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棉纱大王到红色资本家

宋子文、孔祥熙要将荣家产业收归国有

1934年3月，荣宗敬焦躁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位面粉、棉纱双料大王刚刚得到消息：中国银行、上海银行不再对荣家的申新总公司放款；随后，16家有银钱来往的钱庄也放出话来——将在6月底全部收回新旧账款；同仁储蓄部的储户也都纷纷提款止存。3个月后，申新总公司对外公告“搁浅”。

此次危机的起因是多重的：其一，荣氏企业长期过度扩张，导致负债过大；其二，荣宗敬父子投机亏损；其三，国际白银价格暴涨导致棉纱市场大萧条——罗斯福施行“新政”，放弃金本位以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诱发了中国金融和工商业的全面动荡。

常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越多越风凉”自我解嘲的荣宗敬此时痛苦地说，“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积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盖自办纱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荣宗敬甚至想到自杀。他的老朋友也是主要银行债权人陈光甫和宋玉章两人特地到荣宅陪他一宿，好言相慰。此时，坐守无锡的荣德生已接到哥哥的求援电话，次日凌晨4时，携带筹措的有价证券与长子荣伟仁一同赶到上海“救火”。兄弟俩商议后，决定由荣德生出面与银行议谈，并亲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救，请准予申新发行500万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予以保息。

此时，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已有7年之久。在经济国家主义的指导下，国营工业自洋务运动中断以来进入另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大型冶金、燃料、化工、电气企业纷纷创建，推动了国民经济年平均高达8%-9％的增长率。

国民党在经济领域的国家主义思想源自孙中山。他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的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作为孙氏继承人，早年经商不成的蒋介石，更是坚定地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193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给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官商们收编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实业部、税务署、棉统会纷纷派人插手申新企业及总公司的调查。先是实业部长陈公博开出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声称申新已资不抵债、内部管理混乱，并拟定一份“救济方案”：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以300万接管荣家数千万资产，并通过报纸造势声称——申新的惟一出路就是“国有化”。

荣宗敬异常激愤，致函蒋介石、孔祥熙：“民商何罪？申新何辜？滥用职权，用心所在，实有企图宰割之嫌。”各地同业会纷纷通电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反对政府的行为。在舆论压力下，实业部的方案最终流产。

此时，5大民营银行已收归“国有”，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荣家多次上门求救，宋子文淡淡地说：“申新这么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责。”这是比陈公博还要狠的方案：要求荣家交出全部申新纱厂，发行公司债券，旧债以债券归还，并拟将银行借款利息率降低为年利5厘；人事安排方面，拟由中国银行总稽核担任申新总经理，各厂的生产经营业务由中国棉业公司总负责。

宋子文专门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庆贺这一战果，但是申新“国有化”的图谋，却因陈光甫代表上海银行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在最后一刻夭折。在民国元老吴稚晖的活动下，经多方协商，荣家选择放弃部分控制权，接受了银团的监督和管理申新的方案。

多年来，荣氏家族谨慎地与官场保持距离，一直“在商言商”，仅以商界代表身份出席各届政府举办的工商界会议。然而，必要时，他们也会寻求大树庇佑。荣德生与无锡同乡吴稚晖关系深厚，这位说话颇有分量的元老多次在危难时刻为荣家出头通融。吴和另一位国民党大员戴季陶则是江南大学首届校董事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对于“国有化”，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主任史应勇博士另有一番见解。“尽管是国民政府的意愿，在民国时期，经济界和政界相对分得比较清楚，企业家们依然有一定的抗争余地，可以通过游说政府不同派别、请辞等方式进行抵抗。”他认为，荣氏脱险，正是运用了这种“合法的博弈”。

风雨乱世　“众枯独荣”

1937年这个悲痛的年份，荣宗敬没能迈过他人生的最后一道巨坎。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地区处于一片炮火之中，被毁工厂达2270余家。荣家事业三分之二付之东流，或成灰烬，或被劫持。

这让视事业为生命的荣氏兄弟悲痛不已。经再三商议，决定荣宗敬留守租界，看守上海的工厂，荣德生则带着子婿一干人离开无锡到达汉口，第二天就下工厂视察，要求职工抓住时机快速生产；荣宗敬一边利用孤岛的有利环境，坚持租界内各厂的生产，一边时刻牵挂着敌占区内的被毁工厂，多次派人进入厂房调查设备受损情况。

兄弟俩只有一个念想——尽早让工厂恢复生产。12月下旬，日军为筹备占领区的伪政府，物色上海滩一批有名望的商绅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声称其目的一为“救济难民，俾彼等得返故乡，重理旧业”，一为“重新开启战区内之工厂”。这正是荣氏梦寐以求的，受邀请的荣宗敬说“我的事业这么多，而且大部分在战区，我不出来维持叫谁维持”，还向记者表明心迹，“余个人并不属任何党派，纯系一商人。”

一连串暗杀事件迅速击碎他的中立幻想。很快，有人向“协会”成员发出威胁性的忠告：“切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数日后，协会会长南市电力公司总经理陆伯鸿被地下抗日分子暗杀。接着，有人向“米大王”顾馨一的住宅天井投进一颗手榴弹。荣宗敬住宅的周围，也出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

1938年1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辆洋人小轿车停靠在西摩路荣宅附近，在英商通和洋行经理薛克的帮助下，荣宗敬乘上轿车飞驶黄浦江码头，搭外国轮船到了香港。

半生事业夷为平地，又受了惊吓，加上社会上对他出任日伪组织的抨击，接二连三的打击和羞辱击垮了荣宗敬。赴港一个多月后，这位荣家创世第一代核心人物撒手离世。国民政府特发悼念令给荣宗敬盖棺定论，褒奖其“兴办实业”的精神。

2009年，一部热播电视剧《潜伏》塑造了天津商人穆连成的形象，他在日伪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命运，折射了近代工商业群体在乱世中为捍卫自我财富而遭遇的尴尬、憋屈与道德困境。

荣宗敬之死对荣家构成最沉重的打击。自荣家发迹20多年来，荣宗敬一直大权独揽，是荣氏三大企业系统和一切经营活动的核心。此时，谁来接他的班，执掌荣家企业？

荣德生没有兄长的强势与铁腕，而两房子侄婿们多在家族企业中负责经营管理，羽翼已丰。一场围绕着荣家大房和二房之间的权力争夺开始了，荣家内部分裂为三股势力：以大房荣宗敬之子荣鸿元为代表的总公司系统，辖一、六、七厂和上海福新各面粉厂；以二房荣德生为代表的“申新总管理处”系统，辖二、三、五厂和茂新各面粉厂；以李国伟为代表的汉口“申四福五系统”。出身贫寒的李国伟是荣德生长婿，一直被荣视为有“大局之才”，他在负责工厂内迁中渐生离心，后与一批少壮派经理人在内地自成一个独立系统。

虽然家业近毁，这个工商业家族仍然显示了顽强的生存能力：上海租界内的申新二、九厂利用“孤岛”的特殊繁荣时期，挂上外资牌，开足马力扩大再生产；地处无锡的申三厂通过行贿敌伪关卡获得棉花、电力等生产原料，在恶劣环境里坚持生产，荣德生在上海每日通过电话遥控调度；内迁的申四、福五，历经艰辛把机器设备运输到宝鸡和重庆，也在战时环境下获取了丰厚利润。

回想1937年正月初，荣德生为公司沉重的债务心情烦闷，扶乩请仙。乩示云：“三年内还清，且可有余。”他将信将疑。“不料后来竟能实现”。乱世风雨中，荣氏家族非但未被击垮，反而获得了惊人的财富，并借货币兑换，一举还清了所有的陈年旧债。

8年之后，荣氏家族重新夺回对企业的控制权。

选择共产党

多年来，研究近当代中国史的外国学者都在试图解答一个疑团——1949年前后，上海资本家们为什么会普遍离弃国民党、投向共产党？

1949年5月25日那个早晨之前的日日夜夜里，对于未来出路，荣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荣德生父子在这一时刻的抉择，使其之后的命运成为半个世纪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写照。

抗战胜利时，荣德生欣喜万分，却对政府接管日本纱厂提出异议，“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很快，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政府收罗逆产这么简单了。接受敌伪产业加上美国的经济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营资本在战后迅速膨胀，从交通运输到金融、能源、机械制造和粮油纺织，都组建了庞大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普遍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生产恢复得很慢。政府还大力发展“与民争利”的轻工业：1945年，经济部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由宋子文的亲信掌控，而粮食行业的垄断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则是孔祥熙的领地。

与此同时，棉纱、面粉行业受到越来越严厉的管制。到1947年12月，政府成立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完全恢复战时管理。因为原料和产品销路均被政府“卡”住，茂新、福新各厂后来只得靠为国民政府和军队代磨面粉为主要业务，尤其自“五厂公记”成立后，企业的产供销业务完全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流动资金几乎全靠未付栈单来维持。

本意再展宏图的荣家三股力量，只得放弃自创业以来“重积累”的扩展策略。1946年，仅申新二、五厂两厂一年就分红5次，荣家两房从中获利达30亿元以上，折合黄金11000两以上。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申新厂长赚了多少钱的故事。这些半真半假的传闻，自然招来了贪婪的目光。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外出，在家门弄堂至路口的转弯处，突遭人拦车袭击。匪徒出示毛森签发的第三方面军红色逮捕令，随后将荣德生强行架入一辆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的小车里，劫持而去。

棉纱面粉大王被绑票的消息走漏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淞沪警备司令部和毛森均插手“破案”。荣家最后与绑匪商量以50万美元赎回荣德生。交款当日，正当荣家带着两皮箱美钞等着交易，稽查人员忽然从天而降，搜走巨款，随即发还。第三天，警备司令部再次上门取走50万美元，次日晚荣德生被绑匪雇车送回家中。之后，军警接连向荣家索取破案“酬金”共计60万美元，分摊酬金的申新各厂只得靠出售棉纱的价款来支付。种种证据表明，淞沪司令部与上海滩第一绑票案脱不了干系。

时隔两年半，荣宗敬长子荣鸿元因“私套外汇”又遭牢狱之灾，被扣押77天，前后被勒去财物折合50万美元。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紧急处分令，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等罪名逮捕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其中华侨王春哲因把存款汇到纽约被处以死刑，官方广为宣传，说是“杀鸡儆猴”。外国驻华报纸评论：国民政府出现“反企业家”的倾向。

荣德生四子荣毅仁在上海解放3个月前被控“贪污罪”，被法院勒索黄金10条、美金5000。更令他悲痛的是，决定去港台发展的三子荣一心赴港途中坠机身亡。

接连发生的牢狱之灾，军警法庭的敲诈勒索，国家垄断资本的野蛮扩张，使得荣德生、荣毅仁父子逐渐对南京政权失去了信任。抗战后日益尖锐的官民经济矛盾，最终将这对父子推向了共产党这一边。

中共一度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逐渐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政策路线：把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商”利益集团区别开来，将其定性为“民族”的，宣称愿与之合组联合政府，从而成功地分化了社会富裕阶层，博得了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

抗战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就利用各种公开、半公开的方式与工商界接触。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举行茶话会招待产业界人士。为防止机器设备和资金外流，恢复生产建设，以及充实革命部队中的经营管理人才，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政权迫切需要留住一批资本家。

对实业大亨荣氏家族的统战工作，成为地下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荣德生创办的公益小学从1947年9月起，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秘密的机关所在地。地下党员薛明剑通过她父亲（荣德生的老部下），向他宣传中共对工商界的政策，已向中共靠拢的钱孙卿父子也去做他的工作。

荣德生心情很矛盾：一旦离开大陆，毕生事业将去之大半。作为赤手空拳打江山的创业一代来说，这样的结局毕竟很凄凉。年轻的荣毅仁也很彷徨，若一走了之，到海外很可能就是做一个寓公，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

对于荣毅仁此刻和之后的选择，计泓赓个人感同身受。上海解放的前两三年，她不满20岁，在《大公报》就职，是个典型的“不问政治”的上海小姐。因为朋友的影响，经常能看到秘密流传的进步刊物，1948年夏，她和另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解放区。“那时，真觉得被一个更伟大的使命所激动的幸福。”

这种源自信仰的幸福感和崇高感，对刚入而立之年、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的荣毅仁来说，一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荣毅仁精神上非常苦闷，然而每当夫人杨鉴清抱怨如果他当年不留下来，一家人不至于遭此境遇，涵养一向很好的荣毅仁就会朝她雷霆大发——“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