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七)二十块钱买了一个“胡绩伟”

      1933下半年到1935上半年，我在省师只读了两年。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因为后一年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在这生病的一年，我自学了省师二年级的全部课程和三年级的数学课，并提前一年考入了华西大学数学系。同时，在省师的两年，我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政治，开始进入我的生活领域。
　　同班同学周海文和涂万鹏，我们的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我们一起热心学习进步书刊，一起讨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事物现象，一起关心时局的发展变化，同学们戏称我们为“三学士”。
　　当时，车耀先是省师的教员，教我们注音字母课。他在课堂上常常纵谈天下大事，分析全国抗日救国的形式，有爱国心，有正义感，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我们三人常向他请教一些时局问题，主动地有意识地接近他。
　　这时，我们同张显仪，彭为果等一些同学，团结了越来越多的同学，相互交换阅读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和书籍。我们都比较穷，大家商量好分工买。你买这本，我买那本，交换借阅，形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读书会。我们在学习课业上也很努力，考试成绩优秀，在同学和老师中得到好评。
　　这时，我们同车耀先老师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在祠堂街开了一家餐馆叫：
    “努力餐”。我们常到他家去，听他讲关于红军、苏区、共产党和苏联的情况，这对于我们这些处于闭塞、偏僻的四川学生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我进入二年级不久，我自幼就有的痔疮恶性发作，住进了教会办的同济医院。
　　令人奇怪的是，医生说我的痔疮是遗传性的，是十分罕见的。记得母亲说过，在我呱呱落地，第一次为我洗澡时，就发现我肛门旁边有一颗红痣。开初还以为是什么吉祥之兆，不到一岁，那颗红痣就出现红肿，化脓、疼痛。脓水流出后，五六天就结痂，痂脱后又是好肉。就是这样，几个月发作一次。那时，都是靠民间的土办法来治，红肿时就摘一片“马兰子”的叶子帖上，一天换几次，能止痛，促使它早些流脓、消肿、结痂。老百姓说这是“养身病”。十几年都是这样，坐板凳，走路困难一些。
　　这次恶性发作，内痔外痔串联起来，成为痔漏，天天流脓血，疼得钻心，难于忍受，进医院不几天就动了手术，伤口还没有愈合，又红肿化脓。第二次手术把肛门挖了一个大洞，按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用烧红的烙铁来烙，说这样才能消毒除根。这一来，伤口拖了三个月才愈合，而且在愈合后留下一个大硬瘢，使得我几十年来右屁股不能坐，一坐就压着那块硬瘢，引起疼痛。十几年后，在1947年的延安保卫战中，因长期骑马，转战前线，这块硬瘢又出现红肿，痔疮又发作了。这一顽症一直纠缠了我整整一生，大大影响了我的健康。
　　那时，没有什么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等等。因为我是品学皆优的学生，几位老师对我十分关心，学校给我很多经济补助，使我得以在教会医院里进行治疗。
　　我考入公费的省师以后，不愁学费伙食费，心情特别舒畅。当时，我给二伯父写去过一封信，说我以后的学费伙食费再不必依靠他的供给，只求他继续供养我的母亲。这次住医院，经济发生了困难，同学们劝我还是给二伯父去信，他理应负担我的医药费，我虽然心里不愿意去求二伯父，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几经同学们的劝说，我终于硬着头皮给二伯父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病况，希望他能给一些补助。二伯父收到以后，只给我寄来五元钱（按当时学校的供给情况，一元钱够吃十天的伙食费），使我更加感受到二伯父的无情无义，增添了我对他的憎恨。当时大姐德如、二姐德辉都在外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三、四十元，她们也寄过钱来，却是一十、二十的。而二伯父对我的这点施舍，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把这五元钱的汇票撕得粉碎，偷偷地哭了一场。“为富不仁”，使我有了一次切身的体会。相比之下，我家邻居廖树桃的妹妹，还有一位姓杨的老乡，都在这个医院里当护士，她们见我生活节俭清苦，住了这么久的医院，从不买些好东西吃，就给我炒一点猪肝送来，说动了手术后要补补血，使我十分感动。可见，人间自有温情在！并不是人人像我二伯父那样，具有一副见死不救的黑心肠。
　　在省师的第三学期，大部分时间住了医院。到了第四学期的后半段，我又染上了疟疾，发高烧，说胡话，又病了一个多月。真实屋漏又遭连夜雨，逆水行舟又遇顶头风。我的学习毅力是十分顽强的，即使躺在病床上，我还是勤学苦读，从来没有放松过课业。自立自强的信念支持着我，在省师两年中，虽然将近一年生病，我不仅把两年的课业学得很好，而且还把第三年级的数学课程也学完了。所有练习题也统统作完，同学和老师也很惊讶，称赞我坚韧不拔、刻苦奋斗的精神。
　　这时，我还是很喜爱数学。恰巧，教我们班的数学教师也令我十分崇拜。他教数学十几年，富有教学经验，对课本可以说倒背如流。他上课时不拿课本，讲得深入浅出，头头是道。他还经常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事例来讲数学，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写。奇怪的是他擦黑板不用放在一旁的黑板刷，而是用自己的衣袖；右手拿着粉笔写，左手抓着袖子擦，边写边擦，一堂课讲完，他已经变成像是从面粉缸里钻出来的面人儿了。他的学识，他的怪癖，经常是同学们的议论话题。俗话说，师高弟子强，我对数学建立了浓厚的兴趣和这位老师有很大关系。
　　在我第四学期快要结束时，我的邻居廖树桃当时在华西大学教务处工作，他是我在培德中学时的高班同学，从培德中学考入华西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他知道我的成绩特别好，两年就学完了三年的课程，他劝我不必再读省师的第三学年，买一张高中文凭，可以直接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我说我没有钱，上不起大学。他说有办法，一个办法是加入教会，领取助学金，我当然不同意。另一个办法，就是考入大学以后，他介绍我到华大的附属中学－－高琦中学去教数学课，每周只要教四小时课，得到两块钱的酬金，就可以维持我读大学的费用。当时学校的伙食费一周只要七角钱。我很赞成这种勤工俭学的办法，几位朋友都鼓励我直接升入大学。
　　到哪里去买文凭呢？当时，买卖文凭比较常见，只要花上十几二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张高中毕业文凭。考上大学还得交一年的学费十八元，哪里去找这笔钱呢？几位好朋友帮我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在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回家时把自己的被子和好衣物拿到当铺去典当，等他们从家里回来时，每人总会带一些钱回来，到时再到当铺里去赎回来，这样凑够了买文凭的款子。
　　经过同学们的努力，终于找到买文凭的路子。那位卖文凭的叫“胡绩伟”。拿着这张文凭，我考入了华西大学数学系。从此，我就改了名，用二十元钱买了一个“胡绩伟”。从1935年下半年到如今，胡绩伟这个名字伴随了我的四分之三的人生。胡德恕这个名字，除了填写在干部登记表上外，很少有人知道它了。
　　建国以后，我曾在同学故旧中打问过这位卖文凭的“胡绩伟”，已不知去向。

　　　　　　　　　　　　　　　　　　　　　　1995年5月6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