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1970年庐山会议揭秘 4

一反寻常，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直到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照例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至于庐山上的斗争，只字未提。自8月25日小组会后，大会秘书处通知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之后几天，华北组再没有开会。会议闭幕，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传达中央指示，在中央没有下达正式文件前，会议情况不准露出去，回去只讲会议公报，会议精神先向主要领导同志吹吹风。陈先瑞说，我们虽在庐山，但对这场斗争并不知道详情，只是觉得事情没有完。以后，陈先瑞才知道毛主席对庐山设不设国家主席爆发的斗争，并不想局限在对陈伯达的批判上，而是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势力。这些办法，就是毛主席自己说的“抛石头”、“挖墙角”、“掺沙子”。

　　1970年12月华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参加，被毛主席批评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军委座谈会也并入华北会议。会议分小会、中会、大会三种形式，小会是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是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是全体人员。会议由李德生和纪登奎主持，会上根据毛主席批示，批判了陈伯达，也严厉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同时对刘子厚和陈先瑞的严重错误也进行了批判。会议要求李雪峰、吴德、解学恭、郑维山检讨。吴德逃过了这一关，周恩来知道情况后还批评吴德没参加会为什么要在简报上签名，要他不用检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揭批陈伯达。汪东兴也过了关，他与毛主席谈话后，认识到犯错误了，考虑写检查。周总理说，你争取第一个写个检查吧。毛泽东看了汪东兴的书面检讨，专门和他谈了话，说这个检讨可以发到全会上，经周恩来批改后印发了。以后，回北京汪东兴也在机关作了几次检讨，事情就过去了。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江青自以为在庐山上“有功”，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多次讲话，有一次竟一连点了军区十几个人的名，每个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她把会议转向批“华北山头主义”，说北京军区是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搞政变夺权，谋害毛主席。当时谁也不知道江青的老底，以为她讲的有所代表，不是个人意见。陈先瑞说，搞得会议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有两位军职干部和两位师职干部被吓得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江青在会上点了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的名，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一个阴谋。李雪峰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时，陈伯达曾与他一起去了河北。陈伯达在唐山的讲话，使很多人受到迫害，一些人死亡。陈伯达问题株连到李雪峰和郑维山，刚开始批判时李雪峰认为，这是中央全会，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什么意见，可以自由发言，明明简报是综合大家的发言，怎么就成了他的问题了？但问题越搞越大，李雪峰也不由不紧张起来，叫秘书回石家庄去烧有关的文件和档案，但还没来得及处理就叫尾随的人将这些材料全部没收，并抄了李雪峰的家。周恩来叫吴德等人去帮助李雪峰。吴德认为李雪峰和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李雪峰虽然到北京市工作还不到70天，但吴德知道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有对立情绪。但这个时候，谁也保不了李雪峰了，毛主席让李雪峰自己在会上检讨，李雪峰就把自己大骂了一顿，说我两面三刀、狼心狗肺……全是四六句，让整简报的人都没办法整。

　　到了1971年春节，历时一个多月的华北会议才宣布散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结论性讲话。李雪峰、郑维山作了检讨。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命令不是大会宣布的，是在同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谈话时宣布的，免去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还开除了李雪峰党籍，关到安徽的农场去了。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分任第一和第二政治委员。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1970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38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在华北会议上，陈先瑞虽然没有被免职，但作为郑维山的同伙，也受到面对面的批判。多年他一直在思考38军的报告和毛主席批示这个问题。陈先瑞觉得陈伯达在北京军区的影响很小，毛主席对他的活动为什么估计如此之高，作出如此严厉的批评？显然包含着对军队、特别是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的不信任。陈先瑞认为，这是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引起了毛主席对北京军区的注视和不信任。多少年后，陈先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反映大家意见建议宪法设国家主席之职，历史证明没有“反革命之罪”。“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这除了中央阻止他之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各地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太上皇”一说也不是事实。

从根本上说中央文革当时是全国各地的“太上皇”。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不存在“没有很好打通思想”的问题。38军的报告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是正确的。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北京军区这不是事实。说“陈伯达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保定问题”极其复杂，驻军与省军区各支一派，这两派尖锐对立，武斗不断。驻军支持的一派坚决反对省革委会一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当时却是中央所信任的。所以“保定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陈伯达。但是，毛主席看到38军的报告，认为找到了“石头”。

　　九届二中全会已经过去30年了，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虽有正确的一面，但列举的种种“罪行”，有许多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李雪峰、郑维山工作上虽有缺点、错误，但与陈伯达是一般工作关系，说他们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先后为郑维山和李雪峰彻底平反，并恢复了李雪峰的党籍。同时为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