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庐山会议与汪东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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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山说,华北组是汪东兴挑起来的
毛泽东看到华北组第六号简报,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近水楼台的汪东兴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上了陈伯达的当,简报里的话大部分是陈伯达的。郑维山说: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的,汪东兴是罪魁祸首。汪东兴的发言非常明确,与整个会议的调子完全拧着。第六号简报主要整理的是汪东兴的发言,因为陈伯达要单独发他的讲话,所以简报基本没用陈伯达的话。
而毛泽东相信了汪东兴,而陈伯达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如此颠倒黑白,郑维山决定挺身而出,不能让汪东兴一手遮天。8月26日晚上,郑维山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由他口述,秘书杜辛整理,主要讲汪东兴的发言在华北组的作用。郑维山的思想非常明确,在这封信中陈伯达只带了一个名字,主要是说汪东兴。说我们都上了汪东兴的当,华北组“闹”起来,是汪东兴挑起来的。陈先瑞也这样说。信写好后,由郑维山看过,杜辛亲手交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郑维山相信,如果毛主席看到了他写的那封信,是会原谅他的。但这封信却不知下落,毛泽东在石家庄接见李雪峰时没有提这封信。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良恩把信交给汪东兴,汪东兴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相信汪东兴的谎话,却不相信郑维山的实话。另一种是汪东兴把郑维山的信“贪污”了。因为王良恩不可能直接把信交给毛泽东,只能由汪东兴转。汪东兴看过郑维山信中的内容,当然不能把“祸水”引到自己身上。郑维山怀疑汪东兴扣了他的信不是没有道理。
1970年9月16日,从庐山回北京的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他接见了李雪峰、刘子厚,预备到北京时要见郑维山,汪东兴不敢不打电话通知。杜辛是早上8点接的电话,此时他们正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检查战备。以前汪东兴打电话,都很客气,毕竟彼此没有过节儿,而这次很不耐烦,晚饭前能不能赶回来?杜辛说我叫郑维山同志接电话,汪东兴说回不来就算了。放下电话,杜辛先给陈先瑞的秘书打了电话,问清楚是毛主席下午5点在丰台车站专线停车处接见。杜辛报告郑维山,说下午赶回北京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没有机场,可以派个直升机,送到毕克旗,那里有大机场,下午可以赶回北京。郑维山马上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我可以赶回来。汪东兴还是不耐烦,说赶不回来就算了,安全重要,不要勉强。明显不想让郑维山见毛主席,而郑维山也没有坚持。以后郑维山很后悔,如果在丰台火车站见到毛泽东,向他当面解释清楚就好了。因为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寸步不离,李雪峰不好当面揭发汪东兴。而郑维山是军人出身,直筒子,他才不管汪东兴会不会给他穿小鞋呢,他肯定要当面向毛泽东讲清楚华北组会议的情况。郑维山哪里知道,他会因庐山会议被抓起来。
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认为:即使毛泽东看过郑维山揭发汪东兴的信,他仍会倒陈保汪。因为倒陈早有准备,只不过是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至于对郑维山,毛泽东也早就不放心了,1968年打倒杨余傅时毛泽东就动过连郑维山一起拿掉的念头。后来周恩来说了话,陈伯达也附和,毛泽东才放弃的(见《陈伯达遗稿》第100页注3)。陈晓农说:1969年底到1970年初,毛泽东将27军调到石家庄,把63军换走,不是偶然的。“九大”时毛泽东特别问过王洪文当兵在哪个军,王洪文说是27军的,在军部呆过。所以,好多事情从表面看似乎偶然,搞误会了,若对照前前后后的蛛丝马迹,就会感到不完全是误会,是历史的必然。
纪登奎曾把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叫到办公室,专门问到郑维山在庐山上的表现,还问写过什么东西?杜辛说写过战备报告。纪登奎又问还有什么?杜辛说你指是什么?我不可能记起来。纪登奎沉默一会儿,说你的感情要转过来。杜辛说我的感情怎么转?我给郑维山当秘书是组织上派的,经过我的事情我知道,不经过我的事我不知道,结果不欢而散。中秋节前,把杜辛从内蒙古押回北京军区,关在86楼。郑维山罪行材料组的魏科长要他交代郑维山反38军,以及与陈伯达的关系,又问到郑维山的这封信。杜辛说魏科长,你也当过秘书,秘书有秘书的规定,中央委员给毛主席写信,合乎组织纪律,更何况我也记不清写的是什么了。你们要查到中央去查。那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还没有去世。据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写了揭发汪东兴的材料,密封后由周恩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叫来汪东兴责问,汪东兴吓得跪在毛泽东面前乞求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