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这二十年----一个转业老兵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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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11日，我怀着对部队的美好憧憬来到武警某部。我所在的部队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部队，本人所受的教育训练也很扎实。新兵连的三个月永远难忘，在这里，我获得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个荣誉----连嘉奖一次。当年7月2日，我和49名新兵一起被分到全支队最偏远的山区中队。8月初，和另一位战友一起被推荐到支队参加通信技术培训。那时的学习培训不凭关系，主要是凭个人素质和班、排长推荐。通信集训时，我学的是报务，就是操作使用用电台。记密码是最为痛苦的，二十多个学员比学赶帮超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毫不夸张的说，当年的密码到现在我还能背记。这次集训本来三个月，因为要迎接总队的通信表演，被延长了两个多月。那次汇报表演，受到了总队首长的称赞和驻地市委书记的肯定。当然这当中也有不愉快的事，离开中队时司务长退给我的70多元三个月伙食费，在报到的第二天还没交给新司务长时，就被人偷了，害得我三个月的津贴被扣光。
1991年元月，集训归来，我在战斗班工作了一个月，被指导员抽调到队部当文书兼电台员。我所在的中队是个大建制的中队，新兵能在队部工作是件很荣耀的事。尤其是当书更是风光。那时的文书责任重大，不仅管理着100支各式各样的**，还管理着全中队人员的档案。正因为管理着档案，再牛的老兵对你都十分的客气，他怕得罪你了，自己的档案会有什么闪失，奖励没装进去啊，表格没填好啊等等。我中队有一任文书因为一个老兵曾经欺负过他，该老兵退伍时，他就凭空给其档案装了一份处分卡片，以至于该老兵退伍安置时出了问题，到部队费了好大劲才把档案处理好。从此，中队文书的地位空前提高。那时的文书虽然责任重大，但不象现在文书这么累。我当时的工作是及时收发上级下发的文件，送中队首长阅示，填写各种表格登记，再就是每周擦拭武器。那时部队战士思想都很单纯，虽说按要求武器库是双人又锁，但实际上两把钥匙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指导员需要上山打猎时，让通信员一叫，我保证在三分钟之内到位。
1991年9月，我被抽调到支队司令部任绘图员。好不容易在中队熬成老兵，到机关后一下子变成了新兵。因为大多数是干部，几个战士虽说是同年兵，但人家先来的。在机关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先来，谁就是老兵。当绘图员，除了绘图外，更多的是日常的杂务。做卫生、帮参谋写个小东西以及到总队送文件是大部分的活。作训股事情多，人员都很精干，在他们手下做事，虽然累点，但也很锻炼人，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最难忘的是和李参谋加班绘制全单位的作战方案图，整整三个月，天天加班加点。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报考军校前3个月，领导才安排我复习迎考。
1992年，是我人生十分关键的一年。那时是三年兵役制，对农村兵而言，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考上军校了，如果考不上军校年底就要退伍。股长说，你小子要是能考上军校，这辈子就有皮鞋穿了，否则就一生穿草鞋当农民。对我自己而言，考上军校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当上军官后找个城里的媳妇，让我们老家村支书的女儿王某某后悔。因为入伍之前，我父亲找人去她家说亲，支书说他家姑娘还小，还要到城里给她表姐带孩子，硬没答应。其实这只是他搪塞的理由，听人说，他嫌我家穷，而且我父亲连个生产队长都没当过，门不当户不对的。
那时考军校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两考定音（现在支队组织一次挑选，然后总队再分片预考，最后全武警部队组织正式考试）。记得当时支队组织考试时，由于准备不充分，考得很不好，本没有报很大的信心。成绩出来时，得知还是被录取了，原来那时大家的文化底子都很一般。当时支队预考过关的有23个，其中有两个人都是有关系的。一个是武警总部的关系，别一个是驻地一要害局长的公子，我们当时都以为是给他俩作陪考的。支队对考学工作很重视，把我们集中起来，专门到地方学校请来老师辅导。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朝着找个城里媳妇的目标，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复习。我们支队机关附近山上有个山叫羊祜山，这个山好象是为了纪念历史上那个叫羊祜的名人得名的。我们复习时，经常到那座山上，每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背题，开饭前统一带回。往返途中，看着满街如花似玉的城市妹子，我当时就幻想着等我当上军官后，她们其中的一位就是我的老婆。由于我们报考的是中专，除了文化课之外，还要考军事动作，因此每天的长跑是少不了的。
当年的6月16日，我们二十多个军官预备队被送到离省城附近的一个城市（当时指挥学校所在地，现已搬迁省城），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一个多月后，我们的考试成绩出来了，干部股干事、我新兵连的排长第一个告诉我喜讯：你考上了！和我一起上榜的还有另外11个战友，而那两个有关系的却双双落榜。你要问我当年考了多少分，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当时考上的和没有考上的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也没有人查，大家都相信组织，相信部队。
在一个多月的紧张、激动的期盼后，1992年8月30日，我们打着背包来到了武警某指挥学校。
上一节说过，1992年是我人生的关键一年，所以，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要多一些，不得不分两节来叙说.
到指挥学校报到后，我们共同的感觉是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是条件差。学校是刚刚成立的，硬件及软件设施十分的简陋，居住的是50年代盖的部队医院，寝室连个学习桌都没有。尤其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生活用水没有保障，水龙头的水像小孩尿尿，十几分钟还接不到半盆，有时洗澡刚把香皂沫上就停水了。硬件差点倒可以克服，毕竟我们是来学知识的。那时学校打出的巨大条幅：弘扬抗大精神，争做优秀学员！再怎么，现在的条件比当初抗大不是强多了。从软件上看，学校组建以来，基本没有几个科班出身的教员，相当一部分教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武教头，他们的教育管理方法和部队的连队差不多，只重视纪律和军事训练，不重视文化学习。学员队每天一次5000米跑，学校每周搞一次5000米会操。更要命的是每半月学校还要搞一次万米长跑。幸亏我从5岁时开始给生产队放牛，打小在赶牛的过程中练就了长跑基础，这些对我来说不在话下，虽然成绩不是十分突出，但跑个优秀是完全没问题的。二是学员地位低下。那个时候，新老兵等级观念强。上学前在连队时，我们都是受人尊敬的老兵，一到学校就变成新学员了。当然老学员不会欺负我们，而是学校的战士。我们每天轮流帮厨，如果哪点工作没有做到位，炊事班的新兵就敢骂人，我们只能忍受。因为开学时，学员队长把不能以任何理由与战士发生矛盾做为铁的纪律宣布的。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一情况有所改观。一河北籍学员帮厨时，因为一战士骂人还对他动手，这个战斗班长出身的学员实在忍无可忍，抽出一把菜刀追着那个战士，撵得满院子跑，好多人都抱不住，直到学员队政委亲自出面才把这一事件调停。
学校伙食是出奇的差。没油水不说，米饭中的沙子根本不能吃，稍不注意就会被打牙。有一个学员吃饭时从自己碗中找出了36颗沙子，放到学员队干部桌上，让他们看。没想到一个月后，该学员被学员队评为差等生被推迟授学员衔。后来我们才知道，本来的军供大米被学员队卖了，从黑市买来不合格便宜大米，以赚取差价。 学校的考风也很差，每次考试前，都有人能找到试卷，并提前背记，以便为争取“优秀学员”打基础。时间长了，我们班的学员找到一些便捷的方法，就是在考前，分头到各班，收集整理别人复习重点，然后再集中，考试时，所有的考题都没有出乎这些。军事项目的考核不能抄啊，得教员说了算，有人就主动给教员送礼，以换取高分。那时我们当中流传一个顺口溜：红塔山不用看（你做动作教员根本不看就是优秀）；阿诗玛八十八（基本良好）。我自己军事素质还过得硬，所以基本没有给教员送过礼。
上学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一届农运会的执勤，还亲眼目睹了当时国内一些歌星的风采。象毛阿敏、彭丽媛、毛宁、蔡国庆等。我们学员中好多人都有他们的签名。这次执勤毕竟是国家级的活动，我们参与其中，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
学员队的两个领导，队长比较正直，政委比较爱财。政委的主要工作是管党票，哪个要入党就得找他，我们当中有只有少数学员上学前在原部队入了党，没入党的，到学校后，还得表现表现，以解决组织问题。我虽然当过一年的班长，但不喜欢政委的人品，也就没给他送礼，所以组织问题一直到回部队当干部后才解决。
两年的军校生活基本上在这种模式下生活。我们总的感觉是，文化没有学到，军事训练都有提高。1994年7月，艰苦而难忘的两年军校生活结束了，我们也毕业了。
1994年7月我们9名学员从学校毕业后回到原单位。我们回来时，刚好遇到全武警部队司务长制度改革，即把过去由志愿兵担任司务长改为军官担任。我们当年毕业的有8人被任命为所在单位司务长。我接手时，中队帐上只有700元的存款，一个星期后，餐馆老板过来要帐，说中队上年欠他2000多元的餐费还没结。我向中队主官汇报后，他们都说是事实。欠帐还钱天经地义，虽说不是我经手的，但部队还在这儿。我的老天啊，接手个烂摊子，让我这个新官怎么搞呢？没过几天，炊事班长向我报告，中队已经两个月没有买煤了，第二天早餐没有柴禾做馒头。我向中队主官汇报，他们来一句：这是你司务长的职责，你自己想办法！事后得知，因为中队没钱买煤，两个月来都是炊事班长“想办法”解决的，中队能烧的都烧了，甚至后面一栋没使用平房的门窗都被烧了。到最后，他们烧战士的旧解放鞋做饭！
为了还清中队的欠款，节约开支，减少漏洞，我只能精打细算，天天和给养员一起骑自行车到8公里外的集镇上买菜。通过调查，我发现给养员买菜的学问大着呢，如果监督跟不上，一个给养员买一百元的东西，他可以从中赚20-30元，这个帐算下来真的不得了。通过半年的努力，中队的欠帐基本还清，年度还略有节余。
体现司务长真正的水平是不只是业务，更重要的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本人农民出身，办事认死理，不会拐弯抹角，因此得罪不少人，而且是领导。比如，你好不容易一个月从战士嘴里扣出一点节余，准备给官兵买点裤头背心时，中队干部一下子拿来比你节余两倍三倍的**让你报销，你能怎么办？那时的财务手续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所有的开支都是用部队的代**上帐，两个主官签字就能报销。说起冲帐的事，我们另一个单位传出了笑话。我的一个同学办事很认真，刚接手时，中队主官让他冲帐他不敢，怕查出来要负责任，但又不敢得罪领导，于是在每一笔假帐**背后用钢笔做个注明。后来，支队财务股查账时发现有一张600多元的“猪饲料”的**背面写着“招待支队某领导用，目标单位某领导陪同”！由此可见当时财务管理的混乱。
也许你会说，当司务长你不会灵活点，又不是主官，干吗那么认真呢？如果你现在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完全可以接受，但那时年轻，都想在本职岗位上有所建树，都想迈好“干部第一步”，可司务长这个角色的确不好把握。讨好了领导，侵犯的是战士的利益，把战士的伙食调剂好了，领导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行，两头为难。尤其是老兵退伍前，中队的伙食很容易成为战士发泄不满的导火索。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单位的老兵在退伍前，因为伙食不好，老兵把中队的菜盘当成飞碟在食堂里乱扔，中队干部见了就躲。因此，我给自己定下原则，就是以战士利益为第一，兼顾领导的利益，自己坚决做到洁身自好，只有这样，任何领导也拿你没办法。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当初选择的这一做法是正确的。两年后，我们一起当司务长的8人，一个提前调到别的总队，一个中途打报告改任排长，其余6人中，有4人因为经济问题受到处分；2人被推迟晋升副连（排职3年半），我是后面两人中的一个。他们4人当时跟着主官一起顺手捞一点，没想到主官捞的他们自己签了字的，是合法的，即使用“猪饲料”招待领导也不为过，司务长自己捞的就说不清了。虽然我们2人什么问题都没有查出来，但以中队经费管理混乱为由，推迟晋升。
我在干满三年司务长后，没有得到提升，心里有想法，便主动要求改任排长，毕竟单纯一些。
1996年8月，我被调任另一个单位任排长。
我担任司务长期间，虽然两次被评为“红管家”，一次获得司务长比武个人第二名，单位帐上节余经费比接手时翻了三番，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成绩还是没有得到上级肯定。1997年6月，我被平职调任到另一个单位任排长。
当排长工作性质比司务长单纯多了，抓训练、抓管理、抓执勤、做思想工作以及搞好值班，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事。我认为，当干部只要对战士们好，肯定会得到回报，人都是讲良心的。当时我的排里兵有第四年的老兵，也有刚入伍的新兵。有个河北籍的新兵姓姚，战士们叫他“姚大枪”，我以为他射击技术好，这个外号叫着响亮，同时也有激发部队战斗力的意思，我也跟着叫。有一天，这个“姚大枪”单独找我汇报思想，说我不该在全排人面前叫他绰号，有伤他的自尊。我说这有什么呢，当年毛主席还当着全军的面称一个作战特别勇敢的王团长叫“王疯子”呢！他说，他这个绰号的是因为他的下面那个“老二”长得比一般人大许多才得来的。原来是这样啊，我当场向他道歉。后来有次洗澡时我发现，这个“姚大枪”的那个玩意的确很大。
新单位指导员兵龄比队长早四年，队长是代理的。在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山区，指导员在官兵心中的地位有时真的不亚于皇帝。中队的伙食费他控制着，因为冰柜在他寝室里放着，想吃什么随时拿。战士入党、进教导队和提升班长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不送钱的话，二两棉花----不弹（谈）。尤其让战士们反感的是，中队的服装发放也由他亲自发（司务长当时参加支队集训），每个战士的毛巾都被他克扣一条，一些外出学习、集训人员的迷彩服都被他克扣。我排里一江西战士因为参加军校考试没在中队，等他回来时，新服装一件都没有了。这个战士很老实，不敢向指导员要，就向我反映。我在中队思想分析会上讲了这件事，没想到正在主持会议的指导员暴跳如雷，对我破口大骂。我当时想，作为排长，对排里战士反映思想问题正常汇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此据理力争。结果是，衣服给战士要回来了，指导员让我给彻底得罪了。以后，他处处和我过不去，经常开会时指桑骂槐。从此，我也不依不饶，既然你做得初一，别怪我做十五。只我值班，点名时从队长指导员开始，而他是从来不参加点名的。我在点名前宣布，各班排人员不在的由班排长说明原因，干部不在的由队长说明原因。几番下来以后，只要我值班的活动，他没有不敢不参加的，毕竟在全体官兵面前是要讲起码的原则的。
1997年12月，我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单位任副政治指导员。因为身兼团支部书记，我积极开动脑筋开展了不少活动，受到支队的肯定。其中在支队政治处组织的黑板报比赛中，全支队16个单位参加，我中队荣获第三名。
在中队任副指导员一年半后，1999年3月，我被调到支队政治处任保卫干事。
部队的保卫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犯罪和案件处理。在绝大多数单位，保卫部门一般是不受重视的，除非该单位发生过重大案件。我所在的单位的保卫部门相比其他单位，其受重视程度还是很高的，因为十一年前，我支队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军的杀人案。我报到的当天，政治处主任就找我谈话。他说，保卫干事要想干出成绩，一是协助宣传部门搞好教育，做好预防工作；二是能侦破案件。当然，第二种情况任何领导都不愿意本单位出现。我到位后，股长任期已到，听说马上提任大队长，平时股里的事都交由我来办理，他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叫几个其他股长在办公室“斗地主”，我在干好业务工作的同时，还要当好他们的“哨兵”，以防被支队领导发现。被人信任的感觉真好，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的工作积极性。1999年3月开始，我就收集整理本单位近十年来发生的重大违纪、违法事例和犯罪案件，制作编绘成教育展板30多张，准备在基层连队展览。这项工作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既要事整理文字，又要绘制图画，还要亲手制作展板，非常费时费神。展板是自己找来锯子，把三合板锯成规定的尺寸后，用铁钉钉成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办公室简直成了木材加工厂。绘图是一项技术活。我虽然曾经担任过绘图员，但绘画和绘图是两个概念，如何把一件复杂的事件通过几张图片展现出来，的确需要下一定的功夫。自己试着绘制了几张，主任一看就不行。怎么办？主任下了命令，就得想办法完成。支队机关附近有个美术学校，我想绘制这样的图片对他们来说，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刚好这个学校的学生科长是我支队的转业干部，我就找到他说明意图。部队的老转对我非常支持，当天就安排六个学生，加班加点了一天一夜就完成了，标准远远超出我当初的想象，专业的还是不一样！
展板制作完成后，主任安排一台吉普车，由我带着在全支队每个基层单位巡回展出，效果非常好。战士们通过过去发生在本单位一些真实违纪违法案例，受到了教育和启迪。我们的这一做法的图片新闻被当年的《解放军报》刊发。
也许是老天有意考验我，在我到保卫股工作的第5个月，我们支队的一个中队发生了一件大事：下连不到一个月的新兵服毒自杀了！
事件发生后，支队领导带警务人员到达现场，分析原因，总结教训。至所以没有让保卫部门参与，领导的考虑是想把这起自杀事件当作误吃打了农药的黄瓜中毒的一般事故，以最大限度地减轻领导责任。但事情的发展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简单。家属到医院后，并不认可。一个明显的事实足以**误食黄瓜中毒说法，那就是一根黄瓜表面所附着的农药不可能使战士的呕吐物让整个医院都能嗅出浓烈的农药味。战士的妈妈说，黄瓜又不是海棉！
这时，支队领导不得不让保卫部门到现场开始履行侦查程序。我和总队保卫部门一起，通过认真细致地调查取证，彻底查清了事件的原委。这个单位是支队多年的标兵中队，每年的工作现场会都在这个中队举行。和往年不同的是，当年这个中队一下子接到三个现场会的准备任务。因为工作量大，层层加码，基本不让战士休息。尤其是该中队为迎接农副业生产现场会，他们要在半个月内挖一个近500平米的鱼塘。挖土、挑土，从早晨五点干到晚上十点。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哪见过这样的架势？任务完不成，班长就开始打骂、体罚。一个来自省会市不满16岁的新兵，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喝药了。
战士自杀是件大事，追究领导责任是不可避免的。中队长、指导员受处分，大队长、教导员受批评，支队长、政委当年双双转业。 新兵所在的班长被劳教两年。他是我和另一名警务参谋一起把他送到西安去的。这名班长是个第二年兵，那年头，没有过硬的素质，第二年兵是不可能当上班长的。他走之前对我说，如果当时不是盲目听从中队干部纵容，他是不会犯这样错误的。
2000年，全总队举行政治干部业务知识竞赛，每个单位选派3名选手参加。预赛赛场安排在我支队，主任带2名干事参加。在近千名官兵面前，我支队一名宣传干事竟然连一道题都没答对，让主任丢尽脸面。幸亏是主赛区，若不是评委照顾，本赛区最大的单位差点丢掉出线权！离正式比赛还有不到一个月，主任临阵易将，让我顶替那名宣传干事参赛。虽然在副连位置上快三年却没有下基层任主官的机会，但领导让我参加，我别无选择。那段时间，我把当年背通信密码的力气都用上了。在总队决赛中，前三个环节，我们占第二名，但驻省会市几个单位提前做手脚，让我们的电脑出故障，在公文写作时超时。后来听说，组织者本来提前就将比赛名次安排好了，因为决赛之前，他们就把前三名获奖单位的奖状用电脑打印好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拿到了团体第四名。
因为有了自以为的这些成绩，在干满副连三年时，新任股长暗示我单独找领导“汇报汇报”。我以为，就算没有成绩，在机关干三年也应当提升，何况还有那么多平庸的人两年多就提升了呢，所以也就没有把股长的话当回事。结果，事实证明，我还是失算了。
2001年，是我任副连的第四年。在机关任四年副连超过三年的，我们支队过去也有，但象我这样又没犯错误，还为支队争取过荣誉的不多。这一年也是我人生的低谷：在部队，事业上受挫，干了工作得不到组织认可；家庭中，爱人下岗，母亲瘫痪在床，有病没钱医。我探亲回家看望了瘫痪在床的母亲，看着老人家渴望生存的眼神，此时的我却是那样的无助。不是我不孝，我当时每月只有千元的工资，女儿还不四岁，每月仅房租就得二三百元，加上生活费，也就所剩无几了。父母身边也有兄姊，但2000年前后是中国农村最黑暗的时候，繁重的农业赋税，让广农民苦不堪言。兄嫂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床前伺候母亲，在经济上指望在我，可我能为母亲做些什么呢？我到医院去咨询了一下，就母亲这个高血压引起的瘫痪，没有哪家医院能治愈的，花个几万块钱也只能是给患者一个心理安慰。母亲瘫痪半年后，不治而终。母亲去世后的这十年，我常常会梦到她的影子。我常想，在母亲生命最后一刻，她一定希望我这个最让她引以自豪的儿子为她做些什么，可我什么都没有做。这种内疚必将会陪伴我的一生。
这一年，我对进退走留思索了很多。每个军人都做过将军梦，我也不例外。从军校毕业后的六年，我从经历的事情中明白自己的这个梦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不说当将军，就是当个团长，哪有到三十岁还在副连的位置上踏步的呢？退吧，能往哪转呢？再说那几年也是军转干部安置最难的时期，有个海军团长因为得不到妥善安置跳楼自杀的事也发生在那几年。我的家族中，在地方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关系，父亲认识最大的干部就是村支书了，我转业回去没人能帮得上忙。这一年，我虽然心里有想法，但没有表现在工作中。从良心上讲，主任对我还是不错的，在他手下没有提升不是他的原因，主要是他和政委不和，他连自己的饭碗都没有保住，2000底，他刚满一年的副团就被政委给撵走了。主任很有才，个人能力素质很强，经常在《武警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但这样的干部在部队却得不到发展。我想，不管到哪里，都要学点真本事，咱当不了官，总得做点事吧。从1996年开始，我报名参加了法律专业自学考试。一直到2003年，才把本科学历搞到手，期间的酸甜苦辣无以言表。
2001年底，支队领导给总队做工作，把我推荐到邻近一个地级市支队。
到一个新单位，一切得从头开始。走之前政委对我谈话：你三十一岁还是个副连，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组织的原因，但个人原因是最主要的。你要知道，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在新单位条件很艰苦，虽说是个正团级单位，连个办公地方都没有。支队机关就住在原来这个市中队，除支队领导两名主官有单间外，部门领导两人合住，其他机关干部没地方住就搭地铺。一个月后，支队在一个居民小区买了一栋楼，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这栋楼一共八层，一个单元，14套房。一楼是车库作为食堂，二楼住勤务中队，三楼住副支队长和接待室（后来给调来一名副市长家属住），四楼住支队长、政委，五、六、七分别住司政后三个部门，八楼是机要室和通信总机及机关勤务值班室。到现在我们都还怀念那时的日子。因为人少，各人干各人的事，也不用出操、学习，更不用做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就我们政治处而言，只有三个人：主任、副主任和我。工作也不分股室，组织、干部、宣传、保卫和群众工作，遇什么事做什么事。虽然我在原单位只做保卫，但有了三四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做其他事情也得心应手。因为人少，因为没有过去的资料，所有文电的起草都是由我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的撰写，只要下面把工作落实就可以了。不象在原单位，下发一个简单的通知要经过股长、副主任、主任和副政委审查，重要的文电有时还要报支队长政委审阅。2001年前，电脑还没有普及到办公室，所有文电的拟写都是用手抄。一个领导改一次，你得重新誊写一遍，直到所有领导审核过关后，才能送打字室打印。如果遇到一个有水平的领导倒还可以，反之你就遭殃了。记得我在原单位时，新任股长一份材料仅在副政委那就被修改了八次。有一次，股长进办公室兴高采烈地说，这次副政委改的字最少，只有两个字。拿来一看：重来！我们实在受不了他这样的改法，加之有时上面催得急，股长就让我模仿副政委签字， 送机要室上报。没想到我模仿签字的水平还可以，每次都能蒙哄过关。
到新单位20天，年度干部调整开始了。由于我的副连已满4年，再不提升也说不过去，领导先后找我谈了三次话，大意是，新单位组建时间短，对大家都不太了解，象你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给你下定义呢？很显然，提是没问题，还是要有所表示。当时我已经铁了心，并不是我舍不得花点钱买酒买烟，而是一个干满4年副连的机关干部为了提升还送礼，我丢不起这个人啊！我对他们说，走时老政委给我说了的，如果在新单位提升不了，就打背包回去。其实这话是我编的，我心想，一个新单位本身就缺人，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为了收点钱财专门向上级打报告换人吧？就这样，我的正连命令还是下了，可领导看我的眼神却有些说不出的变化。
2002年4月份以后，机关相继从其他单位调来了一批年轻人，政治处也充实了两个。这时，领导考虑让我下基层任主官，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能到基层任职，特别是当主官很能锻炼人，武警部队都是以连为单位驻防，如果把主官干好了，对以后工作都会有帮助。2002年7月，我被调到基层任指导员。
下中队当指导员之前，我认真回顾了这十几年的所得所失，牢记老政委所说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做些抢救性的工作，力争在三十五岁之前提个副营。
当主官最主要的工作是处理关系。一是对上，你的工作成绩的好坏得由上面决定。首先你得认真落实上级的文电精神，把任务完成好是尊重领导的最好体现。这当中也包括迎来送往。前几天翻阅当年的笔记显示，在我当主官的一年半时间里，仅给领导送礼（含报帐）就达4万多元，吃喝不算在内。二是对下。六七号弟兄跟着你干，你不能让战士们吃亏，该争取的要争取，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否则，即使上面对你评价再好，你也只能是孤家寡人。三是对外，说到底就是要钱。目标单位倒还说得过去，每年规定的预算虽然少，但都能到位，地方其他单位想问他们要点钱可难了。现在部队管得这么严，你既无权派兵给人家搞军训，更不能像过去那样邀请他们到部队过个“军事日”，让领导们过过枪瘾。基于此，我们只能利用“八一”、春节的机会到周边单位发请贴，以召开军地座谈会的名义邀请他们到部队来。有的单位还好，拿个400、500的，还有的单位来了四五个人只拿200块钱。战士们私下说，他们是来吃自助餐的。2002年，我们单位开了两次联谊会，进项只有万把，我和队长商量就把这钱为中队买了两台电脑，从而改变了中队没有电脑的历史，每逢周末，就让排长给战士们上电脑课。
应该说，我适应主官岗位的速度还是蛮快的，我的工作得到了支队机关和战士们的肯定，本人所在的中队连续两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那时的我，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可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表面的虚伪应付无法掩盖骨子里的本质。2003年11月底，一年一度的士官选改开始了。那时选改士官上面不给基层指标，只让你推荐。根据个人申请、群众评议、支部推荐的程序，我们把表现好的四个人全部排在前面。等我们的方案拿上去，参谋长一看就说不行，说我们选人不准，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名他一看就不中，让我们换人。我召开支委会传达了上级的意思，队长也为这事恼火，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个第一名是个山东兵，做事很扎实，第二年兵就当上了班长，而且是**预备党员，但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凭个人工作干出来的。他转不成，我们这个支部下步还怎么开展工作？第二名是个湖南兵，军事素质一般，但群众基础很好，当年以5分之差被拒绝于军校大门之外，我们留他主要还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第三四名分别是炊事员和通信员。为了不把事情弄得更僵，我让队长单独给参座打电话，讲明情况，但支队的态度非常坚决。参谋长当晚开车到中队，召集干部开会，批评我们不讲政治，说全支队其他六七个单位都能与党委保持一致，就你们中队不一样！领导的批评我们只能接受，晚上还得请领导喝酒。饭后，那个山东兵拿了2000块钱找到我，说他爸爸打电话说，如果年底转不成士官，他那个对象就和他告吹。我说，既然咱们帮不了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转身把那2000元红包塞进参座的口袋。第三天，宣布退伍命令，第一名留下来了，其他的都走了。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我们中队转了五个士官，不过其他四名都是从外单位调过来的，我们单位另有3人被调到外单位转了士官，这3人都不在我们的推荐之列！
那年的老兵退伍虽然在选取士官上不尽人意，但战士们都讲道理，找他们谈话时，他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中队支部尽了力，我们自己也尽了力，我们无怨无悔！临离开中队的那天早晨的一个情景一直感动着我，每每想起，心里都特别难过。那天早晨起床后，退伍老兵大多数都换了便衣，在整理自己的行李。我在蹲厕所，无意中发现一个没戴警衔的身影在拖厕所，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个被我们推荐第二名、5分之差的军校落榜生小夏！我对他说，你去收拾东西，厕所让新兵来扫吧。小夏说：我们班今天有三名哨兵、两个帮厨，我不扫厕所就没人扫了。看着他回答得这样认真，我扭头走进办公室，我不想让战士因为我的眼泪影响他们的情绪。
老兵退伍后，按惯例进行作风纪律整顿。在教育整顿中，我们发现，那4个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兵，处处显得和别人不一样，你昨天强调的东西，他今天违反；你规定出营区大门要请假，他就不请假。队长跟我碰头时发牢骚，这样下去中队肯定出事不可。我说，既然是作风整顿，就整呗。就在我们三令五申强调的当天晚上，队长查哨时，仍然有一个自卫哨脱岗，当事人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那个从外单位调过来的刚选改的士官，而且是支队首长的关系！
没想到，按条令的正常程序处分一个战士竟成了我结束主官经历的导火索。接下来的几天，支队领导先后找我谈话，说我们工作方法简单，尤其是当指导员的，不会发挥政治工作优势，对战士的思想把握不准云云，总之说了很多。不仅如此，领导天天电话查勤，有时你还在吃饭，勤务值班室就通知接电话，一接才知道不是什么紧急事情。甚至三更半夜也不放过。2004年元旦刚过，我接到支队干部股的电话，我被调到支队政治处任干事。此时我正连刚满两年。
前九节讲述了从1990年3月到2004年1月，时间跨度14年。我要讲从军二十年的后面的六年，只想用一节把它讲完，虽然时间长，但这后面的生活基本平稳，没有更多要写的东西。
2004年回到机关。从1999年进机关政治处以来，中间下去当了一年半的主官，又回到原来的办公室，干起了过去的工作，一句话：轻车熟路。不同的是，有了基层工作经历，写点东西较过去更贴近实际了。这一年，股里的活动不多，我也很努力，能不能提升副营就在些一举了。年底，我如愿以偿，立了三等功。2005年春节前，我的副营职命令下达了。这次提职，我谁也没找，因为领导调我回机关时给我留的有话，只要工作干好了，什么事情都好说。副营是个坎，随军、分配公寓房、家属未就业补助等一系列实际问题都与此有关。关键时刻，我感谢组织。2005年4月，我的随军批复下来了，终于结束了婚后十年租房的历史。在分配新公寓房的门上，我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辗转三地荣升官阶九品；奔波十年分得公房三间（过去县官是七品，副营相当于九品了）.
2005年12月，宣保股长升任教导员我由副营职干事接任股长。从2005年2月至2008年2月这三年间，基本上都是上下班，搞好业务工作。值得引以自豪的是，一是参加总队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和建国六十周年书画展，本人的书法作品分别获得三等奖和二等奖。其中第二副作品上了《中国书法报》；二是根据党委安排，较好地处理了10多起警民纠纷和官兵个人及家庭涉法问题。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起：
第一件是总队医院一干部家属因山林问题与村干部发生纠纷，感到受欺负愤而自杀，干部家里准备集合百十人准备了家具铁器，计划抬尸闹丧，对方也不甘弱也做好了准备。总队通知支队派人出面调解，我受命后，和总队医院一干部一起驱车到达现场，首先劝说家属依法处理，不能冲动。由于镇政府不卖帐，说军属自杀是自己的事，与村干部和政府没有关系。我只好带着家属到市委反映问题，讲明利害，请求地方党委政府出面调解。通过努力，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政府给军属5000元丧葬费，村干部被依法逮捕，以毁坏山林罪被起诉。
第二件是本单位一股长的恋爱纠纷。他采取一箭双雕的战法同时与两名女青年发生关系。当真相大白后，另一女青年不依不饶，赤身躺到支队办公楼大厅要求组织解决。支队政委亲自出面谈判，越谈越崩，其中一次，那个女的当着党委成员的面拿出敌乱畏要喝，幸亏副支队长眼快当场打掉农药瓶。后来支队长提议让我出面协调解决。我这时感觉到自学法律知识的用处了，对方也请了律师，几番唇枪舌剑之后，最后以干部给点精神抚慰金了事。
2008年2月，我的正营命令顺理成章的下达了，我被提升为教导员。当时有人问我花了多少钱，我真的没有他们所说的好几万，只是命令下来了，以拜年的名义给领导买了几瓶好酒。支队长、主任都收了，新政委的，给退回来了，搞得人一点面子都没有。他是我从军以来遇到的第一个不收礼的领导，公生明，廉生威，我不由得对他内心的尊敬。可后来才知道，人家是从省城来的，两瓶酒根本不在眼里。呵呵，他不要，我喝！一次战友聚会，这两瓶好酒被干掉了。
2009年3月，我又调回机关，接任政治处副主任。一年之后，2010年3月20日，也就是我的中校命令下来的当天，我接到组织谈话：我被批准转业了。至此，被自己视为至高荣誉的中校警衔只能在表格中填写，在脱下的军装上永远无法体现了。（完）
1991年元月，集训归来，我在战斗班工作了一个月，被指导员抽调到队部当文书兼电台员。我所在的中队是个大建制的中队，新兵能在队部工作是件很荣耀的事。尤其是当书更是风光。那时的文书责任重大，不仅管理着100支各式各样的**，还管理着全中队人员的档案。正因为管理着档案，再牛的老兵对你都十分的客气，他怕得罪你了，自己的档案会有什么闪失，奖励没装进去啊，表格没填好啊等等。我中队有一任文书因为一个老兵曾经欺负过他，该老兵退伍时，他就凭空给其档案装了一份处分卡片，以至于该老兵退伍安置时出了问题，到部队费了好大劲才把档案处理好。从此，中队文书的地位空前提高。那时的文书虽然责任重大，但不象现在文书这么累。我当时的工作是及时收发上级下发的文件，送中队首长阅示，填写各种表格登记，再就是每周擦拭武器。那时部队战士思想都很单纯，虽说按要求武器库是双人又锁，但实际上两把钥匙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指导员需要上山打猎时，让通信员一叫，我保证在三分钟之内到位。
1991年9月，我被抽调到支队司令部任绘图员。好不容易在中队熬成老兵，到机关后一下子变成了新兵。因为大多数是干部，几个战士虽说是同年兵，但人家先来的。在机关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先来，谁就是老兵。当绘图员，除了绘图外，更多的是日常的杂务。做卫生、帮参谋写个小东西以及到总队送文件是大部分的活。作训股事情多，人员都很精干，在他们手下做事，虽然累点，但也很锻炼人，跟他们学了很多东西。最难忘的是和李参谋加班绘制全单位的作战方案图，整整三个月，天天加班加点。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报考军校前3个月，领导才安排我复习迎考。
1992年，是我人生十分关键的一年。那时是三年兵役制，对农村兵而言，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考上军校了，如果考不上军校年底就要退伍。股长说，你小子要是能考上军校，这辈子就有皮鞋穿了，否则就一生穿草鞋当农民。对我自己而言，考上军校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当上军官后找个城里的媳妇，让我们老家村支书的女儿王某某后悔。因为入伍之前，我父亲找人去她家说亲，支书说他家姑娘还小，还要到城里给她表姐带孩子，硬没答应。其实这只是他搪塞的理由，听人说，他嫌我家穷，而且我父亲连个生产队长都没当过，门不当户不对的。
那时考军校没有现在这么复杂，两考定音（现在支队组织一次挑选，然后总队再分片预考，最后全武警部队组织正式考试）。记得当时支队组织考试时，由于准备不充分，考得很不好，本没有报很大的信心。成绩出来时，得知还是被录取了，原来那时大家的文化底子都很一般。当时支队预考过关的有23个，其中有两个人都是有关系的。一个是武警总部的关系，别一个是驻地一要害局长的公子，我们当时都以为是给他俩作陪考的。支队对考学工作很重视，把我们集中起来，专门到地方学校请来老师辅导。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朝着找个城里媳妇的目标，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复习。我们支队机关附近山上有个山叫羊祜山，这个山好象是为了纪念历史上那个叫羊祜的名人得名的。我们复习时，经常到那座山上，每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背题，开饭前统一带回。往返途中，看着满街如花似玉的城市妹子，我当时就幻想着等我当上军官后，她们其中的一位就是我的老婆。由于我们报考的是中专，除了文化课之外，还要考军事动作，因此每天的长跑是少不了的。
当年的6月16日，我们二十多个军官预备队被送到离省城附近的一个城市（当时指挥学校所在地，现已搬迁省城），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一个多月后，我们的考试成绩出来了，干部股干事、我新兵连的排长第一个告诉我喜讯：你考上了！和我一起上榜的还有另外11个战友，而那两个有关系的却双双落榜。你要问我当年考了多少分，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当时考上的和没有考上的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也没有人查，大家都相信组织，相信部队。
在一个多月的紧张、激动的期盼后，1992年8月30日，我们打着背包来到了武警某指挥学校。
上一节说过，1992年是我人生的关键一年，所以，这一年发生的事情要多一些，不得不分两节来叙说.
到指挥学校报到后，我们共同的感觉是巨大的心理落差。一是条件差。学校是刚刚成立的，硬件及软件设施十分的简陋，居住的是50年代盖的部队医院，寝室连个学习桌都没有。尤其让人无法忍受的是生活用水没有保障，水龙头的水像小孩尿尿，十几分钟还接不到半盆，有时洗澡刚把香皂沫上就停水了。硬件差点倒可以克服，毕竟我们是来学知识的。那时学校打出的巨大条幅：弘扬抗大精神，争做优秀学员！再怎么，现在的条件比当初抗大不是强多了。从软件上看，学校组建以来，基本没有几个科班出身的教员，相当一部分教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武教头，他们的教育管理方法和部队的连队差不多，只重视纪律和军事训练，不重视文化学习。学员队每天一次5000米跑，学校每周搞一次5000米会操。更要命的是每半月学校还要搞一次万米长跑。幸亏我从5岁时开始给生产队放牛，打小在赶牛的过程中练就了长跑基础，这些对我来说不在话下，虽然成绩不是十分突出，但跑个优秀是完全没问题的。二是学员地位低下。那个时候，新老兵等级观念强。上学前在连队时，我们都是受人尊敬的老兵，一到学校就变成新学员了。当然老学员不会欺负我们，而是学校的战士。我们每天轮流帮厨，如果哪点工作没有做到位，炊事班的新兵就敢骂人，我们只能忍受。因为开学时，学员队长把不能以任何理由与战士发生矛盾做为铁的纪律宣布的。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这一情况有所改观。一河北籍学员帮厨时，因为一战士骂人还对他动手，这个战斗班长出身的学员实在忍无可忍，抽出一把菜刀追着那个战士，撵得满院子跑，好多人都抱不住，直到学员队政委亲自出面才把这一事件调停。
学校伙食是出奇的差。没油水不说，米饭中的沙子根本不能吃，稍不注意就会被打牙。有一个学员吃饭时从自己碗中找出了36颗沙子，放到学员队干部桌上，让他们看。没想到一个月后，该学员被学员队评为差等生被推迟授学员衔。后来我们才知道，本来的军供大米被学员队卖了，从黑市买来不合格便宜大米，以赚取差价。 学校的考风也很差，每次考试前，都有人能找到试卷，并提前背记，以便为争取“优秀学员”打基础。时间长了，我们班的学员找到一些便捷的方法，就是在考前，分头到各班，收集整理别人复习重点，然后再集中，考试时，所有的考题都没有出乎这些。军事项目的考核不能抄啊，得教员说了算，有人就主动给教员送礼，以换取高分。那时我们当中流传一个顺口溜：红塔山不用看（你做动作教员根本不看就是优秀）；阿诗玛八十八（基本良好）。我自己军事素质还过得硬，所以基本没有给教员送过礼。
上学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一届农运会的执勤，还亲眼目睹了当时国内一些歌星的风采。象毛阿敏、彭丽媛、毛宁、蔡国庆等。我们学员中好多人都有他们的签名。这次执勤毕竟是国家级的活动，我们参与其中，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
学员队的两个领导，队长比较正直，政委比较爱财。政委的主要工作是管党票，哪个要入党就得找他，我们当中有只有少数学员上学前在原部队入了党，没入党的，到学校后，还得表现表现，以解决组织问题。我虽然当过一年的班长，但不喜欢政委的人品，也就没给他送礼，所以组织问题一直到回部队当干部后才解决。
两年的军校生活基本上在这种模式下生活。我们总的感觉是，文化没有学到，军事训练都有提高。1994年7月，艰苦而难忘的两年军校生活结束了，我们也毕业了。
1994年7月我们9名学员从学校毕业后回到原单位。我们回来时，刚好遇到全武警部队司务长制度改革，即把过去由志愿兵担任司务长改为军官担任。我们当年毕业的有8人被任命为所在单位司务长。我接手时，中队帐上只有700元的存款，一个星期后，餐馆老板过来要帐，说中队上年欠他2000多元的餐费还没结。我向中队主官汇报后，他们都说是事实。欠帐还钱天经地义，虽说不是我经手的，但部队还在这儿。我的老天啊，接手个烂摊子，让我这个新官怎么搞呢？没过几天，炊事班长向我报告，中队已经两个月没有买煤了，第二天早餐没有柴禾做馒头。我向中队主官汇报，他们来一句：这是你司务长的职责，你自己想办法！事后得知，因为中队没钱买煤，两个月来都是炊事班长“想办法”解决的，中队能烧的都烧了，甚至后面一栋没使用平房的门窗都被烧了。到最后，他们烧战士的旧解放鞋做饭！
为了还清中队的欠款，节约开支，减少漏洞，我只能精打细算，天天和给养员一起骑自行车到8公里外的集镇上买菜。通过调查，我发现给养员买菜的学问大着呢，如果监督跟不上，一个给养员买一百元的东西，他可以从中赚20-30元，这个帐算下来真的不得了。通过半年的努力，中队的欠帐基本还清，年度还略有节余。
体现司务长真正的水平是不只是业务，更重要的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本人农民出身，办事认死理，不会拐弯抹角，因此得罪不少人，而且是领导。比如，你好不容易一个月从战士嘴里扣出一点节余，准备给官兵买点裤头背心时，中队干部一下子拿来比你节余两倍三倍的**让你报销，你能怎么办？那时的财务手续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所有的开支都是用部队的代**上帐，两个主官签字就能报销。说起冲帐的事，我们另一个单位传出了笑话。我的一个同学办事很认真，刚接手时，中队主官让他冲帐他不敢，怕查出来要负责任，但又不敢得罪领导，于是在每一笔假帐**背后用钢笔做个注明。后来，支队财务股查账时发现有一张600多元的“猪饲料”的**背面写着“招待支队某领导用，目标单位某领导陪同”！由此可见当时财务管理的混乱。
也许你会说，当司务长你不会灵活点，又不是主官，干吗那么认真呢？如果你现在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完全可以接受，但那时年轻，都想在本职岗位上有所建树，都想迈好“干部第一步”，可司务长这个角色的确不好把握。讨好了领导，侵犯的是战士的利益，把战士的伙食调剂好了，领导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行，两头为难。尤其是老兵退伍前，中队的伙食很容易成为战士发泄不满的导火索。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单位的老兵在退伍前，因为伙食不好，老兵把中队的菜盘当成飞碟在食堂里乱扔，中队干部见了就躲。因此，我给自己定下原则，就是以战士利益为第一，兼顾领导的利益，自己坚决做到洁身自好，只有这样，任何领导也拿你没办法。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当初选择的这一做法是正确的。两年后，我们一起当司务长的8人，一个提前调到别的总队，一个中途打报告改任排长，其余6人中，有4人因为经济问题受到处分；2人被推迟晋升副连（排职3年半），我是后面两人中的一个。他们4人当时跟着主官一起顺手捞一点，没想到主官捞的他们自己签了字的，是合法的，即使用“猪饲料”招待领导也不为过，司务长自己捞的就说不清了。虽然我们2人什么问题都没有查出来，但以中队经费管理混乱为由，推迟晋升。
我在干满三年司务长后，没有得到提升，心里有想法，便主动要求改任排长，毕竟单纯一些。
1996年8月，我被调任另一个单位任排长。
我担任司务长期间，虽然两次被评为“红管家”，一次获得司务长比武个人第二名，单位帐上节余经费比接手时翻了三番，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成绩还是没有得到上级肯定。1997年6月，我被平职调任到另一个单位任排长。
当排长工作性质比司务长单纯多了，抓训练、抓管理、抓执勤、做思想工作以及搞好值班，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事。我认为，当干部只要对战士们好，肯定会得到回报，人都是讲良心的。当时我的排里兵有第四年的老兵，也有刚入伍的新兵。有个河北籍的新兵姓姚，战士们叫他“姚大枪”，我以为他射击技术好，这个外号叫着响亮，同时也有激发部队战斗力的意思，我也跟着叫。有一天，这个“姚大枪”单独找我汇报思想，说我不该在全排人面前叫他绰号，有伤他的自尊。我说这有什么呢，当年毛主席还当着全军的面称一个作战特别勇敢的王团长叫“王疯子”呢！他说，他这个绰号的是因为他的下面那个“老二”长得比一般人大许多才得来的。原来是这样啊，我当场向他道歉。后来有次洗澡时我发现，这个“姚大枪”的那个玩意的确很大。
新单位指导员兵龄比队长早四年，队长是代理的。在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山区，指导员在官兵心中的地位有时真的不亚于皇帝。中队的伙食费他控制着，因为冰柜在他寝室里放着，想吃什么随时拿。战士入党、进教导队和提升班长都他一个人说了算，不送钱的话，二两棉花----不弹（谈）。尤其让战士们反感的是，中队的服装发放也由他亲自发（司务长当时参加支队集训），每个战士的毛巾都被他克扣一条，一些外出学习、集训人员的迷彩服都被他克扣。我排里一江西战士因为参加军校考试没在中队，等他回来时，新服装一件都没有了。这个战士很老实，不敢向指导员要，就向我反映。我在中队思想分析会上讲了这件事，没想到正在主持会议的指导员暴跳如雷，对我破口大骂。我当时想，作为排长，对排里战士反映思想问题正常汇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此据理力争。结果是，衣服给战士要回来了，指导员让我给彻底得罪了。以后，他处处和我过不去，经常开会时指桑骂槐。从此，我也不依不饶，既然你做得初一，别怪我做十五。只我值班，点名时从队长指导员开始，而他是从来不参加点名的。我在点名前宣布，各班排人员不在的由班排长说明原因，干部不在的由队长说明原因。几番下来以后，只要我值班的活动，他没有不敢不参加的，毕竟在全体官兵面前是要讲起码的原则的。
1997年12月，我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单位任副政治指导员。因为身兼团支部书记，我积极开动脑筋开展了不少活动，受到支队的肯定。其中在支队政治处组织的黑板报比赛中，全支队16个单位参加，我中队荣获第三名。
在中队任副指导员一年半后，1999年3月，我被调到支队政治处任保卫干事。
部队的保卫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犯罪和案件处理。在绝大多数单位，保卫部门一般是不受重视的，除非该单位发生过重大案件。我所在的单位的保卫部门相比其他单位，其受重视程度还是很高的，因为十一年前，我支队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军的杀人案。我报到的当天，政治处主任就找我谈话。他说，保卫干事要想干出成绩，一是协助宣传部门搞好教育，做好预防工作；二是能侦破案件。当然，第二种情况任何领导都不愿意本单位出现。我到位后，股长任期已到，听说马上提任大队长，平时股里的事都交由我来办理，他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叫几个其他股长在办公室“斗地主”，我在干好业务工作的同时，还要当好他们的“哨兵”，以防被支队领导发现。被人信任的感觉真好，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我的工作积极性。1999年3月开始，我就收集整理本单位近十年来发生的重大违纪、违法事例和犯罪案件，制作编绘成教育展板30多张，准备在基层连队展览。这项工作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既要事整理文字，又要绘制图画，还要亲手制作展板，非常费时费神。展板是自己找来锯子，把三合板锯成规定的尺寸后，用铁钉钉成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办公室简直成了木材加工厂。绘图是一项技术活。我虽然曾经担任过绘图员，但绘画和绘图是两个概念，如何把一件复杂的事件通过几张图片展现出来，的确需要下一定的功夫。自己试着绘制了几张，主任一看就不行。怎么办？主任下了命令，就得想办法完成。支队机关附近有个美术学校，我想绘制这样的图片对他们来说，只能算是小菜一碟。刚好这个学校的学生科长是我支队的转业干部，我就找到他说明意图。部队的老转对我非常支持，当天就安排六个学生，加班加点了一天一夜就完成了，标准远远超出我当初的想象，专业的还是不一样！
展板制作完成后，主任安排一台吉普车，由我带着在全支队每个基层单位巡回展出，效果非常好。战士们通过过去发生在本单位一些真实违纪违法案例，受到了教育和启迪。我们的这一做法的图片新闻被当年的《解放军报》刊发。
也许是老天有意考验我，在我到保卫股工作的第5个月，我们支队的一个中队发生了一件大事：下连不到一个月的新兵服毒自杀了！
事件发生后，支队领导带警务人员到达现场，分析原因，总结教训。至所以没有让保卫部门参与，领导的考虑是想把这起自杀事件当作误吃打了农药的黄瓜中毒的一般事故，以最大限度地减轻领导责任。但事情的发展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简单。家属到医院后，并不认可。一个明显的事实足以**误食黄瓜中毒说法，那就是一根黄瓜表面所附着的农药不可能使战士的呕吐物让整个医院都能嗅出浓烈的农药味。战士的妈妈说，黄瓜又不是海棉！
这时，支队领导不得不让保卫部门到现场开始履行侦查程序。我和总队保卫部门一起，通过认真细致地调查取证，彻底查清了事件的原委。这个单位是支队多年的标兵中队，每年的工作现场会都在这个中队举行。和往年不同的是，当年这个中队一下子接到三个现场会的准备任务。因为工作量大，层层加码，基本不让战士休息。尤其是该中队为迎接农副业生产现场会，他们要在半个月内挖一个近500平米的鱼塘。挖土、挑土，从早晨五点干到晚上十点。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哪见过这样的架势？任务完不成，班长就开始打骂、体罚。一个来自省会市不满16岁的新兵，不堪忍受这样的生活，喝药了。
战士自杀是件大事，追究领导责任是不可避免的。中队长、指导员受处分，大队长、教导员受批评，支队长、政委当年双双转业。 新兵所在的班长被劳教两年。他是我和另一名警务参谋一起把他送到西安去的。这名班长是个第二年兵，那年头，没有过硬的素质，第二年兵是不可能当上班长的。他走之前对我说，如果当时不是盲目听从中队干部纵容，他是不会犯这样错误的。
2000年，全总队举行政治干部业务知识竞赛，每个单位选派3名选手参加。预赛赛场安排在我支队，主任带2名干事参加。在近千名官兵面前，我支队一名宣传干事竟然连一道题都没答对，让主任丢尽脸面。幸亏是主赛区，若不是评委照顾，本赛区最大的单位差点丢掉出线权！离正式比赛还有不到一个月，主任临阵易将，让我顶替那名宣传干事参赛。虽然在副连位置上快三年却没有下基层任主官的机会，但领导让我参加，我别无选择。那段时间，我把当年背通信密码的力气都用上了。在总队决赛中，前三个环节，我们占第二名，但驻省会市几个单位提前做手脚，让我们的电脑出故障，在公文写作时超时。后来听说，组织者本来提前就将比赛名次安排好了，因为决赛之前，他们就把前三名获奖单位的奖状用电脑打印好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拿到了团体第四名。
因为有了自以为的这些成绩，在干满副连三年时，新任股长暗示我单独找领导“汇报汇报”。我以为，就算没有成绩，在机关干三年也应当提升，何况还有那么多平庸的人两年多就提升了呢，所以也就没有把股长的话当回事。结果，事实证明，我还是失算了。
2001年，是我任副连的第四年。在机关任四年副连超过三年的，我们支队过去也有，但象我这样又没犯错误，还为支队争取过荣誉的不多。这一年也是我人生的低谷：在部队，事业上受挫，干了工作得不到组织认可；家庭中，爱人下岗，母亲瘫痪在床，有病没钱医。我探亲回家看望了瘫痪在床的母亲，看着老人家渴望生存的眼神，此时的我却是那样的无助。不是我不孝，我当时每月只有千元的工资，女儿还不四岁，每月仅房租就得二三百元，加上生活费，也就所剩无几了。父母身边也有兄姊，但2000年前后是中国农村最黑暗的时候，繁重的农业赋税，让广农民苦不堪言。兄嫂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床前伺候母亲，在经济上指望在我，可我能为母亲做些什么呢？我到医院去咨询了一下，就母亲这个高血压引起的瘫痪，没有哪家医院能治愈的，花个几万块钱也只能是给患者一个心理安慰。母亲瘫痪半年后，不治而终。母亲去世后的这十年，我常常会梦到她的影子。我常想，在母亲生命最后一刻，她一定希望我这个最让她引以自豪的儿子为她做些什么，可我什么都没有做。这种内疚必将会陪伴我的一生。
这一年，我对进退走留思索了很多。每个军人都做过将军梦，我也不例外。从军校毕业后的六年，我从经历的事情中明白自己的这个梦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不说当将军，就是当个团长，哪有到三十岁还在副连的位置上踏步的呢？退吧，能往哪转呢？再说那几年也是军转干部安置最难的时期，有个海军团长因为得不到妥善安置跳楼自杀的事也发生在那几年。我的家族中，在地方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关系，父亲认识最大的干部就是村支书了，我转业回去没人能帮得上忙。这一年，我虽然心里有想法，但没有表现在工作中。从良心上讲，主任对我还是不错的，在他手下没有提升不是他的原因，主要是他和政委不和，他连自己的饭碗都没有保住，2000底，他刚满一年的副团就被政委给撵走了。主任很有才，个人能力素质很强，经常在《武警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但这样的干部在部队却得不到发展。我想，不管到哪里，都要学点真本事，咱当不了官，总得做点事吧。从1996年开始，我报名参加了法律专业自学考试。一直到2003年，才把本科学历搞到手，期间的酸甜苦辣无以言表。
2001年底，支队领导给总队做工作，把我推荐到邻近一个地级市支队。
到一个新单位，一切得从头开始。走之前政委对我谈话：你三十一岁还是个副连，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组织的原因，但个人原因是最主要的。你要知道，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在新单位条件很艰苦，虽说是个正团级单位，连个办公地方都没有。支队机关就住在原来这个市中队，除支队领导两名主官有单间外，部门领导两人合住，其他机关干部没地方住就搭地铺。一个月后，支队在一个居民小区买了一栋楼，总算有个落脚的地方。这栋楼一共八层，一个单元，14套房。一楼是车库作为食堂，二楼住勤务中队，三楼住副支队长和接待室（后来给调来一名副市长家属住），四楼住支队长、政委，五、六、七分别住司政后三个部门，八楼是机要室和通信总机及机关勤务值班室。到现在我们都还怀念那时的日子。因为人少，各人干各人的事，也不用出操、学习，更不用做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就我们政治处而言，只有三个人：主任、副主任和我。工作也不分股室，组织、干部、宣传、保卫和群众工作，遇什么事做什么事。虽然我在原单位只做保卫，但有了三四年的基层工作经历，做其他事情也得心应手。因为人少，因为没有过去的资料，所有文电的起草都是由我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的撰写，只要下面把工作落实就可以了。不象在原单位，下发一个简单的通知要经过股长、副主任、主任和副政委审查，重要的文电有时还要报支队长政委审阅。2001年前，电脑还没有普及到办公室，所有文电的拟写都是用手抄。一个领导改一次，你得重新誊写一遍，直到所有领导审核过关后，才能送打字室打印。如果遇到一个有水平的领导倒还可以，反之你就遭殃了。记得我在原单位时，新任股长一份材料仅在副政委那就被修改了八次。有一次，股长进办公室兴高采烈地说，这次副政委改的字最少，只有两个字。拿来一看：重来！我们实在受不了他这样的改法，加之有时上面催得急，股长就让我模仿副政委签字， 送机要室上报。没想到我模仿签字的水平还可以，每次都能蒙哄过关。
到新单位20天，年度干部调整开始了。由于我的副连已满4年，再不提升也说不过去，领导先后找我谈了三次话，大意是，新单位组建时间短，对大家都不太了解，象你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给你下定义呢？很显然，提是没问题，还是要有所表示。当时我已经铁了心，并不是我舍不得花点钱买酒买烟，而是一个干满4年副连的机关干部为了提升还送礼，我丢不起这个人啊！我对他们说，走时老政委给我说了的，如果在新单位提升不了，就打背包回去。其实这话是我编的，我心想，一个新单位本身就缺人，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为了收点钱财专门向上级打报告换人吧？就这样，我的正连命令还是下了，可领导看我的眼神却有些说不出的变化。
2002年4月份以后，机关相继从其他单位调来了一批年轻人，政治处也充实了两个。这时，领导考虑让我下基层任主官，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能到基层任职，特别是当主官很能锻炼人，武警部队都是以连为单位驻防，如果把主官干好了，对以后工作都会有帮助。2002年7月，我被调到基层任指导员。
下中队当指导员之前，我认真回顾了这十几年的所得所失，牢记老政委所说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做些抢救性的工作，力争在三十五岁之前提个副营。
当主官最主要的工作是处理关系。一是对上，你的工作成绩的好坏得由上面决定。首先你得认真落实上级的文电精神，把任务完成好是尊重领导的最好体现。这当中也包括迎来送往。前几天翻阅当年的笔记显示，在我当主官的一年半时间里，仅给领导送礼（含报帐）就达4万多元，吃喝不算在内。二是对下。六七号弟兄跟着你干，你不能让战士们吃亏，该争取的要争取，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否则，即使上面对你评价再好，你也只能是孤家寡人。三是对外，说到底就是要钱。目标单位倒还说得过去，每年规定的预算虽然少，但都能到位，地方其他单位想问他们要点钱可难了。现在部队管得这么严，你既无权派兵给人家搞军训，更不能像过去那样邀请他们到部队过个“军事日”，让领导们过过枪瘾。基于此，我们只能利用“八一”、春节的机会到周边单位发请贴，以召开军地座谈会的名义邀请他们到部队来。有的单位还好，拿个400、500的，还有的单位来了四五个人只拿200块钱。战士们私下说，他们是来吃自助餐的。2002年，我们单位开了两次联谊会，进项只有万把，我和队长商量就把这钱为中队买了两台电脑，从而改变了中队没有电脑的历史，每逢周末，就让排长给战士们上电脑课。
应该说，我适应主官岗位的速度还是蛮快的，我的工作得到了支队机关和战士们的肯定，本人所在的中队连续两年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那时的我，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可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表面的虚伪应付无法掩盖骨子里的本质。2003年11月底，一年一度的士官选改开始了。那时选改士官上面不给基层指标，只让你推荐。根据个人申请、群众评议、支部推荐的程序，我们把表现好的四个人全部排在前面。等我们的方案拿上去，参谋长一看就说不行，说我们选人不准，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名他一看就不中，让我们换人。我召开支委会传达了上级的意思，队长也为这事恼火，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个第一名是个山东兵，做事很扎实，第二年兵就当上了班长，而且是**预备党员，但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凭个人工作干出来的。他转不成，我们这个支部下步还怎么开展工作？第二名是个湖南兵，军事素质一般，但群众基础很好，当年以5分之差被拒绝于军校大门之外，我们留他主要还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第三四名分别是炊事员和通信员。为了不把事情弄得更僵，我让队长单独给参座打电话，讲明情况，但支队的态度非常坚决。参谋长当晚开车到中队，召集干部开会，批评我们不讲政治，说全支队其他六七个单位都能与党委保持一致，就你们中队不一样！领导的批评我们只能接受，晚上还得请领导喝酒。饭后，那个山东兵拿了2000块钱找到我，说他爸爸打电话说，如果年底转不成士官，他那个对象就和他告吹。我说，既然咱们帮不了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转身把那2000元红包塞进参座的口袋。第三天，宣布退伍命令，第一名留下来了，其他的都走了。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我们中队转了五个士官，不过其他四名都是从外单位调过来的，我们单位另有3人被调到外单位转了士官，这3人都不在我们的推荐之列！
那年的老兵退伍虽然在选取士官上不尽人意，但战士们都讲道理，找他们谈话时，他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中队支部尽了力，我们自己也尽了力，我们无怨无悔！临离开中队的那天早晨的一个情景一直感动着我，每每想起，心里都特别难过。那天早晨起床后，退伍老兵大多数都换了便衣，在整理自己的行李。我在蹲厕所，无意中发现一个没戴警衔的身影在拖厕所，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那个被我们推荐第二名、5分之差的军校落榜生小夏！我对他说，你去收拾东西，厕所让新兵来扫吧。小夏说：我们班今天有三名哨兵、两个帮厨，我不扫厕所就没人扫了。看着他回答得这样认真，我扭头走进办公室，我不想让战士因为我的眼泪影响他们的情绪。
老兵退伍后，按惯例进行作风纪律整顿。在教育整顿中，我们发现，那4个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兵，处处显得和别人不一样，你昨天强调的东西，他今天违反；你规定出营区大门要请假，他就不请假。队长跟我碰头时发牢骚，这样下去中队肯定出事不可。我说，既然是作风整顿，就整呗。就在我们三令五申强调的当天晚上，队长查哨时，仍然有一个自卫哨脱岗，当事人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那个从外单位调过来的刚选改的士官，而且是支队首长的关系！
没想到，按条令的正常程序处分一个战士竟成了我结束主官经历的导火索。接下来的几天，支队领导先后找我谈话，说我们工作方法简单，尤其是当指导员的，不会发挥政治工作优势，对战士的思想把握不准云云，总之说了很多。不仅如此，领导天天电话查勤，有时你还在吃饭，勤务值班室就通知接电话，一接才知道不是什么紧急事情。甚至三更半夜也不放过。2004年元旦刚过，我接到支队干部股的电话，我被调到支队政治处任干事。此时我正连刚满两年。
前九节讲述了从1990年3月到2004年1月，时间跨度14年。我要讲从军二十年的后面的六年，只想用一节把它讲完，虽然时间长，但这后面的生活基本平稳，没有更多要写的东西。
2004年回到机关。从1999年进机关政治处以来，中间下去当了一年半的主官，又回到原来的办公室，干起了过去的工作，一句话：轻车熟路。不同的是，有了基层工作经历，写点东西较过去更贴近实际了。这一年，股里的活动不多，我也很努力，能不能提升副营就在些一举了。年底，我如愿以偿，立了三等功。2005年春节前，我的副营职命令下达了。这次提职，我谁也没找，因为领导调我回机关时给我留的有话，只要工作干好了，什么事情都好说。副营是个坎，随军、分配公寓房、家属未就业补助等一系列实际问题都与此有关。关键时刻，我感谢组织。2005年4月，我的随军批复下来了，终于结束了婚后十年租房的历史。在分配新公寓房的门上，我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辗转三地荣升官阶九品；奔波十年分得公房三间（过去县官是七品，副营相当于九品了）.
2005年12月，宣保股长升任教导员我由副营职干事接任股长。从2005年2月至2008年2月这三年间，基本上都是上下班，搞好业务工作。值得引以自豪的是，一是参加总队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和建国六十周年书画展，本人的书法作品分别获得三等奖和二等奖。其中第二副作品上了《中国书法报》；二是根据党委安排，较好地处理了10多起警民纠纷和官兵个人及家庭涉法问题。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起：
第一件是总队医院一干部家属因山林问题与村干部发生纠纷，感到受欺负愤而自杀，干部家里准备集合百十人准备了家具铁器，计划抬尸闹丧，对方也不甘弱也做好了准备。总队通知支队派人出面调解，我受命后，和总队医院一干部一起驱车到达现场，首先劝说家属依法处理，不能冲动。由于镇政府不卖帐，说军属自杀是自己的事，与村干部和政府没有关系。我只好带着家属到市委反映问题，讲明利害，请求地方党委政府出面调解。通过努力，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政府给军属5000元丧葬费，村干部被依法逮捕，以毁坏山林罪被起诉。
第二件是本单位一股长的恋爱纠纷。他采取一箭双雕的战法同时与两名女青年发生关系。当真相大白后，另一女青年不依不饶，赤身躺到支队办公楼大厅要求组织解决。支队政委亲自出面谈判，越谈越崩，其中一次，那个女的当着党委成员的面拿出敌乱畏要喝，幸亏副支队长眼快当场打掉农药瓶。后来支队长提议让我出面协调解决。我这时感觉到自学法律知识的用处了，对方也请了律师，几番唇枪舌剑之后，最后以干部给点精神抚慰金了事。
2008年2月，我的正营命令顺理成章的下达了，我被提升为教导员。当时有人问我花了多少钱，我真的没有他们所说的好几万，只是命令下来了，以拜年的名义给领导买了几瓶好酒。支队长、主任都收了，新政委的，给退回来了，搞得人一点面子都没有。他是我从军以来遇到的第一个不收礼的领导，公生明，廉生威，我不由得对他内心的尊敬。可后来才知道，人家是从省城来的，两瓶酒根本不在眼里。呵呵，他不要，我喝！一次战友聚会，这两瓶好酒被干掉了。
2009年3月，我又调回机关，接任政治处副主任。一年之后，2010年3月20日，也就是我的中校命令下来的当天，我接到组织谈话：我被批准转业了。至此，被自己视为至高荣誉的中校警衔只能在表格中填写，在脱下的军装上永远无法体现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