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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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 文 苏世生
如果把中国科学院的历史划分为六年初创、十年发展、十年动乱，以及１９７７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那么，郁文是跨越这四个时期的科学院早期几位领导干部之一。他从１９５３年初到院，至1９８２年春调离，连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三十年。在历届院党组和院长领导下，他先是分管政治工作，后又分管科研业务和行政后勤工作。郁文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科学院。 立志为革命奋斗终身
路。 １９３９年２月，原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改组为党中央机关报，兼边区政府机关报，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就在此时，郁文被分配到新中华报社采访通讯部工作，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也就在此时，他改名郁文，典出《论语·八佾》“郁郁乎文哉”，以示做一个出色的新闻工作者的愿望。 《新中华报》的办公室在杨家岭，同毛主席的住处是近邻。晚饭后，大家习惯于到延河边散步，常会遇到毛主席。一次，毛泽东信步走来，同大家一起边走边谈。他说：新闻工作很重要。很多政治家、文学家都是记者出身。一个好记者、好编辑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大家应当努力学习，在工作中学习。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中央主席的教诲和鼓励，使初出茅庐的郁文激动不已，终生不忘。 郁文没有受过新闻工作的专业训练，通过边干边学，刻苦钻研，使他在新闻战线迅速成长。他又自觉地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以尽快成为一个优秀的红色战士。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他一读到就整齐地抄在小本子上，把十一种自由主义表现背得烂熟，时时刻刻注意克服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一个“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共产党员，成为他的生活准则。 随着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四开三日刊的《新中华报》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党中央决定：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每天出版对开一大张。毛泽东题写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中央指派博古为社长，先是杨松后由陆定一任总编辑。郁文担任了采访通讯科科长。当时的采访通讯部门既要组织记者采写新闻报道，又要负责建立健全通讯网，组织处理通讯员来稿，接待群众来访等通联工作。工作任务是繁重的。 不久，整风运动开始。《解放日报》的整风运动，主要是解决党报的办报方针，以及新闻队伍的思想改造等重大问题。郁文认真学习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和有关文件，深感自己缺乏革命的实践经验，缺乏战斗烈火的锻炼，需要到抗日前线去经风雨、见世面，进行思想改造。经组织批准，郁文以《解放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前往晋西北地区进行采访。１９４２年６月，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兴县，被留在晋西北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工作。１９４６年７月，《抗战日报》改名《晋绥日报》，郁文任采访通讯部主任，兼新华社晋绥分社社长。当时的晋绥地区，正处在反扫荡的残酷斗争之中。郁文积极组织各地方的通讯组织，扩大通讯网，组织撰写新闻报导，为报纸和新华通讯社及时提供了边区军民开展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消息。其间，郁文曾陪同中外记者参观团赴晋西北各地采访。 抗战胜利，内战又起。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中央决定普遍深入地开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１９４７年春，郁文奉命率领工作团赴山西崞县（现为原平县）、代县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动员青年参军和支援前线等群众工作。 战略反攻，进展十分迅速。１９４８年５月华北野战军攻克临汾，晋南全部解放，郁文被派往临汾创办《晋南日报》。一年后陕西西安解放，他又被调往西安市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筹办《西安日报》。报纸尚未出版，新疆和平解放，郁文又被派往迪化（今乌鲁木齐）接管《新疆日报》，任报社党委书记，兼省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５１年秋，郁文调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参与领导新闻宣传工作。 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之快、之广、之深是其他宣传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在革命战争和建国之初的十几年里，郁文一直奋斗在新闻宣传战线上，从一般工作人员到部门负责人，到报社和中央分局宣传部门负责人，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新闻宣传工作者。 走上科学战线
郁文，原名孙保安，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６日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小马坊村。父孙国庆在外学徒，母早丧，自幼寄养在满城县北关舅父家中。１９３１年小学毕业后，升入满城简易师范学校，１９３４年随父迁居保定，转入保定培德中学学习，改名孙士哲。郁文的中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各地兴起。距离满城仅二十多公里的河北省会保定是学生运动活跃的城市之一。１９３２年９月，保定二师学生领袖曹金月（郁文的一位远亲）被国民党保定行营枪杀，给他以很大刺激，激发了他的抗日救国之志。在满城简易师范学校，他是学生会干部；在保定培德中学，他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当局以“结党营私，复行阴险”的罪名开除学籍。１９３６年３月，转学到北平学生运动最活跃的中学之一成城中学，改名孙蔚文，一面读书，一面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同年秋参加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中队长。１９３７年２月，经同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一个热血青年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重大转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郁文与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抗战，募捐劳军。北平沦陷前夕，党的关系中断，结伴南下流亡，辗转到达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随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且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１９３８年３月，经组织决定派往苏联学习飞机驾驶技术，但在赴新疆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阻拦，重返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在两校学习期间，郁文先后接受了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党的建设、中国问题等政治军事课程的基本训练，体验了革命队伍中的新生活、军民之间的新型人际关系，找到了光明和前途，向往变成了现实。从此，郁文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道
１９５２年底，正活跃在新闻宣传战线的郁文，经中央决定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这是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科学院建院三年，在郭沫若院长和院党组领导下，在接收、调整和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团结全国科学工作者，扩大科研队伍，组织开展科学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创业的工作。科技人员通过学习和政治运动，增加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全院工作人员发展到五千多人，构建起了新中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雏形。 贯彻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政策纲领性文件
为使科学院的工作更快适应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需要，中央先后决定：派出访苏代表团学习苏联科学院的工作经验；系统检查总结本部门工作，提出今后工作的意见。这些活动的集中成果就是产生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这个文件被视为新中国第一个关于科学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１９５３年２月由张稼夫、钱三强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联科学院访问；四五月间，由副院长带队，对华东和北京地区各研究所进行了建院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全面系统的工作检查。郁文参加了北京地区科研机构的工作检查，直接了解了部分基层单位的业务、组织和人员、思想状况。 在此基础上，院党组就报告内容进行过多次讨论。院务常务会议也就今后工作意见作了认真研究。在中国科学院上级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指导和直接参与下，又经过分组召开所长会议，具体研究各所各学科的研究方向和任务，最终于１１月１９日由院党组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工作报告，前后历时半年有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院党组的报告之后，１９5４年１月，郭沫若院长就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向政务院政务会议作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并得到批准。３月８日，中共中央作出批示并将科学院党组的报告转发各地方党委、各部门党组；３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郭沫若的报告，并配发了“发展科学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论。从而，这一报告传遍全党和全国，成为以后指导科学院工作乃至全国科研和教育机构工作的一个重要政策性文件。 在党内党外普遍开始学习这个文件之后不久，四月，院务常务会议和院党组决定，全院各单位和各单位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指示和报告精神，普遍进行一次执行党的政策情况的检查，认真写出总结报告，并在九月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总结。那时，从上到下严格实行党政分开的原则。由于当时党的工作大多依托在人事部门，党员骨干多数分布在人事系统，因而行政上称这次会议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次人事工作会议，党内则称为党的工作会议。会议的筹备工作和组织工作由郁文主持进行。筹备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推动和帮助基层单位做好检查和总结。为此人事局组成检查组分赴东北和华东各所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郁文带队去了北京各所。二、起草和修订各项人事管理制度，共有十几个。三、起草院党组在会议上的报告，由郁文主持动手完成。 首届人事工作党的工作会议于１９５４年９月如期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京区、东北和华东各单位党员干部１４８人。党组书记张稼夫为会议作报告和总结。这次会议以中央批示为指针，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反复作了分析研究。通过会议主要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会议就中央对科学院党组报告的批示，做了很好的研究，从上到下对党的政策领会的更深了一步。特别是对于团结科学家的政策，有了比较明确和一致的认识。二、对于科学院党的工作必须结合科学研究机关的特点进行工作，有了统一的认识。三、对科学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党在科学研究机关中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有了进一步认识。 现在重读会议的文件，给人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从存在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入手，通过表现深入到根源，不是空讲道理，泛泛议论；解决工作问题从实际状况出发，不提出什么漂亮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研究所党支部起什么样的作用问题，院党组根据当时党员不多而分布又很不均衡的状况，提出，这主要看具体条件，不能一般地笼统地规定研究所党支部是什么性质的（即：起领导作用还是起保证作用）。给人的另一个突出感觉是，严肃而又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毫不含糊，毫不吞吞吐吐。报告和总结都用大量篇幅揭露和分析了科学院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充分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组织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
早在１９５０年６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十条指示中，就规定：“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治学习，俾能把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１９５１年９月，中宣部兼文委秘书长胡乔木又对自然科学工作者为什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他指出：一、自然科学规律本身没有阶级性。而人对自然现象的科学发现、发展和应用是社会现象，不能免于阶级社会、统治者的影响、支配、利用、破坏和压迫。我们研究自然科学，而对自然科学的理解、描写、观察以及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的解释亦受到阶级社会的影响。为了要充分正确地了解这些方面就不能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二、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是有帮助的。它是科学，就不会不受不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能指导科学工作者体会自己当作存在在社会上的一个人来活动、工作。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以重要的不可须臾离开的指导。这样，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帮助科学工作者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成为科学院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郁文一到科学院就分担了这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 就科技队伍的思想建设而言，五十年代几次统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学习，看来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学习计划规定，研究技术人员以系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要密切结合本门科研业务，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逐步用于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科学家的学习以自愿为原则，以独立钻研、个人自学为主要方法；中初级研究技术人员的学习，统一制订学习计划，组织系统讲课和答疑，分组进行学习讨论。
郁文清楚，组织理论学习的成败，关键在于讲课教师。尽管院内就有哲学研究所和哲学家，最后还是决定邀请当时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艾思奇为科学院工作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郁文在延安时期就同他相识。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初学者和研究者的一位难得的好老师。许多科学家主动前往听他讲课。五十年代在科学院工作的老中青三代人大多听过他讲授的哲学课程或读过他的讲稿。
到了六十年代，以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主。在学习要求上强调联系实际掌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注意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反对学习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科学报》发表了郁文执笔的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光辉发展，毛主席著作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和严密的科学性。不管你在做什么工作，都应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他针对有些科技人员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强调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以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他指出：运用学用结合的方法，最好学会用毛泽东思想来检验自己的思想。对国际问题、国内问题也好，对政策问题、工作问题、思想问题也好，毛主席是怎样说的，自己是怎样认识的，有何不同，对在哪里，错在哪里，要开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学，一次一次地学，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由个别问题到相互联系着的各个问题，天长日久，自己的思想水平就会逐渐提高起来。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涌现了一批愿意参加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自然科学家，推动了我国自然辩证法的科学研究。更多的人在不同深度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努力应用到本门科学研究和各项实际工作中去，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领导水平；用于观察社会和世界，同共产党有了更多的共同观点、共同语言、共同目标，愿意与人民同甘共苦，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不少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科学界的普及运动，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懂得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自觉地以唯物论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工作者。 充实党员骨干 加强党的工作 人事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选人、用人、培养人。郁文常说：没有合适的人，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在院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请中央帮助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里，第一项就是请中央调给科学院２０个相当于司局级或地委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充任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长，以加强党的领导。１９５４年人事局一成立，郁文就在工作纲要中明确提出，充实各业务单位的党的骨干，是当前工作的重要环节。商请中央人事部门为各单位逐步配齐行政副所长、办公室主任及处长级干部，以加强思想、政治、业务和行政工作的领导。 在以后的四五年时间里，除遇有机会就口头争取之外，每年都向中宣部、中组部、国务院二办提出请调党员领导干部的报告，要求调派的数量也逐年增加。开始主要面向中央部委和一些地方，指名或不指名地要求抽调具有相当大学文化水平、善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党员干部。１９５６年中组部曾同意为科学院抽调两批共 业务管理干部则主要从科技人员中选拔，一批批政治上强、业务上好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充实到业务管理岗位。许多人既在管理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在科研工作上做出了显著成绩。 到五十年代末，科学院各单位普遍建立了一支比较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业务行政工作干部队伍，成立了各单位党的领导小组和机关党委。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各个行政业务工作部门，全面确立起来。从１９６０年开始，院党组通过每年一度由各单位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议，实施对全院工作的有效领导和指挥。党在科学院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空前巩固和扩大，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从上到下畅通无阻。１９６１年起贯彻“十四条”和“七十二条”，迅速调动科技人员和全院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工作热情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在院党组和各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下实现的。 １９６４年１月，郁文在党组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曾经回忆了建设党的干部队伍，加强党的领导的过程。他说，科学院建院初期，党员干部很少，全京区只能建立一个党支部。研究所连党支部也没有，何谈党的领导。１９５５年底成立院机关（京区）党委，这时党员数量刚刚超过５００人。对研究所党支部的作用，我们当时的要求是，能多管就多管，不能多管就少管；能多保证就多保证，不能多保证就少保证。那时对如何领导科学工作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就是遇事多请示，多找人商量。我们主要就是抓住团结科学家这条大政策，总算没出什么大问题。１９５６年知识分子会议之后，在党中央领导下搞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科学院起了重要作用，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的专项措施）由科学院带头组织实施，这使更多人相信发展科学事业需要党的领导。１９５７年大讲外行领导内行，不想党领导“大跃进”碰了钉子。接着坐下来深入总结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有了“十四条”、“七十二条”，有了一套比较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方法。只是在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认识上有了飞跃，组织上也有了保证，并得到科学家真心实意的拥护，才可以说在科学战线真正确立了党的领导。* 广泛吸收人才 壮大科研队伍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需要科学研究工作的有力支援。计划要求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国家计划规定，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将增加２３所，研究人员增加３４００人。这些任务均顺利完成。 研究人员的来源，当时主要是两条：高中级研究人员主要靠争取国内外科学家和回国留学生来院工作，初级研究人员主要靠国家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通过工作逐步培养出新一代科学工作者。争取科学家和留学生壮大队伍，不仅是干部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院长、书记对此都很重视，有时亲自做工作，许多科学家也热心推荐并帮助做动员工作。在中央关怀和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下，一批又一批新回国的和原在其他岗位工作的科学家聚集到科学院，充实了科研指导力量，扩大了研究领域。五十年代，主要依靠曾经留学欧美、有博士学位、有科学研究经验、建国前或建国后回国的科学家主持指导科研工作；六十年代，派往苏联和欧洲国家的留学回国人员七百余人加入科研队伍，成为许多新兴科技领域的中坚力量。 国内大学毕业生是壮大科研队伍的最主要源泉。在大学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为争取国家多分配一些大学生，争取择优选拔一批大学生，郁文组织干部部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１９５３到１９５７年期间，共接收大学毕业生３４９２人，补充研究技术队伍。从１９５８到１９６４年，吸收大学生共１５０６７人，达到平均每年２１００人的空前规模，而且部分学生质量不高。这是造成七八十年代“两头小、中间大”（即高级人员和初级人员都少，而中级人员很多）的不合理结构的基础，给另一次调整增加了很大难度，非始料所及。
鉴于科研队伍需要补充经过初步研究工作训练的优秀青年人才，借鉴苏联科学院的经验，１９５３年下半年就开始酝酿招收研究生事宜。１９５５年８月国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随即开始公开招收首届研究生。条例规定，研究生的招收对象主要是有两年以上实际工作经验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应届毕业生成绩优异者需经单位推荐；研究生学习期限为四年。毕业通过论文答辩，授予科学副博士学位。毕业后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由此开创了我国独立科研机构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先河。 为实施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分配等统一管理工作，在院务会议之下设立了以吴有训副院长为召集人、由郁文等十三人组成的招生委员会（１９６２年改组为研究生委员会），就有关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在干部部门设立研究生处，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在郁文的主持下，研究生制度的实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创办和发展过程。１９５５—１９５７年先后招收研究生３４３人，大部分转为工作人员或延长学习期限；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停止招生；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改由国家分配应届大学毕业生作研究生 １９５６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第一个科学发展长远规划的实施，到处需要科学人才，大学生来源更显不足。１９５７年院党组决定，利用自身人才优势，创办一所新型大学，自行培养科研急需的大学生，以缓解供需矛盾。１９５８年６月，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具体建校事宜由郁文主持进行，后来他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 创办科技大学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系科设置以当时高等学校缺少的新兴边缘科技领域为主，实行理工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为科研发展提供高水平的又红又专的人才。最初设立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技术物理、化学物理、物理热工、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力学和力学工程、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生物物理、应用地球物理等十三个系（后又增设科技情报系），分别由有关研究所组织教学和科研活动。在中央关怀和院内外大力支持下，从批准办校、准备教学条件、公开招生，到９月２０日正式开学，仅仅用了一百天时间。 最初几年，郁文为办好科大倾注了很大心力。他坚持办校方针，按照三年打基础、五年成型的目标，团结全校师生员工艰苦奋斗，辛勤创业。他重视党的建设和政工队伍建设，积极推动政治思想教育活动，树立良好校风、学风。他经常到校同教职工和学生谈话，还抓住机会邀请老一代革命家到校作报告，聂荣臻、陈毅都不止一次到校并讲话。 学校成型以后，从１９６３年春起，郁文不再兼任学校党委书记。但是，他依然分管全院教育工作，关心科大建设，帮助学校端正方向，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共同奋斗。 大发展与大调整的经验教训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之风吹遍全国，全党全民大办科学，科学院自然也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能充当“观潮派”。总的来说，“大跃进”是不成功的，给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困难与损失。而“大跃进”作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我国科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是巨大的。“大跃进”的得与失，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有着不很相同的复杂情况。 “大跃进”与随之而来的大调整，像郁文说的那样，在干部工作方面集中表现为人员的大进大出。１９５７年全院工作人员１．７万人，到１９６０年增长到５．７万人。由于贪多贪大，战线摆的过长，人员发展过多（特别是转业义务兵吸收过多），而且质量不高，结构比例失调，带来了一系列矛盾，连吃饭睡觉都成了问题。１９６０年下半年以后，在中央八字方针指导下开始进行精简。对减人，院党组确定了“两保两减”原则，即保主业（科学研究）人员，减辅业（教育培训、生产试制、行政服务）人员；保骨干人员，减一般人员。到１９６２年底，院直属机构减至２．８万人。五年间进四万、出三万，这样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在科学院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教育与培训工作上则表现为大上大下。１９５８年一哄而起，先后办起了１９所大专院校，１５所中专学校，１６个物理训练班，２０多个其他训练班，学生人数最高达到１．２万人。１９６０年４月召开的第二次人事工作会议，也称干部培养工作会议，是在要求实现更快速度、更高水平、更大规模跃进的气氛下举行的，因而带有鲜明的“大跃进”色彩。没过几个月，风云变化，精简开始，最后除保留中国科技大学一所高校之外，全部陆续停办。 在精简调整过程中，不仅走的人思想抵触很大，不走的人包括许多领导干部思想抵触也很大。经过反复的深入的思想工作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打通思想，做好安排，收到了积极效果。总的看，在这一大变动中，工作比较平稳，做到了退而不乱，少伤士气。 对大发展与大调整的成败得失，郁文在１９６２年第三次干部工作会议上作了初步总结。他指出：四年来的工作，既有正面的成功的经验，也有反面的失败的经验，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
几年来的成绩和进展是：科学队伍发展壮大了。全院直属机构现有２．８万人，比１９５７年底增长１．３倍（注：此系剔除机构调整因素后的修正数字）。电子学、计算技术、自动化、半导体等方面都有了一支相当力量的科技队伍，其它一些薄弱学科也有了很大发展。 队伍的组成结构比较更合理了。１９６２年与１９５７年相比，科学研究人员增加１５５．９％，助理业务人员增长７０％，行政人员增长６９．５％，特别是技术系统的建立对保证科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队伍的质量提高了。我院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１．６％增加到１９６２年的１６．７％。全院直属研究机构不仅都配齐了党政领导干部，并已有３１个科学家所长副所长参加了党，已有３２个研究所有了科学家党员所长副所长。 高级研究人员增长了１１％，中级研究人员增长了１７０％，大量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涌现出来。通过自办教育培养了万余名大专和中专生。各研究所为地方和部门培养了万余名进修实习人员。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缺点错误，积累了丰富的深刻的经验教训。有的是好事办过了头，变成了缺点错误；或则是片面地强调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因而虽然这一方面取得了成绩，而另一方面则造成了损失；或则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但采取了错误的方法，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当然也有官僚主义和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所造成的。主要表现是：一、人员发展得过快过多，与国家经济条件和我院实际条件不相适应，注意数量，忽视了质量。二、对干部缺乏系统的认真的管理。客观困难是几万人大进大出，主观上的问题是没有对各类干部进行深入全面的考核了解和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严重片面性。三、对干部有计划地培养不够。一度认为研究生制度可有可无，选派留学生没有必要。对在职人员片面强调边干，忽视边学；强调“三敢”，忽视“三严”；强调“单刀直入”，忽视基本训练；强调对青年大胆使用，忽视科学家在业务上的指导作用；强调在工作中培养，忽视系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外语水平的提高。四、在挑选配备干部工作上，以及在总结经验，建立必要的干部管理制度上，也都存在问题。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大发展显然冒进了，而大调整也被迫减过了头。实际情况是，全国经济形势一经好转，根据工作发展需要，人员又迅速增加。至１９６５年，全院工作人员达到六万人。 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建设 郁文做工作一向很用心，有板有眼，既讲方针，又重方法。在他主持下开展的许多工作，在科学院是有开创性的，为不少工作立下了规矩。 １９５３年秋，为贯彻中央精简节约的号召，由他主持召开了人事（人员编制）工作会议，第一次研究提出了研究所人员分类和各类人员比例的意见。他在向院务会议的报告中说：这次会议初步将本院人员分为三类，业务人员、助理业务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以业务人员为基础，初步规定了各类人员之间的比例。考虑到研究所规模大小和业务工作需要情况不同，因而又将研究所进行分类，分别规定了各自的比例基数。他说：四年来，业务人员增加比例比行政人员增加比例要小。为此，这次精简总的原则是，精简行政机构，紧缩人员编制，紧缩上层，充实下层。会议拟定了四个文件，初步定出各单位精简方案。由此，以合理调整人员结构、提高队伍质量为目标，以控制人员编制和各类人员比例为手段，进行机构人员管理，包括六十年代的大精简在内，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 １９５４年９月召开的第一届人事工作党的工作会议，从人事工作角度说实际上已非首次。在郁文的主持下，通过调查研究，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人事管理工作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干部（分级）管理实施方案和职务表，任免（聘任）各级工作人员暂行办法及有关事项的规定，人员任用调配暂行规定，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高级研究技术人员专长调查表，人员统计表报制度及报表格式与填写说明，调整工作人员工资、包干费方案及工资标准表，工作人员福利费使用暂行办法，高级研究技术人员特殊困难补助暂行办法，保守国家机密暂行实施办法，研究生暂行条例草案等。规章制度的建设，既要符合国家统一规定，又要适应科学院实际情况，工作是有相当难度的。通过这次会议，在干部人事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召开了第三次干部（人事）工作会议，郁文作了五年来干部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跃进”以来深刻的经验教训，提出要继续有步骤地对科学队伍做进一步的整顿巩固工作，并有计划地充实提高。要加强对各类干部的管理，要加强干部的培养教育，要整顿干部工作队伍，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建立与健全干部管理工作的各种制度，通过工作制度的贯彻加强干部管理工作。会议提出并讨论了九个文件：培养研究生工作条例，研究生管理工作细则，在职科学研究技术干部培养条例，研究技术人员升职定职暂行办法，辅助业务人员定职升级暂行办法，关于建立研究技术干部业务考核档案暂行条例，干部管理工作条例，干部分管范围的暂行规定，干部任免暂行规定等。这次会议首次对研究生和在职干部的培养工作做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提出了对优秀科技干部实施重点培养的具体做法。 工资工作一直是在中央人事部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１９５４年开始实行统一的工资制度。通过第一次院人事工作会议讨论，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各类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并得到批准执行。其中科学研究人员的职务系列和工资标准是同教育部协调拟定的，相互一一对应。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副教授）、助理研究员（讲师）、研究实习员（助教）的职务名称一直沿用下来。值得提出的是，研究技术人员的工资等级中都设有特级，其工资额可以根据个人具体情况提请国务院审查批准确定。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颉刚的工资定为５００元，高于国家领导人的工资。这体现了中央对科学技术专家的特殊尊重和关怀。 １９６３年七八月专门召开了一次工资工作会议，安排全院工资调整工作。郁文主持会议并作了我院当前职工工资情况和今年调整职工工资的意见的报告。他指出：１９５６年全国工资制度改革和１９５８年以来的若干次修订，我院各类职工的工资制度基本上符合按劳分配原则，适合我院科学事业发展需要。１９５６年５０％职工升了级，广大职工工资水平得到提高，但安排得还不够合理。１９５７年以后基本上没有提高，目前存在很多问题，如实际工资收入下降，工资等级状况不合理，工资标准和工资关系的安排不够合理。这次调资在中央人事部门下达的调资总额和比例的范围内，尽可能解决了最不合理的部分问题。坚持按劳分配，尽可能做到比较公平合理，是郁文主持工资工作的基本思想。 在逆境中坚定不移 抓住机遇奋力拼搏 院党组一班人忠诚党的事业，工作兢兢业业，高瞻远瞩，脚踏实地，为中国科学院乃至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五十年代中期曾有“人心向院”之说。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是党史上称之为“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交互发生作用的复杂时期。尽管院党组在指导工作上也发生过失误和曲折，而科学院许多同志认为，这仍是科学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提到这个时期院的领导工作，不少了解内情的人认为，院党组始终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有疑惑时就更加谨慎一点，走慢一点，勤请示，多商量。而以科学研究为中心，团结科学家，走群众路线，这些基本点始终没有改变。院党组先是张稼夫掌舵，后有张劲夫（他是当时科学院唯一的中央委员）指挥，裴丽生等组织领导业务工作，杜润生掌管意识形态和政策宣传工作，郁文分管政工和党务工作。他们政治理论水平高，组织领导能力强，工作思想作风好，使院党组得到全院绝大多数同志的信任和拥护。后来“文化革命”的炮火长时间集中在“张裴杜郁反党集团”身上，这从反面说明了他们对科学院工作的重要贡献。 “文化革命”前夕，郁文率团参加山西运城地区农村四清运动，时间约十个月。 “文化革命”开始，郁文于１９６６年６月回到科学院。按照中央指示和院党组决定，他率领工作组去中国科技大学，希图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不久即撤离。 此后，郁文和许多负责干部一样，经受了连续不断的批判斗争，甚至病中也未能幸免。他被隔离审查三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专政队”度过的。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他被安排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创造世界，劳动锻炼体魄，但他也经受了急性血吸虫病的痛苦折磨。直至１９７２年２月才获准回北京疗养。 在运动中，郁文坚持学习，检查自己。对涉及自己的事，独自承担责任，从不推诿或连累他人。对批判斗争他很厉害的人，并不因此而记恨。他坚信，运动总有结束之日，总有雨过天晴之时。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总要继续发展下去。即或在他被“开除党籍”，被当作“敌人”对待的最困难日子里，也没有动摇过。在逆境中，郁文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
１９７３年１月郁文得到平反解放之后，正值新成立由科学家和管理干部十一人组成的科研工作组，他被任命为科研组副组长之一，从此开始转上科研业务管理工作岗位。在那昏天黑地的年代，内乱不止，科研工作遭受严重破坏，想抓科研工作谈何容易。当时，除去那些周恩来公开支持而又符合毛泽东的理论兴趣的研究工作，以及“四人帮”据以沽名钓誉的一些研究工作，如高能物理、数学天文等基础理论工作，以及某些有关国防和生产的科研开发任务等，尚能明正言顺地组织进行之外，基本上依靠基层单位和科研人员自发自觉的艰苦努力。业务组织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一样，冒着政治风险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１９７５年在胡耀邦主持下一度出现的全面整顿、系统纠“左”的曙光，曾经振奋了科学院干部群众的精神，焕发了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但好景不长，很快破灭。郁文也在此时又一次受到“右倾翻案”的审查。只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了继续为发展科学出力的机遇。 １９７７年１月方毅到院主持工作，郁文随即恢复“文化革命”前的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职务，次年出任秘书长，１９７９年初任党组副书记，直至１９８２年春奉命调离科学院。在此期间，郁文同副秘书长们一起，负责领导除政治工作之外的各项科研业务与行政后勤的组织管理工作。在院党组领导下，郁文先后配合郭沫若、方毅、卢嘉锡三位院长，组织机关各业务部门，为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各项业务管理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抓规划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学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是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依据，部分具有指导性，部分具有指令性，是党领导科学事业的一个主要手段。１９７７年５月底，中央决定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发动群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制订科学技术发展的八年规划。在郁文的具体组织下，从六月初召开科学院长远规划座谈会起，院部和各研究所先后成立专门班子，开展调查研究，听取科学工作者意见；首先从研究全院的战略设想、奋斗目标和各学科发展的框架设想开始，然后组织编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规划，最后再从整体与局部，学科与任务，科研与条件等方面的联系进行综合平衡，适当调整，编制出全院八年规划文件。 考虑到在基础科学方面，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是两支重要的方面军，全国有关的科研力量应当协同作战，才能打好这一仗。为此，经党中央批准，于九十月间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郁文坐镇指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和其他方面的科学工作者与领导干部一千二百余人。大家心情舒畅，热情很高，有的老一辈科学家甚至带着氧气袋前来参加会议讨论。最后形成“全国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规划（草案）”，包括总纲及各门基础科学与若干新兴学科的全国学科规划。这个规划的纲要（草案）后来成为“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一九七八年 在编制规划计划过程中，郁文特别注意从实际出发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认真研究规划的方法论问题。比如，何谓“全面安排，突出重点”？他认为，全面安排就是要建成一个既有纵深布局、门类齐全，又有我国特色的基础科学的完整体系。所谓纵深布局，就是要有层次。因为物质世界有层次，所以学科也有层次。它们研究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当代基础科学还在继续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深入扩展。同时，各学科之间又相互渗透，综合发展，往往在边缘交叉的地方异军突起．因此，需要全面安排，建成一个多兵种的学科体系。关于突出重点，关键是恰当确定选择重点的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是把四个现代化中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摆在首位，既有当前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也有战略性的探索性的长远课题。二是突出那些带头学科和带头领域，特别要抓那些可能会引起重大科学突破的、会引起技术革命的学科领域。 郁文还十分注意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扬民主，依靠科学家和科研管理人员。在学科发展方向、科研项目安排和重大任务选定方面，充分尊重科学家意见，在有矛盾时通过反复协商确定。这体现了党的科研管理干部的群众路线作风，也是科学院历史上一批革命老干部所以能够得到科学家诚心拥护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规划工作，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院科研工作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激励作用。当然，在当时从上到下普遍希望把十年“文化革命”的损失迅速补回来，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度热情激荡下，规划本身也存在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的偏向。这为以后编制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提供了经验教训。此后，郁文特别注意从国家和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出发，克服“左”的思想影响，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科研与条件的关系，并在改革规划计划方法方面，组织计划管理干部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在调整整顿中前进 拨乱反正的最初两年，大量工作是恢复整顿性质的：恢复业务行政管理机构，调配人员，恢复建立管理工作秩序；遵照邓小平关于“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要配套，要建成学科研究体系”的指示，分批回收原来被不适当下放地方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筹备建立少量急需而又缺门的研究组织等。到１９７９年初，院属研究机构从６５个增加到１１０个，职工总数八万人，超过了１９６５年的规模；研究技术工作和各项业务活动普遍开展起来，到处生机勃勃。 迅速恢复和急剧发展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郁文深切感到，院部的管理工作跟不上，落后于实际。在中央确定的院的方向任务上，认识不太一致，工作不太得力。一批研究所方向任务不明，有些工作和产业部门重复。成果数量不少，但多属国内一般水平。计划盘子过大，综合平衡没有搞好。任务和条件脱节，经费、物资、基建、外汇等各项条件全面紧张。全院人员结构不够合理，生活上欠帐太多。 中央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郁文积极组织各业务管理部门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在许多问题上，党内党外都有不同意见。既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小单位利益上的冲突，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对有些机构是否应该调整，某些研究方向是否应该收缩，常常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郁文是一个心怀坦荡的人，有意见总要发表，认为正确的总要坚持。他多年从事政治工作，习惯于听取不同意见，择善而从。１９７９年５月，在综合分析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在分院工作座谈会上系统地提出了在科研业务工作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八字方针的发言。 郁文提出：这次调整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在调整中前进，在调整中提高。局部上，有进有退，有上有下；总体上，稳步前进．这完全是个积极的方针。我们要大鼓干劲，用革命的精神做好调整工作。当然我们的干劲，不要再鼓到铺摊子、搞大计划上去，而是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切实解决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大量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大家的力量组织到科研生产上来。 他还提出，三年科研业务调整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学科发展政策，进一步贯彻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国防建设服务的方针；调整引进计划，以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引进为辅，积极组织力量，自己武装自己；调整科研机构，充实配套，完善科学研究体系；调整基建投资方向，大力填平补齐，挖潜更新改造，充分发挥现有老基地和老所的作用，稳步地进行新基地建设，并逐步改善群众生活。 改革科研管理，努力按经济规律和科学发展规律办事；改革各项条件的分配办法，考虑采取择优支持的方针；改革计划管理，搞好计划的综合平衡，切实加强重点科研项目的组织协调。 整顿研究所，认真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继续搞好以＂五定＂为中心的科研整顿；整顿院属工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严格经济核算。 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努力提高科研工作水平，提高职工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提高管理水平，多快好省地出成果、出人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他还分别就进一步贯彻办院方针，加速实现实验手段现代化，调整科研机构，调整基建投资方向，改进财务管理，加强院的科研管理系统等九个问题做了详细阐述，提请会议讨论，听取大家意见。这次提出并经以后逐步充实的关于科学院贯彻八字方针的意见，成为三年调整期间的指导思想。为了实现调整整顿的目标和要求，组织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调研工作。比较而言，上马容易下马难。调整一个机构，调整一个大的项目，调动一批人员，不仅有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还有大量的实际问题要解决。既要调整而又不伤感情，不影响积极性，其难度可以想见。郁文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总的看，这次调整比较平稳，达到了在调整中前进，在调整中提高的目标。 努力为科研提供较好物质条件 郁文一贯重视科研和生活后勤工作，实实在在地当了几年的“后勤部长”。 国家计委恢复召开每年一度的全国计划会议之后，郁文总是代表科学院参加会议。除了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使科研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主要任务外，更实际的任务是通过会上会下汇报情况，争取国家在物质条件方面的更多支持。因为，只有国家计划下达的经费指标、外汇指标、基建投资指标、大学生分配名额指标，才可能拿到手；只有正式列入国家基建计划的大中型项目，才算正式立项，可以开展建设工作。在中央和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国家对科学院的投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少量临时发生的计划外的紧急需求，也常能得到批准。因而，日子比较好过，在当时供应条件和管理制度制约下，各项经费的年度指标还时有节余。 郁文的工作方式是，对上争取理解支持，对己要求管好用好，对下宣传勤俭节约，也就是十分注意投资效益和办事效果。他在正式会议的讲话和在许多埸合的谈话中，经常谈及这方面的问题。他经常挂在心上的是，我们拿了国家多少投资，给人民贡献了多少成果，我们管得用得好不好？而且，他总是认为，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经常揭露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他在一次大会上就说：国家给我们的科研事业费三亿六千多万，基建费给了一亿，实际花了八千多万，还有教育经费一千多万，总共四亿多，相当于全国人民每人一年要拿五角钱，来供给我们科学院。我们的贡献与此相比还很不相称。他还指出了许多积压浪费现象。当时有人认为，把院内的浪费事例揭多了，上面会不会卡我们，少给我们支持？他对此不以为然，还是年年讲，经常讲。 为了管好用好国家投入的财力物力，提高管理水平，他积极推动管理制度改革，试验新办法，采取新措施。比如： 为增强经济观念，发挥群众理财的积极性，从１９７９年开始试行科研课题经费核算； １９８１年，在下放权力实行两级管理的同时，把整个事业费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各所年度预算经费，实行定额核定，包干使用，节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原则；一部分为院管重点课题专项经费，随课题戴帽下达，专款专用。在分析研究大量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开始摸索定量核定方法，并引入学科系数、择优系数等概念，为破除大锅饭、平均主义弊端迈出了重要一步； 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为推动基层单位自己组织收入，生产创汇，经财政部批准，实行收入留成办法； 在基本建设管理方面，既要求宏观上要有控制（控制大中型项目、小型配套项目和住宅建设的比例，以后大体上各占三分之一），又要求加强院管项目的前期准备、工程管理和财务管理（在学部恢复活动后，对大中型和若干重要的科研建设项目，由学部组织科学技术专家进行评议），以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计划的可行性。 为改变仪器设备严重落后的局面，１９７９年就系统提出了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引进为辅，加速实现实验手段现代化的部署。一要组织起来，自己武装自己，分批安排若干种仪器设备的研制、生产、供应；二要组织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协作共用，充分发挥潜力。区别情况实行专管专用、专管共用、共管共用，逐步按地区和分院配套，考核利用率。对老仪器要进行更新改造，提高仪器性能。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搞生财之道，要结合各所的特长，结合科研方向，结合院内外的需要，以产补研，以产促研，不要只顾找钱到处揽杂活。 在国家的支持下，在方毅院长亲自努力下，经过几年的工作，科研条件有显著改观，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 学习新经验 推进管理改革 郁文是一个接近干部群众，善于向别人学习的人。他经常讲，我们不懂科学，首先要向科学家学习，向内行学习。他所以能从政工岗位顺利转上业务领导职务，而且得到科学家和业务领导干部的普遍信任和尊重，与此不无关系。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他每年总要拿出一段时间，集中下所调查研究，或出国访问，了解外国科研管理情况，而且每次必有收获，必定做出调研报告，并在业务管理工作中积极吸收、采纳。 １９７８年郁文率团访问美国，１９７９年访问联邦德国和法国，以后又曾访问日本。这是几个有代表性的科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科研组织结构、科技发展政策、科研管理体制等方面，他们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他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而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又必然会有各自的特色。我们一要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二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在国外的许多所见所闻给他印象很深，感触很多。对科研实施管理的基本手段，在美国主要是：一靠钱，对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分别实行基金资助、合同经费或政府拨款的不同办法；二靠民主，广泛实行同行评议，处处要竞争。项目择优支持，人才选优录用。既重学术交流，又重人才流动。在西德和法国则实行比较集中的科研体制，更注重研究贯彻科学发展政策，注意几方面科研力量的分工协作，形成全国科研体系。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德国马普学会，决不搞与别人重复的研究，大学、工厂做的它不搞，科研项目到了应用开发阶段就划出去。随着科学的发展，开辟新方向，建立新研究机构，同时就停掉旧方向，关闭老研究所，不使机构无限膨胀。 他们的管理部门工作人员都比较少，参与管理的科学家或顾问则很多。管理部门主要抓大事，让下面有可能创造性地工作，办事程序明确，工作有章可循。总体上看，他们科学技术发展快，水平高，这同管理科学化，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共同规律是有联系的。当然，他们的实际问题也不少。如此等等。 郁文通过考察，亲眼目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这些发达国家，科学家工作很紧张，节奏快，说是每周工作五天，实际上许多人是七天工作，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学习。因而，他对我们如何尽快赶上去，很感担心，很有压力，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１９８０年郁文率领调研组到东北各所调查，１９８１年先后到上海各所、南京和合肥各所调查研究。每到一地都是逐所逐室了解情况，组织各类人员座谈，广泛接触管理干部和科研人员，分析研究问题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次下所调研时间最长的，用时一个半月。天天连续工作，从不游山玩水。 １９８１年到上海各所调研，是在全院工作会议之后不久。这次会议是一次集中贯彻中央批准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重要会议。会议开过了，各基层单位贯彻执行情况如何，有那些重大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就成为郁文这次调研活动的主题。 经过一个月的工作，他针对基层单位提出的落实会议精神的几个难点，如建设国家队难，调整方向课题难，定编定员难，党政分开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难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分析。比如，关于方向课题的调整问题，他通过总结上海各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个原则。第一，研究所一般宜于按二级以下学科建立，学科方向不宜多，特别是不要让距离较远的学科在一个所内平行发展。否则联系较少，矛盾很多，难于深入工作。第二，在一个学科内的有关分支领域也不宜各自孤立发展，应该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也要有主有副，抓住一二个有前途的分支集中主要力量向深广开拓，或者注意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或者围绕若干共同的研究对象与任务协同开展工作。第三，学科方向要长期稳定，决不要轻易大转行，而研究内容要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要随着国家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一旦出现有生命力的新领域，在及时开拓的同时，要适当收缩、并转或停止一些旧领域的工作。方向越来越多，规模越搞越大，长此膨胀下去总是不行的。 他进一步认为，为什么我们一些研究所在方向课题上容易发生重复？除去政治上、体制上的原因，最根本的是由于在学术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又缺乏预见，水平不高，简单地学外国，盲目地跟着别人跑。外国出了个新东西，大家一哄而上，抄来抄去；国家建设提出了问题，大家都到相同的文献里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结果必然发生重复。真正创造性的工作是很难完全重复的。在我国现在的科学发展阶段，必然有相当部分的工作是仿制性的，重复国外已有的，跟着外国人走的。掌握、消化世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于这类发展性工作，科学院研究所应注意三条：一是凡别人能够做的，就尽量让别人做，别人仿不了的，我们当然要积极承担，但不搞低水平的不必要的重复；二是要提倡仿中有创，至少是先仿后创，逐步走出自己的路子；三是必须要求达到实用的目的，真正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使人民得到实惠。 他的这个名为《关于贯彻院工作会议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得到院长们的充分肯定，并以中国科学院文件的方式转发院属各单位和机关各部门参考。通过调研考察得到的收获，大都反映到他指导工作的言论行动之中。 新体制下的秘书长 １９８１年５月，在距上次学部委员大会２１年之后，召开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这次大会对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做了重大改变。郁文成为新的领导体制下由学部大会主席团任命的科学院秘书长，除党的工作之外，统管经常的行政业务组织管理工作。院长副院长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学术领导上。用院长卢嘉锡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人是受命于过渡之际。主要就是从行政领导为主过渡到学术领导为主，通过加强学术领导和科研管理的科学化，贯彻执行科学院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引导各门学科的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推动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的不断提高。 经院务会议决定，恢复召开全院的计划会议。１９８２年１月７日起召开的计划会议，贯彻中央精神和学部大会与主席团决议，以讨论科研计划和各项事业计划为中心，审议重点科研项目，研究改进计划管理。同时，对上一年度的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年度的工作做出安排。郁文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 郁文讲话和指导工作，有一种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风格，敢于揭露矛盾，联系思想认识解决矛盾，而不顾忌是否会得罪人，是否有人会不爱听。为了使计划的讨论和制订尽可能符合实际，尽可能切实可行，他在部署工作时，对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专门做了阐述。他说：过去主要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往往是只看需要，而不问可能，盲目赶超，急于求成，超过了国力支持的现实可能，发生了几次曲折。我们考虑科学事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要时时想着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注意到国家的财力状况，不要抱着不实际的想法。对大型科学实验装置的建设，一定要量力而行，分期分批上马．不应该硬着头皮上，也不必怕外国人笑我们。勉强上一个大项目，挤了一大片正常发展需要，从效果上讲是很划不来的。 对科研机构的建设，一定要有学术带头人，坚持“无神不设庙”。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生产，不是装好设备就能出产品，经过短期培训就能掌握生产技术的。科学研究是一种需要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没有一定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集体，不管物质条件多么好，也是做不出有重大意义的成果的。过去那种一盖房子，二买设备，不管有人没人就建研究所的做法，不能再有了。 他的这些话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的。 他认为，总的说，需要与可能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逐步实行择优支持是唯一有效可行的办法。对每个研究所、研究室，通过专家评议，划分出择优支持的类别，让一批基础好、成果多、潜力大的单位先搞上去，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应该得到全院同志的赞同。 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认为，这次会议有新意。一是根据中央精神，对组织全院力量加强协作攻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初步安排了一批重大综合项目。二是把首次试编的院重点课题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五年滚动计划草案统统印发，使大家在了解全局的基础上研究分析问题，共同讨论修改，开始改变过去那种“上面下指标，下面照着办”的简单办法，初步发扬了民主管理的精神。三是在计划管理改革方面提出了一些新办法，主要是院重点科研课题及其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和院属研究所科学事业费年度预算指标核定办法。虽然实行结果，通过竞争择优，必然将出现各单位经费有多增、不增、或者减少的差异，但大家对这种改革的思路是积极支持的。由于人走境迁，这种计划会议以后没有再继续召开。 这段时间的秘书长郁文，实际上是科学院的“总管家”。他虽已年逾花甲，依然是经常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办公室。不少熟悉他的人总爱找这个少人打搅的时间向他汇报情况，要求解决问题。他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胸有全局，脚踏实地，既抓实际问题，又抓思想认识问题。他尊重科学家，支持科学家，同科学家院长们团结合作，协调默契。他对手下干部，既严格要求，又放手工作，办事时一丝不苟，不允许应付了事，闲暇时有说有笑，还可以开上几句玩笑。 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既需要有在科学界威望高、领导水平高的科学家，又需要有政治上强、组织管理能力强的管理干部。在全能全才干部难得的条件下，这两方面干部的成功搭配，是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有效率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条件。可能正是由于这种需要，当１９８２年４月中央调整院党组领导班子，郁文奉调去中宣部工作时，许多人希望他留任，卢嘉锡和三十多位科学家也上书反映意见。这表明，郁文也是身离科学院而依然使人留恋的领导干部之一。 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１９８２年４月，郁文到中央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时隔３０年，他又回到宣传战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新事物不断出现，人们的思想也空前活跃，甚至存在某种混乱。宣传工作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也面临着新问题、新任务。郁文时刻注意的是，准确把握中央的方针政策，努力在工作中不出偏差，并注意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向宣传部门传达信息。郁文还兼任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被选为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８３年，郁文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８６年４月补选他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民族委员会副主任，从此开始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直到１９８９年。他担任这个职务，看来与他曾在西北多民族地区工作的历史有关。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法律法令的审议工作和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他还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央派郁文率工作组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干部考查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１９７７年正式建院后，研究领域和事业规模有了很大发展，研究机构增加一倍，达到３１个，工作人员近五千人。郁文在全院大会上对清查工作主要讲了两句话：一不能走过场，二不能搞过头，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不久郁文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１９９１年改行党委制后任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他配合院长胡绳，发挥研究人员和全院人员的积极性，努力工作，继续前进。 １９９２年，郁文被选为中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年底不再担任现职工作。 １９９５年３月，他受聘担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