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十二)我成了职业革命者

胡绩伟自述(十二)我成了职业革命者 [原]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热潮高涨的形势发展，我的生活也改变了过去的轨道，如同这热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奔腾、跳跃，不停息地扑向理想的彼岸。最明显的是我停止了在四川大学的学业，从此结束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十六年学生生涯。
进入川大不久，我就成了一个“逃学”的“浪子”。抗战爆发后，民先队的宣传工作和编辑刊物的工作大大增加，我已经无法在上课前去制造假象，伪装读书，拿不出时间来在课前课后补习课堂上的教学内容，更无法为应付考试突击几天而获得较高的考分。有时，两三天都不能回到学校。有几次我深夜赶回学校，校门已经关上了。那时，川大的校门是城门楼式的，不像省立师范那样，校门关了，还可以翻墙过去。因此，从一九三七年下学期起，我干脆从“逃学”转 为退学。
老实说，我当时结束学习生涯而走入社会，没有丝毫留恋情绪。可是我完全没有料到，从此我不仅离开了学校，还离开了我的母亲，这是我常常感到于心不安的。到成都以后，我每年寒暑假都脱不开身，没有回过家乡一次。可是我总是想，总会有机会回家去看望我那从二十二岁就守寡的母亲的。而一进入社会，没日没夜的工作，忙不完的事等着我去处理，更是身不由已了。回家看妈妈的愿望，只能深埋心底。加上在这年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心里装的是国家、民族的兴亡大事，一浪赶一浪，迎面而来的是写稿、编改、出报等一系列具体而又不可马虎的工作，相比之下，我对母亲的感情自然而然地淡薄下来。一九三九年底，我奉命离开成都，远走高飞了。在一个炮火连天、战乱频繁的环境里，不要说在母亲膝下尽孝，就是写封信去向母亲报告儿子的行踪，也无法办到，我的确变成了一个“不孝”的儿子。直到一九五八年，二十多年以后，我才把母亲从家乡接到北京。那时，她已经是年近七旬的白发老媪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成都市共产党重新建立组织时，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中，大部分是民先队的队员。四川省的党组织，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间遭到彻底的破坏，留下的个别党员还在继续坚持斗争，发挥作用，我所遇到的车耀先先生就是这样。从北平来成都而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韩天石、王广义也是这样。这时期，党中央也曾不断派人到四川来做上层统战工作，也发展个别党员。抗战后，中央派来的邹凤平、廖志高等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底到成都，首先找到韩天石等同志，重新建立党组织。我是经韩天石介绍的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当时，大多数民先队员入党时都批准为正式党员，没有后补期。我经党组织同意，完全脱离学校，踏上了以革命为职业的人生道路。
考入川大以后。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在课余做兼课教师的收入。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补习学校去教课。这虽是一个不稳定的职业，但每月挣七八块钱，还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我兼课教数学全靠吃老本，靠高中时学的数学知识，基本上不做什么准备，一到教室就开口讲课。可是，的一次在课堂上，突然被一个代数题难住了，弄得我面红耳赤，十分难为情。虽然勉强对付过去了，总感到问心有愧。细想想，我已放弃了数学，改学政治而又要继续依靠数学来教学生，发生这类差错是注定了的，这次对付过去了，以后还会发生。经过一番考虑，我自动辞了职，断了经济来源。三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一文收入，我只好尽量节省，靠积攒下来的一点钱过日子。当时，我专门到贫民的小摊上去吃饭，尝尝苦力穷人的生活滋味。我吃过“肠肠饭”，就是用猪羊的肠肺杂碎等熬的汤，把饭“冒”一直，就是烫一下，饭上留一点肠子之类。还吃过一种“牙子饭”，据说是凭经验下尽可能少的米，焖一平锅饭，做到米少饭多，然后在锅内把饭分成一牙一牙的，按成本算一牙多少钱，这种饭比买普通的一碗饭钱少饭多。吃这种饭，一般都搭配一点卤，或者买一点点小菜。最有意思的你也可以买一小块回锅肉。吃这块肉时，不是一口就吃下去了，而是一点一点的咬来就饭吃。稍好是吃豆花饭，一碗饭和一小碗豆花。最省最省的吃法就是两个铜板买两个“锅魁”（中间空心的烧饼），向店家讨一碗不要钱的“膏汤”（熬了多次的骨头汤）。实在嘴馋了，肚子太“素”了，只好到二姐家或者姑妈家去混一顿饭吃。有时她们塞给我十几个铜板，我又撑着面子不要，说我有钱。有一次，想到姑妈家去吃顿饭，去得不巧，人家都快吃完了，只得说：“吃过了！”硬着头皮坐在旁边，悄悄地往肚子里吞口水。我虽然自幼就生在清贫之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却从来没有尝到过如此艰难的吃饱肚子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生中所度过的最艰难的岁月。
这种苦日子虽然难过，但却使我体验到一点点贫苦阶层的生活滋味，多学到一点老百姓的生动的日常生活语言。有几次，我见有的苦力，捧着一碗牙子饭，站在小茶馆外边，边吃边听评书。我仔细观察他们随着情节的进展，脸上表现出喜怒哀乐的表情，更加体会到民间说唱形式的优点。以后有几次，我特别让宣传队到民区去作宣传，作讲演时，听的人少，但是在唱金钱板、莲花落时，围拢来听的人就多得多。这也加强了我从事通俗化宣传的信念和决心。
不久，一个女民先队员，读中学的学生余硕卿，请我为她补习功课，每星期去她家三次。这样我又有了几块钱的收入，结束了最困苦的日子。这位余硕卿同志后来到了延安，进了陕北公学，入了党。三九年党组织把她派到重庆，埋伏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成立了共产党的秘密支部，为党传送了大量重要情报，立下了奇特的功勋。一九四0 年被敌人逮捕，关在重庆白公馆内，受尽酷刑，以后转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她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谁知在全国解放后，余硕卿竟被诬蔑为叛徒，蒙受奇冤。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得到平反昭雪。被列为一级革命烈士。据说，在她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还记得十六岁时我为她补习功课的情景，并说车耀先和我是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带路人。以后，为她平反昭雪的过程中，我也尽了自己的努力。
三七年七月《图存》周刊出版时，我们就估计到它的短命，因为它没有立案，没有合法手续，而且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同《大声》、《大生》一脉相承，像孪生兄弟一般。果然，《图存》只出了三期，七月二十四日又被省政府查封，公开的罪名是“未经批准，违法出版”。实际上，是因为车耀先先生为《图存》第三期写的社论，像一把锐利的匕首，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胸膛，弄得它一肚子恼火，但是不好发作，只好找个借口，一封了事。这篇短短的六百字的社论，题目是：《政府何以自解？！》现在读来，仍是一篇铿锵有力的好文章，很值得抄录下来，供后人赏析。
国家，已被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的残缺不全；无情的火焰，已经燃烧到眉毛的尖端；而我们还在希望和平，仍然若无其事！噫！恐怕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吧！
从“九一八”起，我们就知道要抵抗；我们就在呐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且有过局部的抵抗。到了今天，敌人从沈阳到山海关；从山海关杀到天津、北平；我们还是只限于‘知道要抵抗’，‘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局部抵抗’。敌人就不然：他利用我们的和平交涉，来侵占我们的土地，剥夺我们的主权，取缔我们的爱国运动；甚至不惜全国总动员，来消灭我们的局部抵抗。
自然，我们拥护和平，为的是准备实力。我们若无其事，是表示依赖信赖政府。然而，我们准备了六年的实力，难道不能抵抗华北的数千敌人么？难道连平津都不能保卫么？天哪！叫我们这样的信赖，怎样维持下去。
我们的陆军，为什么不调到前线去抵抗！北上的国军，为什么不加入二十九军作战？我们的海军，难道连制止敌舰在内河开炮的能力都没有吗？传说比敌人还强的空军，为什么没有一架飞到平津的天空？为什么还要谈判？为什么不经济绝交？为什么还释放爱国犯和政治犯？为什么不向敌人提出最后通谍？为什么不作战时准备？为什么不肃清汉奸和亲日派？为什么……一言以蔽之；不但不像抗战的样子，连抗战的准备都不像！我们贤明的政府，我们信赖的政府，何以自解？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质问得当局无法回答，只能用行政手段，予以查封，想封住人民的呼声，封住车耀先的嘴巴。国民党政府不让《图存》存在下去是路人皆知的事，我们不得不早作打算。蒋慕岳是四川省政府的职员，以他的名义，去申请登记成立“星芒通讯社”。“星芒通讯社”被批准后，我们一面印发通讯稿，一面筹办刊物。九月十八日，《星芒周报》出版了。从成立“星芒社”、发通讯稿到筹办周刊，我都是蒋的助手，实际上我是《星芒周报》的主要编辑。
“星芒通讯社”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救国团体，“星芒通讯社”是登记的名字，人们都叫“星芒社”。印发通讯稿和出版刊物是它很重要的工作，这只是它的一部分工作，还有其他的许多工作。比如“星芒宣传队”，包括歌唱、演活报剧、演唱金钱板、莲花落、演讲等等。“天明歌咏团”。是在星芒社成立之前就已开展活动，对内是星芒宣传队的歌咏团，对外仍然叫“天明歌咏团”。星芒社还成立了一个“星芒图书馆”，组织了难以数计的读书会、读报小组。图书馆还办夜校，请一些比较有名的人物去讲课。还组织了像新文学、世界语、通俗文艺等研究会。还有一个“星芒俱乐部”，组织篮球队、排球队、游泳队、自行车队等体育运动。
三八年四月《星芒报》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星芒报》上利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的稿件又是抗日宣传队的材料，因此《星芒报》蜚声全川，各地纷纷成立读报组和代销处，好些地方干脆成立星芒社分社，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因而“星芒社”又承担了很多对外地分社的指导工作。
三七年底，共产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已在成都成立，民先队对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指导作用已经变为榜样示范作用。民先队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大型综合性的救国团体“星芒社”，逐步开展了多元化的活动。在当时，反映了成都救国运动蓬勃兴起的新形势，也促进了这种大好形势向纵深发展。
星芒通讯社成立以后，我就完全离开了川大。星芒社在少城公园对面的文化街——祠堂街三十三号作为它的社址。在书店战时出版社的后院，有几间平房和一间十二三平米左右的房间，星芒社的编辑室就设在战时出版社门市部的楼上。两张桌子，一个放油印机，专门印发通讯稿；一张编辑办公用。还有一张单人床，供我、蒋慕岳和其他同志有时在这里过夜。这时，党委又要我到四川日报社（实际上是党报）去作夜班编辑工作，因而我大部分的晚上也不住在这个小楼上。
我从搬出川大以后，日日夜夜地勤勤恳恳地工作。当然，那时是没有工资的，包括在四川日报工作，也完全是自觉自愿地义务劳动。当年鲁迅先生形容的孺子牛精神，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可说是我们当时的生动写照。吃的“草”，不是党组织发给我们，是靠业余劳动挣一点“草”吃。到了一九三八年四月，《星芒报》三日刊出版，星芒社各项工作的展开，加上四川日报的夜班编辑工作，实在忙得连去打工挣点钱也很困难，党组织才决定每月发给我八块钱的生活费。这就是当年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生活情景：提着脑袋加入共产党，全心全意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简朴的生活，辛勤的劳动，我们人人都朝气蓬勃，乐观向上，充满战斗精神，尽心尽力地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星芒社里，我的工作重点还是负责编辑工作。先是编《星芒周报》，出了八期，当局要查封，恰好我们自己也没有钱再维持下去，就同民先队熊复主办的《救亡周报》合作，又出版了三期《星芒、救亡联合周报》，终于又被政府查封了。原来办救亡周刊的同志立即筹备，改名出版了《成都战时学生旬刊》。得到全川学生的热爱。而我在这期间，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还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名义，负责编辑出版了《抗日先锋》周刊。它的主要任务是打算侧重对民先队进行组织教育和思想教育，想注重解决政策上思想上一些比较深层资助的问题，比如刊登过《反对左倾空谈》的文章，批评统一战线中的左倾思想，这是当时一般救亡报刊不去谈论的问题。当然，这个周刊也是短命的，它也只办了三期。
在这期间，《大声》周刊也地申请复刊，经过几番周折，凭借车耀先在上层的影响，拖了两个多月，《大声》周刊终于用原来的名字，在十一月十三日正式复刊了。因为我已经开辟了星芒社这个新阵地，在《星芒周报》受压中，又开始忙着筹备一个崭新的报纸《星芒报》，因此我没有再插手，《大声周刊》的编辑工作。
我虽然离开了大声周刊，却离不开车耀先先生。他是我们民先队领导成员的良师益友，是我投身于救国救民斗争的引路人。《大声》复刊后，编辑部仍然设在祠堂街努力餐馆内。星芒社也在祠堂街，相距不远，只要有空，我总想着去看看车先生。时局有变化时，我向他请教；宣传是遇着问题时，也向他请教。记得在《大声》复刊以后，我还特地赶去向他道贺。他当时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大声》是复刊了，但它终究还会被查封的。如果这个专制独裁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没有被查封，这个专制独裁的社会没有被查封，《大声》还会被查封，你们《星芒报》也会被查封。那些顽固派把《大声》、《星芒》这些抗日救亡报刊当成肉中刺眼中钉，不拔抻，他们是死不瞑目的。”
车先生的话说得太好了。《大声》、《星芒》和其他救亡报刊以后的命运，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我奉命秘密去延安时，无法去向他告别，谁知这竟成了一件终生的憾事。在我离开成都四个月后，他在成都“抢米事件”（注：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成都特务机关和策划组织两三名暴徒，持枪捣毁川军潘文华在成都的一个粮库，弄得遍地都是大米。暴徒走后，很多贫民都去抢米。特务又来抓人，诬蔑成都共产党抢仓库的米，把车耀先先生和罗世文、朱亚凡等人逮捕。人们说这是希特勒国会纵火案的翻版。）中被当局逮捕，1946年在渣滓洞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车先生入党时，曾写诗作为誓词，诗中有“愿以我血溅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他预见到在中国这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只有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才能换来新的神州大地。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定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但是，车耀先先生却没有预料到，这块用千百万人鲜血换来的新的神州大地，却离那“永太平”的理想境地仍然是那样的遥远！
一九八四年我回到成都，努力餐馆内僻了一个车先生的纪念室，以纪念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特地赶去，瞻仰了先生的遗容，参观了他的革命业绩展览。在无限怀念的心潮激荡中，我向先生献上了一首掉诗，现抄录如下：
深切的怀念
一九三六年秋，我在蓉城初试笔锋，幸遇良师车耀先同志创办《大声周刊》，我参加了编写工作，得到他在革命思想和宣传业务上的帮助。当时，耀先同志开设了一个努力餐馆，在它的掩护下，团结各界同志和朋友，组织革命队伍，创办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很多战友踏上革命战场，开始革命长征，努力餐馆是第一站，车耀先赎是我们永志不忘的指导员。在耀先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烈士纪念室开幕，努力餐馆开业五十五周年之际，耀先同志的音容笑貌闪烁在眼前，他的宏言伟论缭绕耳边，特献小诗一首，以表敬意。
文武双全车耀先，英豪聚义“努力餐“；
民喉党舌促抗战，龙飞蛇舞伐倭蛮。
良师益友车耀先，扶我挥笔进报坛；
千百战友长征远，光荣首战“努力餐”。
一九八四年二月四日
离开《大声》的时候，我的新的理想，是办一张通俗化大众化的《星芒报》（三日刊），它的宗旨是“识字少的人能看得懂，不识字的人也听得懂。”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在进行筹备工作。作的《星芒报》的出版，标志着我在成都的新闻战线上又开辟一个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