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文学、科幻小说和哥白尼革命

科普文学、科幻小说和哥白尼革命
柯遵科

柯遵科,北京大学哲学系2004级博士生

本文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5期,34-38页


科普文学、科幻小说和哥白尼革命

柯遵科


托马斯·库恩在今天的中国学界已经是广为人知。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不只是一本科学哲学领域必读的经典著作，在其他的人文和社会学科中也拥有着大量的读者。“范式”的思想早已超出科学哲学的领域，影响深入到其他的人文和社会学科，“范式”一词亦在学术话语中被广泛使用，日渐成为流行话语的一部分。然而以哲学家知名的库恩，他的工作却是从历史开始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哥白尼革命》出版于1957年，主要是在柯瓦雷开创的科学思想史传统影响下所作的工作。不过，此时他已经开始引入对于社会文化要素的考察，不再把科学思想的变革孤立于社会文化背景之外。正是在这本科学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库恩酝酿着《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范式”思想的萌芽，为后者作着历史研究的积累和铺垫。因此，要深入理解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体会他思想发展的历程，《哥白尼革命》一书是应该一读的。

《哥白尼革命》一书的第六章主要讨论了哥白尼天文学的传播过程，库恩把它大致划分为两个相继的阶段：在天文学家团体内部传播的阶段和在天文学家之外的人群中传播的阶段。其中第二阶段，主要归功于伽利略的贡献。一方面是借助于他发明的天文望远镜，产生了一批业余的天文观测者，另一方面则是以望远镜及其发现为主题的科普文学和科幻小说随之诞生，由此普及了哥白尼天文学。在库恩看来，这正是伽利略天文学工作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不过在这一点上他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详加叙述。本文从此出发做些展开，联系一些相关的文学史材料，从科学传播的角度作一点补充和讨论。

第一本以望远镜及其发现为主题的作品，是伽利略在1610年出版的《恒星的使者》（SideriusNuncius）。该书用拉丁文写成，仅24页。在当时拉丁文仍然是受过教育的人之间进行交流的首要语言，在整个欧洲学术界写作论文也还是以它为主。但是随着欧洲各国的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渐形成，使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受到作家和学者们的大力提倡，采用本国民众的语言写作渐成趋势。相对而言，伽利略这本拉丁文小册子，读者范围狭小，只限于当时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在精通拉丁文的学者们中间流传。不过，这本小册子行文简洁明快，着眼于描述作者观察的天象，对哥白尼天文学体系谈的很少。它致力于直接记载观察所得到的结果，这种一味写实的风格，对于习惯繁琐论证的学者们来说，是对他们以往的阅读习惯和感受的巨大冲击。

到1632年，伽利略出版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他已经改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语。托斯卡纳语是意大利诸多地方方言中的一种。但丁是它的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他用托斯卡纳语写成《神曲》。在但丁和其他人的努力下，托斯卡纳语成了未来意大利民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基础，这其中就有伽利略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所作的贡献。由于使用托斯卡纳语，《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面向的是意大利的广大民众。一本用他们正在说着的活的语言所写就的书，不再是贵族、教士或者学者们的禁脔，而是让所有能读写的普通人都可以看懂。而且，《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还采用对话体的形式，所使用的语言比其他文体也更为流畅而富于变化，易于为人们接受和喜爱。正是如此，《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后来成为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文学典范，被人们一再仿效和学习。350多年后，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一书中，展望新千年中文学和语言的发展远景时，还不忘对这本书作一番探讨，用来阐释以“迅速”为主旨的思维方法和文学审美趣味。

然而《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广泛成功，却在某些方面给伽利略自己带来了灾难。十七世纪初的欧洲，王权对教权的斗争的胜利已经明朗。众多民族国家正在兴起，新君主制也已初步成型，罗马教会很难再是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的力量，它的权威在政治、思想和文化各个领域都已是每况愈下。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罗马教会竭力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控制，进一步严格书刊检查制度，企图维护罗马教廷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绝对权威。新君主制在政治上所依靠的力量往往是市民和乡绅。这些人自然不可能像学者般精通拉丁文，但大多也都受过一些教育，能用本国语读写。正是在他们中间，民族国家的意识日益高涨，种种新思想找到成长茂盛的温床，继而又为反抗教权的斗争提供政治话语。在文学领域，它首先表现为提倡本国语写作，这正是罗马教会的书刊检查制度要着力防范的。

伽利略在《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用了托斯卡纳语，把它的读者群扩大为能读写的普通人，恰恰触犯到罗马教会忍耐的底线。罗马教会可以容忍伽利略出版《恒星的使者》，在学者中间讨论哥白尼天文学，但难以容忍他在普通人中散布哥白尼天文学，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在罗马教会对伽利略的指控中，其中就有责问他为什么把《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呈交给佛罗伦萨的宗教裁判所，而不是送到罗马的宗教裁判所。罗马教会清楚地意识到，前者作为罗马教会的地方分支机构，很容易受到佛罗伦萨公爵的影响，而让该书出版发行。

在欧洲传统观念中，宇宙秩序是与社会秩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后者从前者中得到支持和依托。这种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的联系，在当时诗歌中有很多的反映，例如莎士比亚的诗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就有这样一段经常被历史学家所引用的诗句：“天空中的诸星辰，以及我们这个星体，恪守着各自的位置和尊卑等级。可是一旦众星越出了常规，运行漫无目的，将要发生多少灾祸与不祥的变异！发生多少反叛之举，多少山呼海啸，地陷山移！……只要背离秩序，调乱这根琴弦，听吧！多少不谐和之音将随之而起，一切事物都会在对抗之中殒灭。”正如莎士比亚所描述的那样，欧洲的社会秩序是在这种宇宙秩序象征的支持下取得某种合法性与合理性的。

托勒密的天文学所描述的宇宙结构正是对教权的支持，不动的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有着上帝出于对人之爱而赋予它的特殊地位，而罗马教会则是上帝的权力在地上的行使者，上帝通过它来实施统治。然而在十七世纪的欧洲思想中，新君主制也已经找到宇宙论的支持，它被类比于哥白尼学说中的太阳，具有在宇宙中心的位置，相反地球却要快速地旋转起来，并因如此旋转才得到地球之名，从此上帝的王座被移走，教权的宇宙论支柱也随之被卸去。哥白尼学说和新君主制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反对罗马教会的统治，卷入了王权和教权的斗争之中。而《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则为这场斗争提供建基于宇宙论之上的政治话语，同时也为哥白尼学说赢得了一批热情的支持者和传播者。

科普文学对于传播哥白尼天文学所作的贡献，当之无愧地可归功于伽利略，不过把科幻小说的萌芽及其传播哥白尼天文学的贡献只归功于伽利略，却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开普勒才是以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来传播哥白尼天文学的肇始者。他写的幻想小说《梦》（Somnium）一书在他逝世的四年后，也就是1634年出版。该书出版前，曾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他在《梦》一书中，讲述一个人借助于做梦的方式从地球到月球的旅行，以及他所观察到的月球上居民的生活。在当时，开普勒很难设想出人们飞往月球的现实途径，只好把梦作为实现它的手段。事实上，想象某种可以作星际旅行的装置，已超出当时人想象力的界限，这样的装置即使在幻想中被发明，也要等到19世纪的后半叶。

在开普勒笔下，月球上的居民认为月球是不动的，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围绕着月球旋转的，就像地球人以为世界是围绕着静止的地球旋转一样。于是，对于那些能够离开地球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地球与月球的类比，清楚地认识到地球是像月球一样运动着。在小说中，托勒密的天文学变成了幻觉，而哥白尼的天文学则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月球上有居民生活，地球就不再是人的唯一处所，这就在隐喻的层面上，打破了中世纪宇宙论的神学意义。以往的上帝选择地球作为人类唯一的栖息地，把它置于宇宙中心这一特权位置，让其他的天球都围绕着它旋转，共同构成唯一的封闭世界的思想受到质疑。如此，开普勒用幻想小说的形式把哥白尼天文学伪装起来，以较之于伽利略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更为隐蔽的方式，为哥白尼天文学找到更多的读者，从暗中破坏着中世纪的宇宙论。

幻想小说《梦》被文学史家尊为科幻小说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的文本之一，在科幻文学史上有着和培根在1627年出版的乌托邦小说《新大西岛》相当的地位。正是《梦》开创了十七、十八世纪幻想小说的一种新类型—宇宙幻想小说（Cosmological speculativefiction），这些小说大都致力于描写到其他星球的旅行和在那儿的生活。在这些小说中，无限宇宙和多个世界的假设是故事得以发生的前提，冒险叙事所发生的场所由地球移向无限宇宙，对于其他星球上的世界的描述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而对于哥白尼学说的探讨则与这些描述相辅相成，为其提供某种真实性的依据，增加了小说本身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同时，也就在读者习惯和接受这种叙事模式和故事内容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在他们中间传播了哥白尼天文学，由科学假设和文学虚构共同创造出某种真实。

在这些小说产生的最初阶段，其诸多作者和开普勒相类似，文学想象力还受到时代的限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也就是月球。1638年，弗朗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出版 《月亮上的人》（Man in the Moon）一书。同年，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出版《月亮上世界的发现》（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Moon）一书，他的这本书在当时的英国影响很大。威尔金斯在英国的政治、宗教和思想学术界都很有地位，他相继做过牛津大学瓦达姆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还在1868年当上英国的切斯特主教。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学会的秘书。《月亮上世界的发现》在出版当年就印刷了两次，1640年又印刷第三次。在1640年的版本中，约翰·威尔金斯又给他的书加上一篇补遗，提议说人终究有一天能够旅行去月球。

不只在英国，宇宙幻想小说在法国也受到青睐。法国作家们在笛卡儿微粒宇宙论的影响下，把他的多个世界的哥白尼宇宙作为小说背景，进一步推动宇宙幻想小说的发展。1657年，西哈罗·德·贝尔热（Cyrano de Bergerac）出版《另一个世界》（l’AtureMonde）一书。同年，皮埃尔·博雷尔（Pierre Borel） 出版《证明多个世界的新论》（Discours nouveauprouvant le pluralite des mondes）一书。1686年，贝尔纳·布维·丰特内尔（Bernard le BovierFontenelle）出版《关于多个世界的对话录》（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e desmondes）。1692年，加布里埃尔·达尼埃尔（Gabriel Daniel）出版《笛卡儿世界游记》（Voyage au monde deDescartes）一书。这几本书中，丰特内尔的《关于多个世界的对话录》一书最为成功。两年以后，这本书就由剧作家阿弗拉·本恩(AphraBehn)译成英文。在他的有生之年，这本书包括翻译的版本总共出了28版。在书中，丰特内尔以一位侯爵夫人和她的哲学家情人对话的形式，由哲学家向侯爵夫人详细地讲解笛卡儿式的哥白尼宇宙。他用笛卡儿的微粒论解释行星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并且让每个行星上都有了居民。通过傍晚花园里情人之间的对话，在爱情的甜蜜气氛中，丰特内尔向人们传授着哥白尼天文学，使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让自己的想象适合于这一新的世界图景。《关于多个世界的对话录》的成功为丰特内尔赢得了巨大的科学声誉。在1691年他被选入法国皇家科学院，1697年又被授予科学院的终身秘书一职。

1698年，十七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荷兰人克里斯琴·惠更斯（ChristiaanHuyghens）以多个世界为主题的幻想小说《被发现的天上的世界》（Cosmotheoros）一书出版了。惠更斯是光的波动学说的创始人，在当时已是欧洲知名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早在1663年他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665年又应法王路易十四的邀请去了法国，1666年被选入法国皇家科学院。《被发现的天上的世界》一书最初是用拉丁文写成，不过它随即就被翻译为英文、荷兰文和法文，广为流传。惠更斯的这本小说比以往的宇宙幻想小说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它所描写的宇宙中，不只是太阳系的行星上有居民，而且围绕着天上其他恒星旋转的行星上也有了居民，从而使多个世界的数量发生了一次几何式的飞跃，外星生命开始在广阔无垠的宇宙深处繁衍生长。

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在宇宙幻想小说的发展中贡献最大的首推瑞典的埃马纽斯埃尔·斯威登堡（EmmanuelSwedenborg）。斯威登堡男爵在瑞典官居要职，和王室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早期从事矿物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研究，而后转向通灵学说的研究。从1749年到1757年间，在他陆续写成的神秘主义著作《天界的神秘》（ArcanaCoelestia）一书中，有着许多他对于自己遨游宇宙的记录和对于其他星球上生活的描写。斯威登堡的通灵学说对于当时整个欧洲的思想，尤其是文学界的影响很大。像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布莱克、叶芝和斯特林堡等许多作家都为他而着迷，这一时期的宇宙幻想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的影响。

甚至到了十九世纪，巴尔扎克还在1834年撰写了一本专门探讨斯威登堡的通灵学说的哲理小说《赛拉菲塔》一书。在小说中，巴尔扎克借助贝尔卡牧师之口，详细叙述了斯威登堡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其中就有一段对斯威登堡的宇宙幻想的详尽转述：“根据这位先知的说法，木星的居民根本不研究科学，把科学称为无稽之谈；水星人则不喜欢用言语表达思维，认为言语过于庸俗。他们使用视觉的语言；土星人一直研究鬼神；月球人矮如六岁的儿童，以腹腔发声，并且爬着走路；火星人身材魁梧，但头脑愚笨，以抢劫为生；但这个星球的某一部分却住着一些非常温柔向善的居民。总之，他描写了这些星球上人民的风俗习惯，并用十分精确的字眼联系宇宙来解释这些风俗习惯存在的普遍意义：他的解释与这些星球的公转在世界整个体系中产生的效应完全吻合，说不定有一天，科学家们也会亲自来啜饮这光明智慧的琼浆吧。”

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以无限宇宙、多个世界、星际旅行和外星生活为主题的幻想小说已经非常之多。1864年，卡米耶·弗拉马里翁（CamilleFlammarion）出版了首部研究宇宙幻想小说的文学史专著《想象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Les Mondes imaginaries etmondesreels）一书。它的诞生标志着哥白尼革命的最终完成，牛顿宇宙在民众中牢固地建立起来。恰好在前一年，凡尔纳刚刚出版了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一书，从而表明在新的世界图景建立之后，现代性的科幻小说自此可以开始编织自己的叙事。不过，此时凡尔纳还未能为这种新的小说类型找到恰当的名称，他称自己写的小说为预测小说（La romance deanticipation），命名的任务还有待于大半个世纪以后，由雨果·根斯巴克(HugoGernsback)来完成。1929年，根斯巴克在他主编的科幻杂志《科学幻想故事》（Science WonderStories）中首次提出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一词，将科幻小说的类型初步确立下来，为之赢得在文学中的一席之地。在随后的岁月里，以星际旅行、外星生命和地外文明为主题的科幻小说更加繁荣茂盛，并且和科学家着手进行的太空科学探测和考察相互呼应，实际的科学研究和虚构的科幻小说交织在一起，成为大众文化中一种复杂的现象。

在哥白尼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着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由一个世界到多个世界等诸多思想变革，随着这些新观念的确立以及牛顿力学的发展和完善，人类迎来了生活于其中的新世界－牛顿宇宙。这场革命带来了远远超出于天文学领域的后果，社会秩序、思想状况和文化生活都随之而改变。可以说，它不仅仅是发生在思想家脑海中的观念变革，而且也包含着民众生活中的种种细微变迁，后者是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抽象的思想转变为社会中的现实，从而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这场伟大变革。其中，文学担负着在民众中间宣传科学的任务，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同时也重新塑造和发展着科学本身，帮助科学日渐扩展成为渗透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文化。故此，当我们要进一步扩展科学史的研究视野，深化对于过去的理解和当代的反思时，研究科学在民众中形成的历史将是不可或缺的。其中，研究科普文学和科幻小说的传播史和接受史将不失为一种可取的途径。


文章来源： 《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5期,3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