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大跃进”

在乌托邦的狂热浪潮中举起一盏理智之灯——毛泽东与“大跃进”
作者：地球村过…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855    更新时间：2007-4-13
在乌托邦的狂热浪潮中举起一盏理智之灯——毛泽东与“大跃进”
作者：地球村过客
“大跃进”是一个奇特的历史事件。一方面，那个时期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农田水利设施，也有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业和科学成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时期之一；另一方面，人们又为了那个时代的饥荒而争论不休，而且这是“大跃进”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尽管《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集体决策的结果，但由于媒体多年来来有意无意的误导，很多人习惯于想当然地认定“大跃进”时期的“五风”是毛泽东鼓励的结果。这种思维的潜在假定是：“大跃进”时期的权力机制是“铁板一块”，各级领导层都趋向于盲目地服从来自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指令。
但这一假定却不幸是错误的。事实上，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毛泽东并没有在“大跃进”中扮演激进或者“极左”的角色。相反，他是当时试图防止“大跃进”过热化的少数几个领导人之一。不理解这一点，就不会真正明白“大跃进”所导致的“人祸”祸源所在，也不能真正明白在“大跃进”之后何以会出现“文革”。只有把“大跃进”还原为历史本身，我们才会认识到：原来“文革”就是“大跃进”的必然后果。
1990年代以来，一大批新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特别是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了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使我们有更加充足的证据去考察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扮演的角色。在“大跃进”被不学无术的文人们运用幻想加以小说化的情况下，以人民出版社的《毛泽东文集》为依据，探索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思绪，这仍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正是本文的基本目的。通过大量引用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言论，至少可以证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并没有失去冷静；然而，由于权力结构的“利物坦化”，他并不能有效地左右局势的发展，这使得他持之以恒的反“左”努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大跃进”中权力机制的过火表现，致使毛泽东深感失望，而随后一些事态的演进，使他逐渐决心发现一种新的民主机制，来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
一、“大跃进”的起源和初始目标
不错，毛泽东确实是“大跃进”的发起者之一。然而，“大跃进”的理想，并不是毛泽东强加给任何人的。相反，它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显意识，或者说，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对于一个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状态，然而又具有强烈自豪感的民族来说，在解决了国家统一的问题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加快发展的强烈渴望。
在“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4年，毛泽东曾经重新论述过关于“大跃进”的思路。那时，由于已经没有“五风”所带来的心理袭扰，因此这段话能够较为真切地体现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经济社会“大跃进”的迫切期望：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964年12月13日）
要言之，“大跃进”其实是自从孙中山先生以来就存在的发展理想。它从一开始起就不是某一个人的想法。相反，“大跃进”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对于“超常规发展”的预期和渴望，因此是一场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下而上”色彩的社会经济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超常规发展”是一个从来没有被抛弃的想法；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够在各地领导的讲话和新闻报道中频繁地听到这个词组，足以说明“超常规发展”作为一个发展理想的普遍性。
在这段论述“大跃进”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把实现“大跃进”的时间长度设定为“几十年内”，这种提法应该说是完全稳妥的。但应说明的是，这完全不是所谓“毛泽东汲取‘大跃进’教训”的结果。事实上，早在“大跃进”前夕，毛泽东就谨慎地表达过“用几十年时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必须指出，与当今极右分子关于中国应该在1976年做到“家家有电脑，户户有冰箱，粮产六亿吨，钢产四亿吨”的胡言乱语相比，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是完全务实的。在“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提出的基本发展目标，首先是尽快解决好五千年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粮食问题，然后是加速工业化进程。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农业的要求只是粮食丰收，至于钢产量，他提出的相关指标是：“明年（钢产量）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
这样的发展目标是适度的。毛泽东并不相信中国具有“速成”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他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956年12月8日）
跟一切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况一样，在195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一穷二白”的现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思考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然而，与我们很多人的猜想相反，毛泽东并不赞成通过牺牲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的高积累，他更期望实现工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改善的“双赢”局面。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认为1954年多征公粮，导致农民余粮不足是一个“错误”。他还公开批评了苏联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积累资金的办法，指出：“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说：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的关系：
——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显然，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须体现为广大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构想了在农村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毛泽东甚至提出了国家、集体、农民的分配比例，要求把农产品的大头留给农民：
——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6年4月28日）
可以看出，在“大跃进”前夕和初期，毛泽东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估计是冷静的。他主张改善农民生活，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情。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来自于历史的经验。事实上，他担心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而导致农村生产力的下降：
——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基于对中国现实的判断，毛泽东对于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抱有一种谨慎而乐观的态度。他相信增产的必然性，相信精细农业能够养活更多的中国人，但他根本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可能性：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关于农业问题》，1957年10月9日）
可见，毛泽东的期望是：到2007年左右，实现“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这个估计并没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应该说是冷静和清醒的。然而，毛泽东的清醒冷静并不代表全党的清醒冷静。我们将看到，随着“大跃进”的深入，很多地方的实践很快就偏离毛泽东的设想，从而为“人祸”提供了动力。
二、“大跃进”深入开展，毛泽东开始反对极“左”思潮
从当时的情势分析，“大跃进”运动作为一个群众参与度极高的社会经济运动，从一开始起就被注入了强烈的理想主义成份。理想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优点是能够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其缺点则是可能形成高于实际的奋斗目标，使人丧失理智和冷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下层干部的机会主义趋向和媒体的歌德主义取向，正好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大同世界”的乌托邦理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大跃进”一经发动，就很快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政治经济运动，高理想导致高指标，高指标诱发造假风，造假风导致决策失误，终于使整个运动脱离了毛泽东的预期，并直接导致了“三年困难”局面。
如果说毛泽东在1957年和1958年初还对“大跃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那么到了1958年底，毛泽东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立场上。他现在不得不与他不久前还鼓励过、支持过的“大跃进”作斗争。现在，在他手中成长起来的“大跃进”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他的顽强对手，不再听从他的意见，甚至或明或暗地反对他。于是，最迟至1958年11月，毛泽东已经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关于读书的建议》）
他所发现的“经济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要不要商品经济的问题。他指出：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商品生产（背后是价值法则，即等价交换、供需平衡）的关键点，就在于它的本质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事关某些人号召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对于“跑步论”，毛泽东公开表示反感和反对：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
在对“跑步论”进行冷嘲热讽后，毛泽东正面探讨了共产主义的条件问题，认为农村其实并不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一切试图在农村先行共产主义试验的做法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