生。因而袁世凯法统断嗣也就无怪可奇了。但是，他那“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的自挽！却为后人留下了对他研究的兴趣！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所以别人对他便以项城相称。五短身材。他出生名门，幼读史书，颇有抱负，十三岁便有“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句子，家人惊为神童。青年时期因科举屡试不第遂投笔从戎，入淮军吴长庆军部。其后随吴入朝鲜，年仅23岁的袁世凯，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当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的兵变，稳定朝鲜政局，朝野众口称赞，因而出任商务委员，作了驻朝小钦差（朝鲜监国）。在任驻朝总理大臣的任上他大权独揽，支撑危局，使环伺朝鲜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奈之何。回国后以道员衔（浙江温州道）赴天津练兵。复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其后再入军机处，兼外务部尚书，直到被罢黜退隐居安阳。辛亥革命后再次出任总理大臣。
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5年12月自任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
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逝世于北京，终年57岁。
袁世凯在晚清的政坛上翻云覆雨，权倾一时，用他的话说是一个：“龙门也攀、狗洞也爬”的人物。先后被吴长庆、李鸿章、维新派人士、光绪、荣禄等重要人物所青睐，手握重兵而没有受到多疑善变的西太后慈禧所猜忌，并不断予以擢升，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秉政相国，没有个人能力是很难做到的。今日观袁世凯照片，其目光如炬、咄咄逼人，确非常人可比！
袁世凯的个人政治品质，在称帝前很难找到可以诟病的地方。在朝鲜的若干年，虽然对朝鲜的君臣飞扬跋扈，但在国人眼里却是政绩卓著、可圈可点，在当时亦被视为具有近代思想和知识的军、政界的后起之秀，为多个政坛耆宿所青睐，亦为物议所推崇。维新变法前，他捐给强学会五千元，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变法立场。
庚子事变中他督抚山东，极力驱逐义和团出鲁，既保境安民、又屏障了东南，使东南互保得以顺利进行，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些许元气。当时京畿等地的铁路被破坏殆尽，电线杆亦被义和团指为“妖物”而烧毁，朝廷中枢同全国各地的电报联系中断，就全凭山东巡抚衙门的电报房中转各地的电报，一时间使济南成为各省同中央的联络站。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袁世凯不顾一切地按慈禧的宣战诏书行事，率北洋六镇胁齐鲁大地卷入战争，势必使战争扩大，山东、两江、湖广将成为义和团的天下，对战争的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但是，随着八国联军的不断增兵，更多的异国军队从天津海岸登陆，持着自动化的武器向中国内地杀来，不惟辛丑条约的赔款数额会大大增加，中国可能也早就国将不国了！
所以，具有政治眼光的慈禧不惟没有开罪，反而擢升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而使他在政治上亮点毕现。庚子事变后，直隶、京畿等地百废待兴，袁世凯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在这里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革。
首先，按照《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在天津及京津铁路沿线不许驻军，他于是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中国的第一批现代化警察。这不仅维持了当地的治安秩序，为当时的改革保驾护航。也同时变相的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维护了国家主权。民初京津两市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积极倡导实行君主立宪的新政，并身体力行废除了积弊千年的科举制度，改革陈旧的官僚体系。由于阻力重重遂在自己的属地天津建立了改革的试验区。在这里进行了法制方面的改革，移栽西方的司法制度。在天津首先实行议会制度，然后在这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措施。
在文教领域，袁世凯深深知道实行新政最重要的是录用人才，然而当时的中国由于科举的积弊，读书人多以仕途为目标，不屑于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学习，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全面地培养新式人才。培养新式人才的首要的办法是要建立新式学校，而新式学校的首要的主导力量是教师，他就大量地发展师范，培养教师，各种长期的、短期的师范建立了几十所。自己培养来不及，就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当时日本是中国的最成功榜样。而且日本离我国最近，还有同文之便，所以，他向日本派出大量的留学生。他自己身体力行，在直隶总督的6年任里，直隶一省建立了有大学两所，各种专门学校，类似于现在的中等技术学校有29所，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中学22所。其成就非常令人瞩目！
在经济领域里边，他在直隶任上进行了全面的倡导，推动实业的发展。比如说当时的滦州煤矿、唐山的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都是这时候在他的主导建立起来的。他还鼓励民间，民营的资本大量发展工业，更可贵的是，他在直隶全省各州县推行这种实业的建设。
在军事方面，由冷兵器到热兵器的演进过程中，他无疑是国防现代化的开山祖。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步、骑、炮、工、辎俱全，借用洋教员，并择优用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文员则有徐世昌等人，以德国模式训练出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令全国瞩目。后又以此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有名的北洋六镇以及与这支国防军有关的各项措施，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都是袁氏一手创办。袁更拟订全国征兵方案，并由朝廷饬令各省兴办陆军小学，依次递升至陆军大学，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练出36镇现代化的“国防军”。
他还联合了其他的地方督抚，比如像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一起联合上奏折，要求清庭废除科举，结束八股考试，到了1905年，清朝政府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废除了科举，以新学代替了八股取仕。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以来六百年的这种取仕制度，人才录用制度得到了彻底的改革。当时的读书人都靠科举吃饭，现在不考举人、进士、秀才都要上新学了，可见社会阻力之大。但是，由于方法得当、措施得力，使旧的考试和新学顺利接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
在用人方面，袁世凯还是个知人善任的好伯乐。“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胡思敬《大盗窃国记》）  后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曾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不要以为张一麟是袁的部下，就认为张偏袒他，张说这番话的时候袁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且张后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著名的爱国老人，在南方有着不小的影响，他的评价应是可信的。
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但他还大量地延纳了海外的精英，同光之际，我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的学生，有一百一二十个人，这一帮人最先是被李鸿章接纳到了北洋的幕下，后又被他全盘地接收了下来。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如帮他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可以说北洋系中人才济济，群星荟萃。
袁世凯是晚清政坛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现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6个年头，由于成绩卓著，上调中央，当上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六个军机大臣当中，他的资历最浅，但是他的才干最高，管事也最多。当了一年的军机大臣，这时候袁世凯已是权倾朝野，如日中天。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死去，当国的摄政王载沣对他心念旧恶，欲除之而后快，但由于多方面的制肘而终不得逞，于是就找了一个借口，说他腿有足疾，开缺回籍“养疴”，就这样把他贬回到老家去了。这在袁世凯的仕途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也为他日后埋葬清廷留下了伏笔。
毫不疑问，袁世凯堪称治世之能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行政专才。至于辛亥首义，他左右其手，纵横捭阖，成功的结束了清朝的统治，使辛亥革命得以最低的成本而成功，创建民国也实乃功高至伟！无论从大义和私德来说均有功于社稷。
成功逼清退位后，袁世凯继孙中山成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可长期以来却被人斥之为“窃国大盗”！既是“窃”，原先当有主人，是清政府吗？那袁世凯岂不是推进共和的第一元勋？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吗？可袁的大总统是以孙为代表的革命党有条件的拱手相让，（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到了袁世凯就任临总统时，却一夜之间改为法国式的内阁制，如此视宪法为儿戏的行为，不无表现出革命者，有着打天下而坐天下的阴暗心理！）是得到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和议会同意和批准的，何窃之有？
武昌起义后建立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过是一个极为虚弱的草台班子，当时财税体系尚未建立，缺薪、缺饷，已是难以为继。如果不是袁世凯养寇自重，未命北洋军全力出击，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也不过是南柯一梦。袁世凯劝清廷逊位，孙中山以总统位相让，不过是两股政治势力相互妥协、交易的结果。清廷退位，孙中山也就不再以戴罪之身流亡海外，且以开国元勋尽享殊荣。清帝逊位袁世凯虽软硬兼施，但他践约前言，宣统皇帝没有国土，尚能继续在紫禁城内享受优裕的生活。袁对待下了台的旧主子，更是优礼有加，尊重如昔也算尽了臣节。中国历次改朝换代（改朝不改制），不知要付出了多少血腥的代价！但在这次朝、制双改的变局里，袁世凯能以历史中最小的代价，实现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使当事的各方都成了赢家。这种低成本的政治运作，后竟被污蔑为窃国，耍弄诡计或者设置阴谋，岂不冤哉？
袁世凯在位期间，心胸豁达，见容于人。因而才俊之人如过江之鲤。如章太炎、王闿运、刘师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这滚滚诸公无一不是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章太炎用袁的大勋章作为扇坠在新华门大骂袁世凯，袁世凯虽无可奈何，但并未加害。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并上门讨债，袁世凯竟又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
袁世凯的大度，还表现在他对待并非嫡系的黎元洪身上。他主动同黎元洪结成儿女亲家，后被人贬斥为拉拢黎，但如果我们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考察他的政治风度，对于一个政敌是团结好还是打压好呢？哪一种更符合民主宪政的精神呢？袁世凯称帝首先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元洪拒不接受封号，不受王服，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不受给“武义亲王”的赏赐，闭门不出，袁世凯也听之任之。尽管如此，可爱的袁世凯仍在金匮石屋的“遗诏”里，把黎元洪列为排序第一的继承人。
袁氏当政的时候，北京兵变一直被栽在袁世凯头上，认为是袁世凯指使曹锟干的。经专家考证，此是偶发事件，袁世凯事先并不知情。宋教仁遇刺经研究证明，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为之，亦非袁世凯授意。
然而，袁世凯促成了民国，推动了时代进化。但历史却并不宽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袁世凯却变成了有名的反面形象，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
不过，他跟那些历史上同样的反面形象昏君、奸臣还略有不同，他之所以变成反面人物，并不是因为他昏庸、残暴，屠毒忠良。仅仅是因为他要当皇帝，准备了洪宪帝制以及两套龙袍，逼前清的小皇帝溥仪让出了三大殿，预备登基。换言之，袁世凯之所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主要是因为他帝制自为而与当时多元的政治格局相抵牾，以致，背离了当时的现实潮流而遭到了唾骂！
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有没有免俗想当皇帝，我不能断言，毕竟思想是无罪的；那么，他当皇帝有罪吗？回答是：有！因为他违背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条文” ，因而史定无诬。
然而，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悖论！“洪宪帝制”，多数治史者没有从法律的层面上与以谴责，而却从道德上去予以厚汚；不是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去审视其得失，而是站在政争的对立面附和和应声。这不能不说是治史者的悲哀！
成则王侯败则賊，这是道德层面的惯性思维。这不能作为治史者立论的理论依据，更不能作为治史的指导思想。袁世凯称帝于法律为有罪，但是，于道德却未必有错，我们只要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来分析其动机，那么，他的罪过就显得微不足道。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又重掌军政大权，对南方的态度，他采取怀柔和妥协的政策，促成了南北和谈，以致，革命高潮“非袁不可”的呼声和“虚位以待”的承诺喧嚣尘上。袁世凯依约使清帝逊位，推进了共和。从孙中山手中，却接下了“二手”的总统位子。新的政争不能不说肇端于此！
民国的核心是共和，而共和的核心是宪法，而宪法的根本在于平等协商的依法制权。但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在未经过充分协商的情况下，草率写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但未及旬月，在交权于袁时，竟一夜之间修改成类似于法国的内阁制，扩大了内阁的权力来限制总统。这种草率的制度设计，使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成了民元之初制度的大败笔。
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至于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使民国变成了战国的结果。和以后以消灭战国而兴起的北伐战争，却又再次使民国沦为了党国，其再先进也是与建立民国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袁世凯合法地做了大总统，在当时来说也可以说是四海归心。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是赞不绝口。
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孙中山：“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后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
进入民国，袁世凯也是有颇多建树的。在政治领域，最少有几条也是应该值得肯定。首先，执政的第一年，就制订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 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再次，他推行军政分治，规定督军不得兼任省长，也是完全正确的。
在过去的教科书里， 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一心想复辟专制做皇帝，其建树被抹杀的一干二净！而恰恰相反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在经济领域却颇多作为。归纳来说有以下几点：
1． 起用周学熙、张謇等内行人主管财政和工商行政。积极鼓励和扶持民营工商企业的发展，由政府出资实行保息制度。做了不少排忧解难的事。例如，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的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4.16%分年摊还。这些措施对积弱积穷的中国来讲，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起着积极的作用。
2． 进行政治协商，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各工商业代表的意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完善了市场机制。粗略统计，袁世凯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纠正清政府官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3． 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奠立了统一币制的基础。
然而，袁世凯既合法地做了终身大总统，并有权推荐继承人，同皇帝也差不多了。但他却要颠覆共和，帝制自为！这很难想象他仅是在一些帝制发烧友的鼓噪下，或周围的人连推带拉，就能把他弄到宝座上，成了洪宪皇帝的。
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以致洪宪开场数月前，对冯国彰的相问，还语焉不详。以袁氏之精明他也不想欣欣然坐到了热锅上！筹安会中的杨度是“旷代逸才”，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名重士林。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天演论》的翻译者。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受聘于袁政府，并写了一本书，叫《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主自由的美国顾问也这么说，可见君主制确实好。那个一心想做“曹丕”的准太子袁克定便出了几万银元，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全体国大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设身处地为老袁想想，做不做？
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实际上是一次躁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场改革中，皇帝不仅是一种名号，而是一种可以重树政治权威的灵魂，是一种古老但又曾经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显然，这场改革跟清末那时满族权贵们发起的立宪运动已不一样。清末那时是以自救、妥协、放权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矛盾无非是渐进式改革与激进的革命相冲突。但是民国的建立，社会矛盾已分化为渐进式的改革派和激进的革命派与落后的保皇派、以及因各地相继独立而产生的新贵派，在不同的利益面前，他们不断融合又不断分化，以致民元之初的政治形成了明争暗斗的格局。
政令不出五省，中央权力面临挑战，政争此起彼伏！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当年在大清帝国的情景，皇帝的权威之重，即使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人物，想要拿掉，一纸诏书也就搞定。到了这个时候，某些谋士自以为聪明的鼓噪也就听得进去了，而来自大洋彼岸的政治学权威的理论，则恰逢其时地成了让火烧得更旺的东风（借东风的恰是那个坚持宪政的宋教仁，是他聘的古德诺）。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袁世凯帝制自为忽略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忽略了渐进式改革中稳定与发展这个应该拿捏好的尺度。所以，当渐进的思想一但演化成急进的行为，其惨败而告终是不难想象的。
谙于权术的袁世凯，显然既迷惑于昔日帝制权威的幻象，又迷惑于社会上一般人对民国的反感。他忘了帝制权威已经被辛亥革命给打碎了，再度重建不仅需要时日，而且要有强大的武力作为背景（而此时连他的嫡系武力都不听招呼了）。他更忘了，那些散在各地的骄兵悍将，正苦于没有借口来反抗他重树中央权威的举措，而袁世凯的称帝之举，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大举反叛的合法借口，在历史进化论尚未破产的时候，这种借口显得是那么的堂堂正正。如果蔡锷不起兵，或许袁世凯还可以拖延时日，只要蔡锷举起了讨袁的旗帜，那么袁世凯的众叛亲离是必然的结果，大名鼎鼎的蔡将军，其实也不过是那个恰好点了一堆本该烧起来的干柴的人。说实在的，蔡锷那三千缺枪少弹的讨袁军能有多大力量，真正致袁世凯死命的恰是他自己曾经十分效忠的部下。所以：“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的挽袁对，是最好的注脚！
袁世凯被遗臭万年，固然与以后的执政者的政治解读有关，然而连十分旷达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都拿他的称帝之举，跟汪精卫的叛国当汉奸相类比，说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然而，细想想，这两个人其实不一样，袁世凯并没有违反民族大义，卖国当汉奸，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不恰当地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所谓的倒车，绝非像后来人们批判的那样，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而已。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袁世凯无非是想在政治上选择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而孙要全盘西化。他们的分歧无非在于是以日为师、还是以美为师而已！其实古德诺的说法并没有错，在那个时代，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并无优劣之分，关键看国情合适不合适。
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遗臭万年了，这里袁氏的臭，既有后来的当政者为树立孙中山而做反衬的意识形态需要，也出于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动，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国共两党所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人们宁愿相信，历史只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后退一点，而这个前进的方向，则是由西方现代史所规定的，离君主越远的制度，就越先进，革命越彻底的制度也越进步，而先进和进步是不能违抗的，否则就是反动，凡是反动的人，就应该打倒并踏上一万只脚！
总的看来袁世凯的悲剧，其实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时间离袁世凯的悲剧，已经过去快100年了，如果还没有人费心考察一下，历史是否真的是按进化论划定的直线行进的，那可就是出上演近百年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