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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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李 锐
2008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96018
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责任编辑 杜 晋）
李 锐
2008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96018
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从上面引证的文献和电报中这一段决策性的话，可以说明，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当年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复电中表示了异议。复电中有这样的话:“要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后的中国政府，按其政策，至少在胜利后的时期（这个时期多长现在很难确定）将是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将四个月前向党内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党内一般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等类政见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一个月内，有人统计至少有三万知识分子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最引起毛泽东震怒的是罗隆基的发言，牵涉到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罗认为，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见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第311－3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听到统战部这样的汇报后，就决定将“鸣放”“收网”了。6月8日开始，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
现在公布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多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被“劳动改造”，有的还发配边疆，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受打击最多最重的当然是上层知识分子。此外，在农村干部和小学教师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计人数也达50万；后来决定不在这类人中划“右派”，于是他们被戴上“坏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样悲惨。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如何评价和善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又一次提到国人面前。关于“扩大化”的说法，人们意见最大。1980年我曾参加《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我是国家机关能源组的组长），许多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回忆当年，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可说大都没能摆脱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意识形态习惯势力的影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世界形势的了解，再来回顾反右派斗争这类历史事件，就可以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了。当年那些“右派分子”，从上到下，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呢？现在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和回忆文章，我没有看到一条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主张，相反，都是怎样改善党的领导的中肯的各种各样的建议，也就是我们今天已成为国策的要讲民主，要讲法治，使我们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以及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建议。如果当年采纳了这些建议，怎么会发生接着而来的“大跃进”、“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呢！怎么会死几千万人，最后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说“知识愈多愈蠢、愈反动”呢！回顾起来，1949年到1979年走的这30年，正是20世纪世界科学和经济发展最快最大的时期，从而走向知识经济的时代，可我们却完全背道而驰，国家几乎崩溃，走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不已。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我国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主要不是靠什么“阶级斗争”、“阶级专政”，而主要是靠知识、科学知识即人的智能，这才是主要的根本动力，而它们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啊！
（责任编辑 杜 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