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泽东晚年的几次谈话联想到的--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

《由毛泽东晚年的几次谈话联想到的。。。。。。》　　

     ──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

毛泽东晚年的谈话，给我印象深刻就像寓意高远的先知预言般的谈话有这么几个：1966五月七日给林彪的信(见附一)，1966年在湖南给江青的信(见附二)，1965年在井冈山对张平化讲的话(见附三)以及1964年与吴旭君的谈话(见下文)。

林彪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真正信任过的为数不多的战友之一，他在主席心中的地位恐怕比周恩来还要高，周其实和江一样，只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追随者和执行者，而就思想上的共通性而言，几乎只有林彪才能与毛泽东沟通，产生共同语言，至少毛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认为的，否则也就不会有五月七日那封著名的信了；而江青虽然无法与林相比，但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是最值得其信任的人，且江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颇有见地，其对各种政治、文化上的风吹草动的“嗅觉”也格外灵敏，在这一点上又超越了周恩来。江凭借这两点在毛心中的地位几乎可与林彪平起平坐，至少可以说江是仅次于林。

只有1964年对护士吴旭君讲的话，是让人颇感意外的。按毛的一贯作风，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事宜一概不会对身边工作人员谈及，他从来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更何况，毛泽东只有在与其晚年最信任的几个人交流时才会袒露的心迹，怎会在不经意间对身边一个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思想共鸣的人表露出来呢？还是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次谈话吧：

吴旭君见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样子，劝慰毛泽东注意身体，而毛泽东却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摘者注：指反修防修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　　

吴旭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长了，了解毛泽东的脾气，对于毛泽东说这样的话，知道没办法劝，只得听毛泽东继续说下去：“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实在担心毛泽东的身体，不得不劝慰说：“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坐在沙发上开始吸烟，继而又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吴旭君见毛泽东一副愁绪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喃喃地说：“主席的身体要是出点什么问题，那可是我的责任……”　　

毛泽东说：“出不了问题，我注意着呢！”接着又意犹未尽地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331—332页)

话中有一个值得推敲的地方：“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这里的“他们”显然不包括林彪、江青、张平化，关键是毛泽东跟“他们”讲了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尝试从毛泽东晚年这几段谈话中推论，首先可以肯定不可能透露给吴旭君。林彪是毛泽东在重返一线以后自认为可以沟通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因此毛泽东对林的谈话不太可能对“他们”讲，而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夫妻间的交流可以说是最隐密的，不可能对第三个人讲，这就只剩下了毛泽东对张平化的谈话，张是湖南省委书记，可以对他讲的话肯定就可以对“他们”讲──由此，对张的话有可能出现在与“他们”的谈话中，当然也许会更深刻、更细致、更具体，要推测毛泽东对“他们”讲的话，其与张平化的谈话大致上可以当作提纲。这也符合现在一般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是针对防修反修对“他们”讲的话。

可以想见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是如何苦口婆心的对“他们”讲，毛泽东以他那独特的深刻而又通俗的表达方式──对那些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战友们循循善诱、教诲谆谆了一遍又一遍。不用讨论“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不理解，因为就算是后来人，如果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大复辟的今天，照样理解不了毛泽东的话，这只能解释为毛泽东领先了同时代所有的人，正如魏斐德所说：“。。。。。。毛泽东扮演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先知角色，人们对他的预言重视得实在太晚了。。。。。。”

我们可以猜测毛泽东在此种情形下会做何想，他应该会感到愤怒、悲哀，继而是强烈的孤独，一种绝世而独立的孤独感，“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或许正是在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凄然处境中，毛泽东才会在一个非公开场合，在一个并非高层领导人的护士吴旭君面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近乎绝望的神情。而这种绝望不也正是毛泽东在之后奋不顾身发动群众继续革命的精神动力吗？那句“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不也正是毛泽东晚年直至去世前对革命前途忧心忡忡的真实写照吗？

想到这，我不由得掩卷沉思：偌大一个中国共产党，为何只有区区几个人能够理解、跟随毛泽东呢──毛泽东晚年的哀叹萦绕在脑海：我们这个党，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多──难道党内就没有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么？　　

翻开中共党史，在党的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些理论素养很高的知识分子，从李大钊、陈独秀到瞿秋白、李立三，再到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按经典的论断，我们认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以往我们又更多的关注他们在军事领域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而对他们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做为则关注较少。笔者就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入手，看看这些教条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

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为例。

这两篇调查报告为我们展现了当年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基层组织形式。让人惊讶的是，乡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全由各村民直选产生，乡苏维埃的权力掌握在村民代表手中，而各村又由村代表轮流执政，且各代表还分别管辖若干村民，这样基层政权细化为乡苏维埃、村代表主任、村代表三级，这样行政机构深入群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各行政机构又主要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又可提案交代表讨论，诚如毛泽东在文中所言：“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才溪乡的村民甚至可以在候选人名单上注明各自的批评和意见，是名符其实的“普选”!

反观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中共的政权组织形式，则逐步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威，逐步弱化群众民主权利，同一时期军队中的权威与民主也有类似的此消彼长：红军时期有常设的士兵委员会与士兵代表大会，而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则只有不定期的军内民主整风运动，而且军内一直有轻视甚至取消政治工作的倾向。

总体来看，在井冈山─江西时期强调群众的民主权利，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则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威，无论从土地、行政、军事等方面来说均如此。由激进的理想主义而日益趋向保守的现实主义，由“左”而“右”，就连行政机构的名字都如此：从江西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到“抗日联合政府”，前者的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后者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想。直至毛泽东晚年的革命实践中，也未曾见到类似江西时期的民主形式，可见当年江西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是超前而又具有深远意义的，尤其是对新中国而言，则是具有示范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结合党内历次路线斗争，我们不难发现，早期路线错误几乎都是以“极左”为主，而“左倾”往往伴随着激进的早期政权组织形式，在后期尤其是建国后的路线错误则无一例外都是“右倾”，而“右倾”又以保守的官僚主义为代表。毛泽东在江西及抗日前期，面对的主要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们，他们的错误在于不能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一昧强调理想的崇高，江西时期的乡、村一级苏维埃就是典型；而毛泽东在建国后主要面对的是保守的官僚主义者们，他们是毛泽东战胜布尔什维克们的坚定同盟者，其错误在于取得政权后仍然强调传统的官僚权威，主张与旧的上层阶级妥协。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晚年所强调的：他早年因为反对“极左”而屡屡被划为右派，而晚年又因为反对“右倾”而成为左派的力量源泉。

可以说，以“布尔什维克”们为代表的党内左派不适合参加夺取革命胜利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是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说夸张点就是需要与现实妥协的(至少在中国是如此)，但“布尔什维克”们却更适合参加革命胜利后的建设，因为要想保证红色中国不变颜色，就需要左派的激进思想，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继续革命。以L、D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则正好相反。因此不是说L、D们变坏了，也不是说“布尔什维克”们变好了，而是他们根本就没变。更不能说是毛泽东变了，这是由左派、右派们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如果从卡尔施密特的空间革命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即：他们自以为思想正确，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其实都是旧有的空间的附属品，他们无法摆脱各自的空间意识，他们无法想像这个即将到来的空间，既不是文艺复兴后的英美─欧洲式资本主义，也不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全新的而且足以衔接十九世纪历史终结点的伟大空间。这个空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经列宁继承，再由毛泽东发展并推向世界最终覆盖整个旧有空间的伟大乌托邦!

于是，毛泽东对党内激进左派的清算，也就埋下了日后孤身反对保守右派的命运，也许，最有可能成为毛泽东晚年知音的，不是林彪，不是江青、周恩来，而恰恰是被边缘化的张闻天、王稼祥，是早已亡故的博古、任弼时，是以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党内激进的真正左派吧。　　

［附录一］：　　

“五七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原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附录二］：　　

1966年7月8日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②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 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 个山洞③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 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 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④的讲话， 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 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 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 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 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 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 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 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 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 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 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 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 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 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 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 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 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 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 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 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 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 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 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 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 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 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 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 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 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 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 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 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 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 、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 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注：
①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原件为毛泽东销毁 ，以上为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②魏：魏文伯，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陈：陈丕显，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 书记、华东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③指韶山滴水洞。
④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　　

［附录三］：　　

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