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告仇和：谨记强权的原罪

忠告仇和：谨记强权的原罪

笑蜀

    我一直是仇和的反对者。当我最初读到南方周末关于仇和的报道，我出自本能地马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善良的强权者，最后的强权者，此类奸狡的强权者在中国百年历史中见得多了。仇和的政治游戏因此一点新意没有。恨屋及乌，我甚至对我一向钟爱的南方周末也产生了疑虑，我认为南方周末在这个问题上有机会主义之嫌，于是我扬言，我要朝南方周末开一炮。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炮没有开成，但我还是利用新浪访谈的机会，表达了我对仇和的彻底批判立场。
    仇和现象的最大特色是铁腕，而我讨厌铁腕，无论它出自什么目的。仇和的全部解释，是他出自公心，是为了改变当地的贫穷面貌，是为了让当地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如果没有他的铁腕，当地官贪民愚，根本不具备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也许再过一百年，当地还是面貌依旧。我愿意承认他的这些解释是完全真诚的，即愿意承认他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善意，但我仍不免反对他的所为。我是一个普通人，从普通人的逻辑出发，我坚信这样的原则：谁都无权改变他人。一个人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他自己的事，只能听凭他的自主选择，任何旁人无权干预。他愿意追逐财富，他就可以去追逐财富，经由法无明禁的一切途径去追逐财富；旁人可以看不惯，但无权阻止。但假若他喜欢清贫，喜欢平淡，他也有选择清贫、选择平淡的权利；旁人可以着急，但同样无权阻止。对于人生而言，最重要的其实只是幸福，只是快乐，并非财富。而一个人幸福与否，快乐与否，跟物质上是否富足原本没有必然联系。财富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幸福和快乐的增长；在多数场合，财富的增长往往以部分地牺牲人的幸福和快乐为代价；而在个别场合，甚至以完全牺牲人的幸福和快乐为代价，正因为如此，物质上虽然富足精神却跌入痛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以致于只能以一死为解脱这样的老故事才层出不穷。这就是说，贫穷不是最可怕的，贫穷不是外部强制的理由。谁能够断言，在北美森林中流浪的原始部落，他们的幸福和快乐的总量会比华盛顿政客的幸福和快乐的总量更少呢？华盛顿政客无权改变那些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改变经济落后地区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呢？毕竟，他们并没有对我们的生活构成任何干扰啊。人民有选择贫穷的权利，甚至有选择愚昧的权利。任何人无权把他设定的人生坐标强加给人民，无权把他选择的生存方式强加给人民。就通常情况而言，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环境对幸福和快乐的杀伤力，往往比贫穷对幸福和快乐的杀伤力更大。仇和作为公仆，有义务创造一个让宿迁老百姓更幸福、更快乐的制度环境，即公平的、公正的制度环境，让宿迁老百姓心情舒畅的制度环境；而无权阻止宿迁老百姓选择懒惰、安于贫穷，无权把他热衷的以巨大牺牲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强加给宿迁人民。
    我的这些判断坚如磐石，根本不可以动摇，所以我一直声讨仇和。但是现在，经过反复思考，我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了。我仍然不认可仇和，但我并不因此而认定仇和就是全盘的反动。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当然可以仅仅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当然可以只从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仇和是一个地区的负责官员，而不是一个普通人，因此他不能和我一样只从纯粹的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他还必须从国家的立场，用整体的眼光来考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诠释仇和现象，就不能不承认仇和现象也有某种合理性。宿迁人民当然可以选择贫穷、安于懒惰，宿迁官员却不可以，因为宿迁官员既对宿迁人民负有责任，更对国家负有责任。国家要求宿迁经济跟上全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不能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对国家来说，每一个地区的经济都高速增长，没有一个落后地区，这当然是上上之策。因为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实在太激烈，不可稍稍掉以轻心。而任何地区经济增长的滞后，都必然拖累整个国家的经济。这就好比抢占制高点的急行军，最好是没有一支队伍掉队，但总免不了有队伍掉队。掉队的队伍的长官怎么办呢？他或许只能选择铁腕，选择普通人看来比较冷血的手段管理他的队伍，迫使他的队伍拼死拼活也要以超常规的速度追上主力部队。
    如此判断，当然不乏偏颇。当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其实不单是经济的竞争，更包括软件层面的、文明层面的竞争。仅有经济的强大，未必能赢得尊重，必须还有软件层面的、文明层面的强大，才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敬畏。但问题在于，很长时期一直以经济维度为核心维度，而且一直是以战争的方式来领导经济。仇和不可能自外于这个体系。何况可能在他看来，这样的经济战争不只对国家重要，对当地老百姓也很重要——谁敢说当地老百姓真的只要贫穷？谁敢说富裕不是当地老百姓的梦想？
    从这样的逻辑推论，仇和的确很难有别的选择。仇和现象最大的特色是铁腕，用铁腕对付官风，用铁腕改变民风。这样做至少出自两个缘由——其一是客观形势的需要，既然以战争的方式领导经济，哪里能够文质彬彬，哪里能够温良恭俭让，哪有那么多的人情味呢？正所谓“慈不掌兵”。国家的逻辑与人的逻辑发生尖锐冲突，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负责的官员，只能更多地服从国家的逻辑。其二则完全是无奈，因为，无论过去的吕日周还是今天的仇和，他们在官场都面临这样一个共同的困境：“什么都不管用，什么都靠不住”。只好剑走偏锋，靠一个空降的精英，手持尚方宝剑，冲决几乎一切官场秩序，用铁腕杀出一条血路，靠个人英雄主义缔造发展，缔造繁荣，缔造一个新天新地。就此而言，仇和的铁腕说明即便是官僚中的精英人物，现在也已经对整个官僚体系丧失了耐心，仇和的胜出意味整个官僚体系的颓败。
    不能不承认，仇和自有仇和的逻辑。变革之途从来不可能十全十美，犹如治病，没有副作用的药物只存在于理想状态，现实中的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以没有副作用来要求医生，我们只能以副作用尽可能小而疗效尽可能大来要求医生。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变革毫无代价，而只能要求把变革的代价减至最低；总之是我们不能要求最好，我们只能要求最不坏。从这样的角度反思，我对仇和的全盘否定的确有些轻率。
    但纵然如此，我还是不想从根本上改变我的反对立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总是不能忘怀仇和所谓铁腕治民而造成的悲惨景况。我不知道因为集资修路而被扣减工资的乡村教师，该如何的养家糊口；我不清楚那些无力扩建住所却迫于政府压力只好将平房扩成两层商住楼的沿街居民，靠什么来偿还他们借支的建房巨款；我不清楚那些被卖掉的幼儿园、学校、医院的普通职工，如今在哪里就业；我尤其不清楚的是那位被铲车铲掉私房甚至连衣柜也被仇和下令铲掉的农家妇女，如今何处栖身。宿迁经济可能的确旧貌换新颜了，但无庸置疑的是，即令旧貌换新颜也是以无数升斗小民的血泪为代价换取的。无数升斗小民承担了改革成本，付出了巨大牺牲，那么今天的经济发展对于这些升斗小民，究竟有没有补偿？有多少补偿？补偿能够持续多久？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必须追问的。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并不值得仇和标榜，因为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而如果诸如此类的问题根本就无解，则仇和铁腕的全部道义基础都将崩溃。
    这就是说，国家的逻辑有存在的道理，人的逻辑更有存在的道理。国家的逻辑必须起作用，否则国家就要失去前进的力量，国家就难以强大；但人的逻辑更必须起作用，否则国家就要失去前进的正确方向，即人道的方向、文明的方向，而变成横冲直撞的野牛。正因此如此，国家的逻辑必须经常受到人的逻辑的抵制，通过人的逻辑的抵制制约国家的逻辑，修正国家的逻辑，使国家的逻辑越来越较少兽性，而越来越较多地兼具人性。仇和之所以必须受到反对，这是一个主要的缘由。
    仇和必须受到反对，无论他多么值得同情，无论他有多少真理。世界上本不存在绝对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