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谈】美教授五年前预警 中美贸易冲突--中国经济危机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5年10月25日西班牙《起义报》

作者 国际左派理论健将、美国纽约大学宾汉顿分校退休教授詹姆斯．佩特拉斯

中美贸易冲突根子在于美国要造成中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最引人注目的是华盛顿方面系统地拒绝自由市场，美国的资金严重依赖国家的干涉（欧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冲突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令人吃惊的结果是，所谓坚持传统的市场自由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参与了主张保护主义的政治家（如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的合唱，他们质疑中国的自由市场政策，要求中国执行美国的“指示”，而不是按照自由市场的条件去做。但是，更为糟糕的是，那些专家如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佛雷•贝格斯腾要求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并威胁中国可能面临经济上更严峻的对抗。

美国的贸易赤字从何而来

美国对中国年度的贸易赤字2005年7月达到1860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没有效率的结果，而不是与中国方面进行贸易的结果。在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的关税是最低的。在美国拥有投资和技术更新的一些部门，也是有效率的，如农业、航空业、尖端技术，在这些领域美国是有贸易顺差的。美国的贸易赤字发生在运用技术、电子、服装、玩具、纺织品和制鞋工业，在这些部门美国的大公司对它们在中国的分公司进行投资，然后将产品出口到美国。中国对美国出口50%以上是通过美国的跨国公司进行的，这样，它的贸易赤字大部分出现在建立在美国的公司和在中国设有分公司的那些公司。

中国出口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国外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然后再卖到国外去。英国的《金融时报》说，“中国只是亚洲向美国出口的大量产品中最后一个简单的环节，因为它从本地区的任何地方进口零件，包括从日本进口零件。这些出口的产品在本地的附加值只占总价格的15%”。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其他国家的大进口商，与这些国家有贸易赤字，特别是与亚洲的厂家、出口石油的国家和第三世界生产原料的国家。中国实现的贸易顺差大部分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因此美国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和配额损害了世界贸易。

与那些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的论断相反，中国的经济是亚洲最自由的经济之一。2003年在中国的外国投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5%，而韩国只达到8%，印度达到5%，日本只达到2%。此外，中国是世界上第三贸易大国。2004年中国的贸易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比例（两国都在25%以下）。

美国传统的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认为中国的货币（人民币）币值过低，主张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以为这样将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最近7年来，对其他一些货币如欧元、英镑和瑞士法郎来说，美元已经贬值，尽管这样，美国的贸易赤字还是增加了，现在他们集中力量压中国实行货币升值，这是完全没有用处的。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的资本家不在国内的生产部门进行投资，没有使他们的生产体系跟上时代，没有进行技术革新以降低生产的成本。与此相反，他们在国外投资，在国内的非生产部门进行投资。昨天他们用信息技术进行投机，今天他们用不动产进行投机，通过减少劳工成本增加利润，采用效率不高的方法与低成本的生产者进行竞争。

美国大型公司支持的普遍的医疗制度的失败，它们对私人医疗的信任使生产的成本增加了10%，促使美国的大公司没有竞争力，这就增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

中国对外国投资的经济政策比美国的政策更自由得多。2004年有外国投资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57%。相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经常采用“公共利益灵活性”的定义、“本国 的”或“战略的”定义，目的是避免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和购买美国的企业。最近美国阻止中国石油公司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的意图就是一个例子，被大力宣扬为美国政府成功地进行了政治干涉。

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舒梅尔和他在国会的盟友竭尽全力要对从中国的进口收取27.5%的关税，但这不会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因为美国的进口商会从亚洲其他同样有效率的生产者那里进口这些商品，中国的厂家可以转移到附近的国家去。其结果是将会增加美国消费者付出的代价，这将以不利的方式影响到美国的国内贸易，不能在国内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在美国“受到保护的工业”包括一些处境很坏的服装厂，它们支付给工人的报酬低于最低工资，其中一些服装厂与参议员舒梅尔在纽约的办公室有联系。问题不在于外部的竞争，应当存在一种自由市场的经济，问题在于企业是否有效率，这就意味着对尖端技术进行投资，使生产自动化，培训人员，招聘技术水平很高的工人、工程师和设计人员，以及创造稳定的就业，使工人能够积累经验，知道如何做能够提高生产率。

1995年，美国签了字的“关于纺织品和成衣协议的乌拉圭回合”建议从2005年1月1日起取消纺织品配额。美国的工厂有10年的时间去适应这种情况，使它们的生产现代化，在自由市场的运作启动之前进行改组。但是，美国的工厂并没有这样去做，它们宁愿相信减少劳工的成本，向那些剥削工人和收买压力集团的政治家、政客和工会领袖的工厂实行分包，目的是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强行进行新的限制。美国拒绝履行取消纺织品配额的协议，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2005年限制它的出口，甚至在以后也出限制出口。

美国目前对中国出口的“配额”限制已经影响到纺织品、服装、彩电、半导体、家具、对虾和钢材等产品，这样做只会加重美国消费者的成本，增加美国本地这些部门的销售商的成本，使他们的竞争力更低。美国的生产者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支付垄断性的价格，他们很少有可能出口产品，美国很少可能去改善其支付结算。

那种认为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不诚实的竞争”的理由是不能说服人的。劳工的成本不是影响竞争力或贸易结算的决定性因素。很多支付低工资的国家并不是有竞争力的国家，其他的许多国家如瑞典、荷兰支付高工资和高福利，但它们能在市场上成功地参与竞争，它们的产品质量好，有专业水平，它们放弃了需要很多劳动力的消费品的生产。

对于贸易的条件采取的手段，特别是那些反对工会的企业家们不支付工人的医疗保险和退休基金，他们把员工的休假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西方世界允许女工休产假纯粹是虚伪的。现实是美国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没有竞争力，是由于它们的生产线存在问题，产品的质量低，长期以来没有进行大量的投资使其生产的技术和组织跟上时代的发展，它们把利润投资到投机的部门或是投到它们在国外的分公司去了。

在关税壁垒、配额和蛊惑人心的“给中国一棍子”背后，隐藏着一种简单的图谋，即为逃避严厉的自由市场的纪律寻找借口。面对自由市场迫使美国的企业家和“政治的精英”接受以下的事实：在美国的很多经济部门，一个二流的资本主义正在由一个第三次分裂的国家来领导。

关于“中国威胁”的神话

那些倒退的企业家、精英们和领取高薪的工会领袖们并不接受中国经济的挑战，不承认需要重新安排布局很糟糕的资金，过分信任金融经济，他们与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勾结在一起，以便鼓吹“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种威胁”的想法，鼓吹必须从军事上去对付这种“威胁”。在国外合并军事力量，在国内实行保护主义，这些在美国国会和军队中赢得了很多支持者，这为进行预测创造了合适的氛围。面对华盛顿越来越好战的理论，中国把目光瞄向东方，加强它与俄罗斯和中亚的军事联系，同时使它的贸易多样化，增加与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的贸易。

美国反对自由市场，特别是反对科学知识的自由流动。美国尽其所能限制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交流，其理由是从广泛的定义上说它是“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国从军事定义考虑中国的挑战，认为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学习内容应当受到限制，限制他们接近技术。直属美国五角大楼或商务部的大学必须授予特别的许可，规定在实验室里受到限制的区域，以便阻止外国学生在研究中使用大型的整理器、半导体器件、激光机和传感器。

美国商务部打算加强对商业技术的出口。从自由市场的前景来说，控制对中国的出口是很不幸的，因为在减少出口的同时，贸易赤字增加了，对中国通过日本、韩国和欧洲得到技术产生的影响很小。从相反的意义上说，欧盟在2005年7月与中国签署了在商业上使用卫星运行系统的合同。从军事和保护主义的观点来说，阻止思想的自由流通，阻止科学家和学生的交流可能被认为是一场政治上对抗的运动，也许就是军事上的包围。

“止住中国的脚步”只是简单地对失去竞争力的一种回答。在一个衰落的世界大国进行民族主义的蛊惑人心宣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的一种补偿机制，想继续拥有竞争力，至少美国在经济上有这个打算。

中国的竞争力

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或大洋洲没有任何人抱怨。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支付结算是负数，它的全部贸易顺差比那些批评中国的人所说的要少得多，仅集中在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上。日本的往来帐的结算的全部顺差比中国的顺差要高得多，即1530亿美元比1160亿美元。在日本、韩国、印度、巴西、阿根廷、俄罗斯或伊朗对于人民币的贬值都没有抱怨。从全球的范围来说，日本和德国在全球往来帐上的顺差达到2280亿美元，占总额的30%，而中国的700亿美元顺差只占总额的8%。

美国的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完全是一个国内失败的问题：低储蓄或负储蓄，高度投机，经济部门过时或没有竞争力，人为地支持接受补贴的部门。而中国长期在生产性的设施大量投资。不知是无知或是胆怯，美国国会的领导人如舒梅尔之流拒绝面对这样的事实，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设立在中国的美国跨国公司（它们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售美国市场）的出口与设在美国的企业的出口之间不平衡的结果。对美国的政治家来说，为了获得连选连任，对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发动攻击比对付将工厂设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更加容易，而正是这些美国公司为政治家们的竞选运动提供资金支持。

美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

从历史上说，世界上巩固的国家都有债务，都依赖新的上升的强国，产生对不合理的痛苦和交战状态做出反应的政治家。美国联邦储备局最近20年来为了阻止在中国的资金不合理的增长以及投机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裁决；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贸易赤字增加的同谋，它无耻地支持减税与出口的经济没有任何关系，它把美国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上下降的主要责任推给银行和它们的总裁。

危险在于正当美国在竞争中的地位下降的时候，倒退的工业家和好战的文人组成一个联盟，他们想通过制造政治冲突以至捏造军事威胁来得到补偿，为军事工业的发展找理由。但是美国实行的对抗政策给跨国公司造成的损失要多于对中国造成的损失。

总之，是美国对中国投资者进入美国强行设置障碍，而中国伸开双臂接受外国投资，美国主要的大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投资1000多亿美元。正是中国在购买价值不高的技术时，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资金，支撑美国人过度的消费和美国的低投资。与华盛顿限制中国的投资者对美国能源公司的投资政策相反，中国高兴地接受世界上煤炭销售量最大的美国公司通过矿业合资企业进行的投资。中国正在使它的贸易和能源日益多样化。它与亚洲的贸易超过与美国的贸易。中国增加了它与俄罗斯的安全联系，以此作为对付美国好战的新保守派好战态度和帝国主义的民主派、自由派以及“人道主义者”的一个砝码。

华盛顿越来越更多地相信国家干涉主义，以便满足它的需要，不论它实行强制的关税、配额、从政治上限制采购的公开供货，或是对私人投资设置障碍，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到最后，美国在世界市场上是否有竞争的地位将决定谁是未来经济上的超级大国。美国资本主义回答中国的挑战的唯一办法是节约、投资、革新、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生产和竞争，摆脱有返祖现象的国家干涉主义和军国主义。

华盛顿不断地做出努力去削弱中国的出口能力，目的是想减轻它的贸易赤字，这已变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运动。2005年7月，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2%，改变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为与一篮子货币的联系。中国甚至承诺未来将会更加灵活，允许它的出口根据更有竞争性的条件进行调整。美国的经济完全没有效率，没有能力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要求中国的货币更多地升值，减少出口，美国相信国家的干涉将削弱中国的出口工业。

华盛顿方面不断升级的要求是不确定的：在实现了一个要求的时候，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人物就想他们可能实现另外一些要求，认为这将导致一种对可能“恢复”美国出口的竞争力有利的后果。但是，连美国联邦储备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中国的货币更坚挺或是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更坚挺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影响是很小的。正如20国集团所有的成员国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表明的那样，问题是美国存在结构上的弱点。

根据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如果我们取消国家的干涉，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所要求的是美国将其自由市场的思想付诸实践。美国商务部长斯诺受到国会保护主义者的压力，而这些议员被美国经济中过时的阶层和政府中一些好战人物的煽动。斯诺通过外交途径试图不断地将美国经济不能通过市场得到的东西强加于人，这就是减少贸易赤字。在外交层面的背后，华盛顿威胁将进行一场“贸易战”，征收过高的27.5%的关税，开展一场敌视中国的运动，给中国贴上“外汇的操纵者”的标签。

一个“贸易战和妖魔化”的战略很可能加强好战分子的势力和他们实行军事包围的运动，增加在台湾海峡核政策的风险。对抗的战略促使中国做出一种自卫的回答，它将导致美国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届时中国可能撤回美国的国库券，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取走，用于国内投资或是在亚洲和欧洲做出选择。华盛顿也将失去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的机会，这将导致设在中国的美国跨国公司减少它们的利润，与此同时，北京将增加与亚洲、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

如果说美国好战分子在伊拉克推行的战争增加了美国经济上的赤字，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那么新保守派与中国的一场对抗就可能加速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造成美国经济的停滞，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

美国减少贸易赤字的关键

美国的殖民战争，通过减税将收入集中在1%的富人手里，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分公司向美国出口而不是从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作用，投机经济（信息技术、不动产）占统治地位，用于进口的大规模的资本对生产性资本的霸权，这些就是造成美国现在难以维持的赤字的主要原因，往来帐结算赤字估计达到7000亿美元，预算赤字达到5000亿美元。

进行军事投机的帝国主义分子企图用一种明显的欺骗分散人们对他们政治上的失败的注意力，他们虚假地怪罪于“奸诈的和威胁性的”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今年9月由欧洲主要的思想库中的两个发表的一份报告把这种意识形态的烟幕完全推翻了，报告指出从1997年到2004年美国的往来帐结算赤字增加了5290亿美元，但是中国只这个增加数的8%，俄罗斯和中东占其30%。美国蛊惑人心地要求亚洲国家的货币升值，怪罪亚洲国家，这可能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

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关键在于美国承诺进行结构调整，如重新向富人征税，实行推动本国用于出口和生产的货币政策和工业政策，对投机性的投资进行处罚，在国外推行非局部化。这将增加本国的储蓄和投资，减少进口和鼓励出口。

考虑到大公司、主要的投资银行、金融公司、广泛的不动产推动网络和抵押的网络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其资本中心的经济地位，加上好战的新保守派人物对白宫的控制，可以预见美国的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可能去修改、纠正或改革它的战略方向。

在保护没有竞争力的生产者和推动在国外的生产的非局部化的权力集团看来，合乎逻辑的是，可以预见的唯一结果是好战分子和保护主义者的混杂物，它决定着今天美国的政策。美国资本中最落后的阶层与新保守派的好战分子和工会的反动官僚结合在一起，在美国国内推行“保护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国外推动帝国主义的战争。自由市场上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鼓动在国外开放市场，但是它们生存在一个政治上依赖没有竞争力的工厂和领取补贴的农业部门以及好战的文人的国家里。

美国的经济学家要求中国改革它的货币，接受出口的份额，保持一项远远超过国内不需要的军事防务，为了面对美国在中东的力量，达成一项跨国公司所主张的自由市场和支持保护主义的好战分子之间“普遍的协议”是他们的一个企图。在短期内，要协调一个正在上升的大国如中国与另外一个好战的、投机的和贸易的大国如美国之间的利益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一项在中期内不可能做到的工作。在中国对原料需求的高潮帮助了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而美国对农产品的补贴和设置贸易壁垒损害了第三世界的国家。

美国在中东的好战使大多数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结盟，分裂了欧洲的国家和它们的公民。以设在美国的出口商作为代价，德国和日本大规模增加了它们的贸易顺差。美国的统治精英将资金用于搞军国主义，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表现为极端残暴，采用殖民主义的破坏方式，加重了美国对外的和对内的赤字，这表明帝国军事战略的弱点，它基本上依靠本地的“精英”和军事头目支撑着。美国帝国缺乏一个制成品的出口部门，依靠投机商和贸易进口商，提出一种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支撑帝国。这些力量严重地削弱了美国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工业和技术的威力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之上。中国的领导人不会在美国的要求面前屈服，不能使自己的政权和作为它的基础的经济模式不稳定。美国、欧洲和亚洲投机者的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拿中国的货币升值作为赌注，以此创造发生一次金融危机的条件，如果中国政府对解除调控的政策行动不谨慎的话。其次，自由市场的中国领导层已经拒绝用社会的参与去支持私有化，要求中国的工人、职员、商店的老板存款，以便支付教育、住房、医疗和退休金，因而在国内的消费上用较少的收入。中国人储蓄是为了支付基础服务，限制国内的消费，迫使中国政府通过出口去得到好处。如果接受美国的减少出口的“指令”，将会使自由市场的模式完全不稳。在中国5%的居民控制着50%以上的私人资产，这遭到失业的工人和受剥削的农民以及城市和农村流动的人口越来越多的反对。从2001年到2004年群众性的抗议活动从4000起增加到7万起。中国每年需要创造1500万个就业岗位，这就需要使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8%以上。中国的领导阶层以认为，经济的增长将使政权稳定。因为社会不平等的增加是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高层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从下层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改变。领导阶层的计划建立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希望向下的点滴的效果能增加消费，使政权稳定。美国要求中国领导人增加国内消费和减少出口的压力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破坏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指数。中国的领导层支持导向出口的自由市场。美国的统治阶级不准备牺牲它的阶级的权力和特权去取悦他们在经济上的竞争者。（环球视野摘译自2005年10月25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