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报 >>南方周末>>第1334期

赵传：在没有对立面的时代如何唱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实习生 李卉 发自北京 2009-09-09 17:03:32 来源:南方周末

8月15日，赵传再次来到北京，为一个月后的工体演唱会造势。此前一个月，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在一家商场开过。

也在8月15日，孙燕姿演唱会在工体锣鼓开场。这是一场用10个集装箱拉来的耗资据称过亿的秀。秀场经济包括场内万许观众——他们手持从180元到1580元不等的门票；也包括场外从东四十条桥延绵到工体的无数黄牛和小贩——1080块钱的门票黄牛开价200元收购；还包括小贩兜售的商品，有5块钱3支的荧光棒、印有“孙燕姿演唱会”字样的化纤手袋、文化衫、扇子、招贴画、钥匙链……

这只是这个秋天北京若干场演唱会中的一场。

苏打绿、王力宏、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孟庭苇、文章……各路英雄，使出浑身解数。一向短发素颜的孙燕姿摆出长发舞娘的造型；王力宏从“阳光男孩”变脸成“城市嬉皮男子”；文章一面打“贵族音乐会”的牌，一面向农民工赠票。

台湾培养出来的歌手赵传在大陆很红。9月12日赵传将在北京开演唱会，距离1991年他第一次在北京开演唱会已经18年　图/星光宇通

赵传也不敢懈怠。二轮进京宣传，他的时间表被各式各样的媒体访谈塞满，从一个演播室到另一个直播间，成名曲背后的故事、情史、演唱会花絮、男人的相貌及其事业、父慈子孝之明星天伦之乐、与滚石不得不说的事……48岁的赵传被从各个角度“榨取”故事，版本不同，故事大同小异，一脸憨厚、其实并不丑的嘉义汉子只能在一次次复述段子的间隙里，见缝插针吐露实情：其实是想催催票。

“现在这样我很辛苦，因为要不停地讲话。”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赵传忍不住抱怨。在赵传的记忆里，以前开演唱会不必一道道趟媒体的包围圈。

“以前”是1991年，那时候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最贵50元，最便宜5元。1991年之后，赵传先后七次在内地开演唱会。在他的记忆里，2006年的情况已经跟今天很像：很多采访，很多关系要打点。

“虽然每次都来跟媒体做宣传，但我很少有机会讲自己想讲的话。”赵传说。

【赵传说】

●罗大佑是客家人，相比我们这样在眷村长大的外省人，他受到的国家主义的 “污染”比较少。而且他书念得蛮高的，他是牙医出生身。

当时，对国民党政权有反抗意识的，通常都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那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台大的学生要不就出台独，要不就出国民党的高官，像陈水扁和马英九，基本是那个学校学生在那个年代唯二的政治选择。罗大佑选择了用音乐去对抗国民党政权的不公不义，而且做得比较艺术，比较迂回，从来不去碰触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他的成长过程跟我的成长过程是很不一样的。

●李宗盛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不过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翻版。当年李格第到滚石，包括李宗盛，对她都报以膜拜的心情。“小小鸟”为什么成功？讲难听点就是它没有指责别人，它是指着自己讲。这个包容度大到什么程度？达官贵人、贩夫走卒，都适用。不好意思，我会偷会抢是因为我要生存；我要压迫别人，是因为我要维护我自己的权利。所以在逻辑上，它是没有缺陷的，八方讨好。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想像罗大佑那样当一个批评者，可是请问一下，这个世界上，有谁可以真正的扮演上帝？

●滚石现在过得也不太好。这是自食恶果。为什么？因为它和歌手的关系是失衡的。关系失衡的时候，有一方就会变得傲慢了，当他用傲慢去经营他的事业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的傲慢淹死。

你知道宏碁吗？滚石的老板段钟潭以前也是新竹交大的，跟宏碁的施正荣是同学。现在施正荣的身家当然是几千亿了，当年段钟潭根本看不起这些做电子的，他觉得自己是文化人，他旗下的歌手都是台湾流行音乐界的佼佼者，甚至在大陆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这都是后来他哥哥段钟沂告诉我的，我心想：哇，你弟弟未免太高傲了。

●我一直觉得台湾对“偶像派”的定义很奇怪。什么叫偶像？长的帅就是偶像吗？偶像在英文里是icon,所谓icon就是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而所谓的idol是什么？是玩偶。偶像从实力上的名至实归变成了一种风格流派。这是病态。台湾的流行音乐之所以起起落落很厉害，这个思想基础是应该检讨的：要想模仿别人，先要把别人理解清楚。

当年Beatles大红，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四个男生，长得很帅，而且又会弹吉他。这四个人背后自有其社会次文化：Beatles的四个人都来自很平凡的家庭，但家里都有音乐教育的基础，当时是1960年代，失业很严重，四个人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和自己的好朋友搅和在一起，飙吉他、飙贝斯，嗑药，和别人打架，唱年轻人的歌，唱那个年代……他们完全是从土地里冒出来的，而不纯粹是商业上的考量。

台湾的唱片公司并不具备文化产业该具有的修为。他看到一个流行的东西，觉得可以赚钱的，就去copy，并没有从最根基的文化研究出发。现在也是一样，全世界hip-hop流行，R&B流行，他就要依样画葫芦，囫囵吞枣，可是画得又不像，吞枣吞得卡在喉咙里面。
“本中心以后不再给摇滚演唱会提供场地”

1987年的一个夏夜，台北大专活动中心的工作人员着实被涌进活动中心的老外和长发青年吓了一跳：他们数千人之巨，台上红十字乐队的小个子主唱用高音飙吉他手的华彩，台下的他们挥旗助兴，挥完再烧，一边踩跺，一边尖利地呼哨。尚未解严的台湾很少见识这样的“群体性集会”，尽管有“以乐团的形式演奏西方流行音乐都要到当地派出所报备”的规定在先，大专活动中心仍然觉得不安全，不久便贴出告示：本中心以后不再给摇滚演唱会提供场地。

25岁的赵传是这次“群体性集会”的主角。这场名为“超级摇滚”的演唱会是他生平第一场演唱会。演唱会不卖票。相当一部分听众是被赵传设计并骑着摩托车四处张贴的海报吸引来的：一只手紧紧抓住凌空的彩虹——正如演唱会的曲目全部翻唱自国外摇滚乐队的经典之作，海报的创意也借鉴了英国老牌重金属乐队Rainbow代表唱片的封面。

当时的台湾，包括摇滚、朋克音乐在内的西方流行音乐被统称为“热门音乐”。乐器公司和大大小小、遍布全台的地下乐队是热门音乐最重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1986年，赵传所在的“红十字乐队”拿下雅马哈主办的首届“台湾区热门音乐大赛”冠军。第二年，雅马哈提供灯光音响，一个租售国外乐队现场演出录影带的老板赞助3万块钱，红十字开了自己的演唱会。“红十字”是从17岁开始组乐队的赵传参加的第N个乐队。第N-1个乐队是金属小子，赵传是这个乐队的第一任主唱，第二任主唱是张雨生。顾名思义，金属小子是摇滚乐队，但也唱流行歌曲和舞曲，因为乐队有限的收入来自给人家热场或去企业表演。在金属小子之前，赵传唱民谣。

喜欢上音乐，对于在嘉义眷村长大的赵传来说纯粹是个意外。在那个年代，大多眷村的孩子只有两条路：要么当小太保，要么念军校——爸爸在前线当兵，家里孩子多，妈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肯念书、课余时间抱着吉他弹弹唱唱而不去跟小太保厮混的孩子就算乖小孩。赵传就是乖小孩中的一个，按部就班地念书，在迪斯科舞曲的伴奏下，在校园民谣的吉他声中度过青春期，对未来的规划有板有眼：学校一毕业，年少轻狂时代即告结束，服兵役，之后找一份稳定工作……

一年行伍生活让这番平滑顺畅的设计露出了破绽。

“我们是在国家主义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又是眷村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继承父业，随时上战场，随时准备牺牲。我当兵的时候，觉得很荣耀。那时候由大专生考上军官，比例不是很高”。但真正来到部队里，赵传却发现越来越多的荒谬。

每次上面来视察，床铺以上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床铺以下是果皮垃圾臭袜子，长官和小兵都心知肚明；整个军队都是国民党的，但内中仍然派系林立；长官把新兵当作自己几年行伍生涯所受委屈的出气筒；所谓的“反攻大陆”只是台面上的包装，谁都知道不可能,但已经骗进局里，也只能虚与委蛇，出操点卯。

每天高喊“雄壮、威武、严肃”的口号，赵传却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外省人批评台湾的军队黑暗。不过这些高调喊出的口号却把他的声带抻高了整整八度，因为那是新兵必过的一关，谁的口号不够响亮，就出列单操，一直操到音调足够宏亮高昂。

入伍几个月，赵传探亲回家，跟着老鹰乐队的唱片唱《加州旅馆》，惊异地发现，以前唱不上去的地方现在都可以唱上去。自己变成了自己模仿的那些人，“他唱多高，我就可以唱多高”的感觉让赵传觉得很爽。

“你去唱摇滚，就想了解歌词的意思，了解那些歌手为什么那么愤怒。拿来比照自己的生活，就慢慢发现，世界远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理所应当。”在台湾戒严时代长大，但此前对戒严浑然不觉的赵传开始慢慢体会到“自始至终笼罩着台湾社会的那种严肃感”是怎么来的：“台湾表面上蛮民主，蛮开放的，但是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其实并不是表面宣扬的那样。”

你觉得你的唱片可以卖多少张？

1991年，能容纳18000名观众的首都体育馆配备了2000名武警。以前只在西方歌星的录影带上见识过万人演唱会场面的赵传第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Super　Star。身高1米67的他且唱且跑，“四面看台全部跑到”，歌迷以掌声、呼哨和即兴点燃的打火机作为回报，他想在歌与歌的间隙里发表一点感言，却被歌迷跺脚抗议：别说了！唱歌！况且之前主办方也有交待：不要多说话。

“那是1989之后，第一次被默许的集体发泄”，多年之后，赵传才知道当年演唱会的主办者“都是高干子弟”。

此前一年，“高干子弟”曾操办过为亚运募款的“亚运前夜”公益演唱会，赵传和同门艺人潘越云、庾澄庆、辛晓琪被雄心勃勃开拓大陆市场的滚石唱片派到北京义务献唱。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报酬，第二年，赵传却被“亚运前夜”的主办方再度邀请，在首体开个唱。

那是中国大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赵传是滚石“进大陆市场的第一个歌手”——之所以成为第一，是因为“唱片公司觉得我比较‘左’”，赵传自己总结。

事实上，唱片公司最早注意到“比较左”的赵传，就是在那场被台北大专活动中心疑为不可控“群体事件”的“超级摇滚”演唱会上。演唱会之后的第二年，赵传从贸易公司跳槽滚石唱片。

跳槽之前，赵传有三种选择：去国外念MBA、在台湾开贸易公司、到滚石出唱片。最后选中的似乎是其中最不靠谱的一个。做生意需要喝酒，“做艺人应该不用喝酒，不用sales的嘴脸。”赵传没想到，自己投入到另一个更需要销售技巧的行业。

“当初之所以选择滚石，是因为觉得它名字不错，比较符合我做摇滚的愿望”，尽管入道之前已多少知道唱片业的猫腻，但27岁的赵传笃定唱歌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内心的感受和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平，很想通过音乐的方式去宣泄，而且宣泄之后，也不会太失控。如果失控，就表示你不足以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者”，那时赵传不知道，“真正的表演者”意味着一系列的妥协。

滚石开出的条件相当苛刻，不签正式合约，只有草约。草约的要点是每张唱片要卖多少张，如果没有卖到就解约，歌手从每张唱片销售额中抽取不到2%的报酬。出第一张唱片之前，老板问赵传，你觉得你的唱片可以卖多少张？赵传说，一万张吧。老板的脸“马上就挂下来了”。

生意人出身的赵传大大低估了自己的市场潜力。第一张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买了30万张，初试啼声，赵传成为滚石“一哥”。“我是滚石第一个国语唱片卖30万的歌手，罗大佑、周华健、李宗盛、陈淑桦，都没有我卖得好。”

“卖得好”的代价是被贴上“我很丑”的“小男人”标签。

又来了一个两百块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能是1980年代末，非常成功的企划案，但我一直不是很赞同这个企划，直接用‘丑’挂在一个新人头上，其实很残忍，虽然引人注目，但是也有可能让他拿不下这个枷锁。”多年后，赵传的滚石同仁周治平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2007年，《我很丑》的词作者、女诗人夏宇邂逅赵传，特意向他道歉：我写的丑不是世俗的美丑，是男人的酷。

赵传对《我很丑》的感情复杂：他自豪《我很丑》“带起了国语歌曲创作的新方向”，也深谙《我很丑》背后的商业考量：“唱片公司知道我是搞摇滚的，并且已经有一点用摇滚要去对抗社会制度不公不义的想法了，它担心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如果太去对着干会适得其反。所以就换一个出发点，从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所谓‘白天暗淡，夜晚不朽’——从企划的角度，这既是对当时政治的曲折投射，也是一种市场极大化的考虑，因为这样的人很多。”

但“丑”的标签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是没有经验的赵传不能完全想象的。

“开始是不愿意让我上节目，嫌我不够上相。”那时赵传只能背着唱片到电台毛遂自荐。

2003年，李宗盛为赵传在北京的演唱会捧场　图/CPF

唱片大卖之后，电视台纷纷找上门来，当时“丑男”已经开始在综艺节目中流行。有个轻度智障、因为每天的薪水是两百台币而被称作“两百块”的丑角红了一段时间之后，被人遗忘，只好以捡破烂为生。

“我去做节目的时候，那些喜欢恶搞的综艺节目就觉得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两百块。”胡瓜在他的节目里问赵传，脸是不是被车撞过，赵传只能报以尴尬的笑。

“那时候台湾的媒体都是极右派的：艺人一定要长得非常漂亮，并且不能有任何的思想。所谓的‘娱乐文化’基本等同于‘愚民文化’。全台湾一共三家电视台，一个是国防部的、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台湾省政府的。他们所做的许多节目都是在垄断的心态之下，觉得我怎么整你都行，请问你要去跟谁投诉？”明知上节目就是挨整，也只能硬着头皮上，赵传干脆选择了休息。

“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也是一种演员，去演你的歌词里的角色。”赵传说。既然是演员，就很难要求分配给自己的每个角色都可以本色演出。

唱摇滚的年代，赵传是不屑于唱情歌，进入滚石之后，情歌在他的专辑里占有越来越多的比重。“我的个性是蛮自我，更况且长期的‘国家主义’教育，男人就该‘有泪不轻弹，有苦不轻诉’，而唱情歌恰恰就是把自己最软弱的那一面表现给别人。如果我能选择，我会选择自己想要的样子给大家，但是对不起，唱片公司投资我们，你就要配合它。”

“早知道当初多赚点钱/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年的摇滚青年唱起这首市井气十足的《快活似神仙》内心多少有些不屑与无奈。

在大陆越来越火的赵传，曾经出过一张台语专辑《黑暗英雄》。专辑的“企划文案”说，这是赵传改变自己小男人形象，并且用眷村的眼光去看待台湾原住民的一种尝试。“企划是这样讲啦，其实他们只是想说，你不能忽略本土市场，不要你在大陆很红，就忘了台湾。把我塑造成‘小男人’的是他们，要改变‘小男人’形象的也是他们。”虽然与摇滚渐行渐远，赵传却发现，“政治正确”与“市场正确”的考验，无处不在。

最好不要让这个人参加金曲奖

1994年，已经两度得过台湾金曲奖数枚奖章，并在内地开了若干场演唱会的赵传终于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开了他成为滚石歌手之后的第一次演唱会。

那次演唱会的一个小高潮是赵传摔吉他。对赵传来说，摔吉他跟跳下舞台、把话筒递给歌迷不一样，不仅仅是“搞搞气氛”的现场秀之一种，也是因为“那个年代，大家都有一些鸟气”。

撒完气，赵传发表了一通即兴感言：我是台湾培养出来的歌手，可是不好意思，我之前的演唱会都是在内地办的……这话被台下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听到，郝“院长”吩咐左右：最好不要让这个人参加今年的金曲奖了。

从郝“院长”发话算起，赵传再回台北开演唱会是12年后的2006年。这一年，“赵传世界巡回演唱会”先在台北、后在北京开唱。北京演唱会的票价从1991年的人民币5元到50元跃升至人民币180元到1280元，台北的演出票价在900到2800新台币之间。

在台北，赵传身穿学生制服跟万芳合唱《新不了情》和《当男孩遇到野玫瑰》，颇遭媒体一番揶揄；在北京，“传哥”似乎依然是无法替代的青春记忆，歌迷们表达心情的方式相对节制而友好，无外乎一遍遍有节奏地呼唤“赵传赵传”催歌，或者拉出“铁杆歌迷期盼新专辑”的红色横幅。

赵传对这次演唱会很重视，把它定位为自己出道18周年的纪念。为渲染怀旧气氛，他亲自为重唱“小小鸟”设计了“大鹏展翅”T恤，又到台北年轻人的时尚购物街区西门町定制高中生制服和学生帽。无奈，台湾的校园已经废除制服多年，哪里都找不到赵传要找的四号高中军训大盘帽。

对于一直在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的赵传来说，容纳三千观众的北展剧场和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更像私人的聚会之地。父母、女儿、他在“中国市政专科学校”的同学或在台北或到北京助阵。在台北主场，赵传不顾歌迷催歌，大段袒露心曲：我没有忽略台湾，而是被台湾市场放弃了。

2006年，赵传因手机铃声和网络下载等衍生收益的纠纷把老东家滚石告上法庭。但双方的矛盾用赵传的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唱片卖得很好，但是不好意思，大部分钱是唱片公司赚去了，我们只得到一个知名度而已。当年我们对滚石，是情义相挺，即使我的唱片卖得很好，别的唱片公司高价来挖角，我都没有离开。它因你而茁壮，可是它茁壮之后就把你撇开了，后来它在发行上根本就不考虑你的感受了。”

赵传迄今为止最新的专辑《那个傻瓜爱过你》于2001年发行。同一年，周杰伦、F4从台湾红遍东南亚。索尼唱片在台湾10年的励精图治获得阶段性成功。与坚持本土原创音乐的滚石唱片不同，1989年才由日本人从美国人手里买下的索尼唱片（索尼唱片的前身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1989年，索尼公司以20亿美元将其收购，并废止原有的Columbia和CBS商标，改用Sony　Music和Sony　Classical商标）走的是西化路线。在索尼之后，R&B、Hip－Hop、视觉系……渐渐成为流行乐坛的新名词。潮流所到之处，滚石亦步亦趋，酷龙、苏慧伦、徐怀钰、孔令奇……每一个新星的背后都有一连串开拓市场、收复失地的企图和努力。

在滚石打拼多年的赵传，只是这一系列造星运动背后的冷眼看客。

职场岳飞

2009年夏天，赵传再次回到数度认真倾听他唱老歌的北京，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仍然是：什么时候出新专辑？这次演唱会有没有新歌？

赵传的答卷是即将发行的EP，EP包括三首歌：翻唱刘三姐的《心想唱歌就唱歌》，曲已写完、词还没出来的《最初》和已经酝酿14年之久的《满江红》。

在摇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赵传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歌手生涯跟政治挂钩：“从2000年开始，台湾的政治氛围已经变了——政党开始轮替，流行音乐也要跟着改变。我当时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种政治氛围下的产物。比如罗大佑，我觉得他面临的问题是对立面没有了。他过去唱的歌是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产物，现在已经是两党政治了，你罗大佑今天唱什么？我也一样，我是不是应该从音乐出发，在新的政治氛围下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在新EP里，赵传把岳飞的愤懑之作与当代生活做了一番“潜伏式”的对接：“《满江红》最能体现职场中的苦恼。我们总是被教育忠于自己的事业，可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很容易被人家所嫉妒。现在大家在讲岳飞的故事，都说他被秦桧所害，以至于台湾有个传说，炸油条就是炸秦桧——我们一直在拿岳飞这个历史人物去教忠教孝，教一套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但我们有没有去说：秦桧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比比皆是。大家都被教育要去当岳飞，但是你真要当岳飞，是不是会引来像秦桧这样的人来加害于你，在背后捅你一刀？”

9月12日，摇滚版《满江红》将借赵传之口唱响在工体上空。也许有志难伸、抑郁而终的岳飞自此之后将变得很Q很卡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