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胡绩伟自述(三十三) 啊！延安，我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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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决定离开陕北的时刻，我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３日，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机关，在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了山西地区，从此结束了共产党中央机关在陕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寇、打退蒋介石进攻的前后共十二年漫长的历史。
就在这个可纪念日子的两天之前，毛主席在杨家沟召集“亚洲部”（中央纵队的化名）全体会议，宣布了中央机关开赴华北的决定，并决定把一部分人员和物资留下来。西北局叫我赶到杨家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毛主席离开陕北前的讲话，并迎接新华总社和解放日报留下来的同志以及一批印刷物资。
面临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当时，因为通知参加会议的人不作记录，对毛主席的这一番讲话，我们几个在场的同志会后又聚在一起回忆一遍，把大家脑子里记下来的凑起来，由我回到报社作传达。
时间一幌又过去了五十年，在写这篇回忆录之前，我特地回到西安，和当年的老战友团聚了几天，畅谈那一段难以忘怀的珍贵岁月。毛主席这次讲话的意思，大体上是这样：
主席说，中央机关决定离开陕北，转移到华北去。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刚到陕北，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现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中央在陕北十二年，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当然舍不得离开陕北。
主席说，延安保卫战刚满一年。仅仅经过一年的战争，西北人民解放军就由劣势变为优势，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眼看延安很快就会光复，整个陕甘宁边区就会光复，我们还会发展很多解放区。在这一年当中，全国各路解放战争的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消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解放全中国的新时期很快就会到来。
主席说，随着全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必须从陕北转移到华北，以便于领导这场最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
主席说，在中央离开陕北时，需要留下一批同志，一来是陕甘宁边区需要人；二来是中央在转移中也需要队伍精干，轻装前进。决定留下来的同志中，有人写信给中央，要求同中央一起转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舍不得同志们啊！
这时，主席幽默地说，我毛泽东离开陕北时，把所有干部都通通带走，将来到了华北，走时又把全部人员都带走。如果这样毛泽东越带人越多，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这像话吗？（说到这里，把大家都说笑了。）
毛主席还说，陕北是个好地方，这里还是模范解放区，中央走后，还要把这里建设得更好。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林老（伯渠）、彭老总、贺老总、仲勋同志都欢迎留下来的同志，共同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
这时，林老带头鼓掌，热烈欢迎“亚洲部”的一部分同志留在陕北。
我回到群众报社后，马上召开了一个欢迎大全，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欢迎“亚洲部”留下来的同志们。留下来的几十位同志中，记得有林朗、丁济沧、张潮、普金，莫艾、李蕴辉、田方、马沛文、冯森龄、刘漠冰等人。群众报社一下增加了这样一大批富有新闻工作经验的同志，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不仅为以后办好延安群众报和西安群众日报增强了主力军，而且对以后增强西北五省的新闻队伍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挺进到大关中，裁断了西兰公路，蒋介石、胡宗南十分恐慌，赶快把驻守延安的军队调来解救西安之危。眼看延安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
１９４８年３月，我由新华社西北分社回到霍家坪时，边区群众报早在三个月前，也就是１９４８年的１月时已经改为《群众日报》。西北局决定我不再去前线分社，留在后方，主持群众日报的业务工作，准备回延安办报。
这一年来，我虽然从前线回报社看过几次，却都是像回娘家一样，时间很短。这次回来，才比较具体地了解报社同志在这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报社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也十分英勇。
从撤出延安到回到延安这一年，报社的同志们承担了三项任务，这三项工作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边区群众报社坚持出报，由杜桴生、金照、林朗负责；随同我到新华社西北前线部分社的记者跟随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采访写作，出版《新闻简报》，在全边区组织通讯网，对新华总社发稿，也对报社发稿；边区新华书店，为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服务，同时印刷发行一些宣传品和书籍，由陶西镛同志负责。在战争中，书店的同志们走到哪里，只要有一点停留的时间，就把书籍从马背上卸下来，摆开地摊，向群众售书、作宣传。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像一团火一样，照亮了群众的心。
在这一年当中，报社同志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紧紧跟随西北局在陕北“打游击”，不管条件多么困难，无论是油印、石印或者脚踏式的铅印；无论用的是马兰纸、麻纸或者晋恒纸；无论出八开两小版、四开两版或者对开四版，始终坚持这支新闻队伍在保卫延安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意志。
看一看下面这些文字短小的简单记载，就更具体地了解到群众报社这一年的战斗历程，是令人为之惊叹的。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晚１０点，报社五六十人，带着一台油印机离开延安。１９日中午到达安塞县的真武洞，２０日进驻附近的朱寨河村。我们是西北局机关的一部分，代号是五火队十二中队。
４月１１日到１９日，出版了六期试刊的油印报。４月２１日正式出版了油印的《边区群众报》，四开两张，单面印刷。当时的印刷厂是四人的油印组，在半个破窑内，用玉米杆挡挡风雨。油印组的同志手冻麻木了，仍然坚持工作；油墨冻了不能印，只好烤一烤。刻写一张腊纸只能印几百份，以后发报的份数不断增加，只好再刻写一张腊纸。出一期报纸，弄得大家精疲力尽。同志们一面出油印报，一面派人去搞机器。
５月，从敌我争夺的地区，从我们原来的“备战点”，经过百般辛苦，秘密运回一部石印机和一些纸张油墨。５月１２日，油印报改为石印报。
报社人员在朱寨河住了７２天。５月３１日，敌情紧张，大家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６月２日到达安塞县东北的子洲县，在皇峁镇安营扎寨。先出版了三期油印报。６月６日石印机也从朱寨河运到，报纸又恢复为石印板。
经过八天的艰苦努力 ，同志们又从延安的山沟里，运回一部八开的脚踏园盘机。从６月１３日起，《边区群众报》正式改为八开四版的铅印报。这时，报社又有了自己的印刷厂有石印机，又有铅印和六付排字架。当时印刷厂铅字不全，临时手刻也赶不上用，只好用其他字号的字或者同音字来代替。这样印出来的报大小字都有，还有一些“黑屁股”（即缺字的黑空）。可是这毕竟是我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印刷厂，是战火中编印出来的报纸呀！看起来模样不大好看，可是读者得到这张报，仍然如获至宝，争相传阅。
在皇峁镇住了六十天。８月２日，又转移到绥德县义和镇的豆子沟。在这里只出版了两期油印报。由于敌军接近绥德城，敌情紧急，报社人员只好东渡黄河，在山西陵县的碛口镇候家台村住下来。这里是晋绥解放区比较稳定的后方，我们在这里不仅继续出版《边区群众报》，还由柯蓝、李季、闻捷、石鲁等同志组成了副刊组，编辑出版了一份专门刊登通俗化文艺作品的３２开小册子《群众周报》。这四位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成为全国闻名的大作家、大画家、大诗人。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日 ，报社编辑部又西渡黄河，回到绥德义合镇的霍家坪村，直到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５日，才全部返回延安。沙家店大捷以后，我军节节胜利，敌军节节败退 ，霍家坪成了最稳固的后方，报社编辑出版人员在这里住了半年。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印刷厂设在没有门窗的羊圈里，印刷机没有动力，靠几个年青人手摇。排字房常常冷得像冻窖一样，排这工人还是坚持把一个一个冰凉的铅字钉拣出来排成文章，排成报版，每天出四版报纸非常辛苦。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还要赶着出号外，真是整天整夜加班工作。
就在这样紧张艰苦的工作条件下 ，报社同志仍然努力作好各项联系群众的工作。大家热情地帮助群众除草收割，拉碾推磨，担水铡草，扫街扫院，教群众读报认字，在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这年（４８年）春节时，报社还组织了宣传队，跳秧歌、演小戏，给烈军属拜年，走村串户，把周围几十里的村庄都带动起来，十分红火热闹。三四十年后，霍家坪的老年人还说，咱这山沟沟里，从古到今，再没有像群众报在时那样热火朝天。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０日，《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就是在霍家坪的时候 。沙家店大捷以后，边区的敌我形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我们由劣势转为优势。一方面是后方比较稳固了 ，印刷条件好多了，可以放开胆子出报了；另一方面，眼看延安就要收复了，正式出日报，早作具体准备，早日进行实际练兵。
在改为日报之前，我们请毛主席为日报写一个新报头。毛主席很高兴，马上拿起笔写了四幅“群众日报”，他看了看，自己圈了一个，说这个好。我们就是用这幅字，请印刷厂长曹国兴（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在一块版上刻成新的报头。
在我回到霍家坪仅仅一个月，４月２１日，延安就光复了。从我们在４７年３月１８日撤出延安算起，仅仅一年零三天，胡宗南和他的残兵败将就滚出了延安。
收复延安以后，先由副社长杜桴生带领一支先遣队回延安筹备出报，我留在霍家坪继续天天出报。等到延安已经出版了十五天的试刊，工作正常以后，编霍家坪才停止出报。编辑部在堆家坪住了七个多月，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霍家坪父老兄弟，全班人马回到清凉山，结束了一年来在战争中坚持出报的游击生涯。
回到延安一看，她已被敌人破坏得体无完虞。解放日报和群众报在清凉山工作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社长博古和总编辑陆定一同志住的几孔窑洞全部捣烂了。编辑部的两排石窑洞门窗全砸破了，好在拱门和拱墙还没有完全倒塌。我们先把这些修补好。可是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也没有。驻延安地区的记者从延安专署办公室要来几张桌子和几把木椅，编辑部工作又运转起来了。原来的印刷厂设在千佛崖的石洞里，敌人难于破坏，我们把机器搬来，就可以开动机器印报了。
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走时掩埋起来的报纸合订本、图书资料和印刷器材，完全被敌人挖走了。从报纸创刊到撤出延安的七年零二十二天中，《边区群众报》共出版了三百六十三期，全部不见了（平均每期发行八千份）。八十年代，我同陕西日报的同志共同设法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寻找这三百六十三期报纸，结果只找到零零散散的一小部分，希望将来能够一张不少地搜集到整套报纸。
５月１５日，我们全部人马离开霍家坪，经过三天的行军，十八日晚上回到延安。在离开延安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尽可能地每天出版《新闻简报》以外，《边区群众报》不定期地共出版了１９２期 ，四八年元月改为《群众日报》后，在霍家坪还出版了四个月的日报 。这中间还出版了五期三十二开本的大众化的《群众周刊》。
离开延安时报社只有五、六十人，回到延安时，已发展成近二百人的队伍，主要是解放日报社和新华总社留下了一部分同志，从边区各地又陆续调来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强了。
回到延安以后，大家仍然像行军时一样，把破坏了的土窑洞打扫一下，地上铺一点草，就是安身之地 ，大家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出版报纸的工作。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是世间最宝贵的，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们继续发扬自已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把机器修复起来，又千辛万苦地到新解放区去采办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至于办公用具和门窗、床板、桌凳，都是因陋就简，自己制作。当然既不可能从市场买到，也不可能从什么地方去调拨，只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大家既是木匠，也是泥水匠，人人变成了能工巧匠，真是神了，好像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不是念念有词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绞脑汁、沥心血、出大力，制造出来的。我们还自己动手种菜、养猪、做豆腐……，生活在改善，工作也日趋正常了。
一年当中，我虽然始终在前线，却没有拿过枪去冲锋陷阵，但我仍然受到战火的洗礼。火与血锻炼了我，仇和爱磨练了我。正义终于摧毁了正义的践踏者，人民终于战胜了人民的叛逆者。我这个文弱书生，身体锻炼得更能吃苦耐劳，头脑锻炼得更加能够明辩是非。
老实说，在这场战争的初期，我的“必胜信心”并不那么“十分坚强”。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虽肯定相信一定会回来，但没有想到会这样快。对于解放全中国，原来以为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根本没有想到在八年抗战以后，仅仅用三四年的时间就全面胜利了。重新回到清凉山以后，我心里所琢磨的和同志们所探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这样快得到这样伟大的胜利？
一年来延安保卫战的节节胜利，给我最大的教益，就是使我从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上，更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英明正确，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纲领确实是日益深入人心的。一场战争和一个党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１９４７年秋，解放军发起全面大反攻时，党中央发表了一个“双十宣言”，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又作了一次阐明：“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 、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 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
我们把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治纲领概括为“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因为蒋介石效法的是希特勒那一套，人们都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纲领。所以，人心的向背，就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深入人心，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丧失人心。
面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失败以后，又积极推行反共内战和独裁专制的反动方针，对我们这些革命知识青年来说，当然更热烈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更需要从切身的体验中来加深认识。在这次反共内战中，人民群众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地方官员的敲诈勒索，高官要员的贪脏枉法，腐化堕落，无数血泪斑斑的惨痛事件大大增加了对国民党、中央军的仇恨，也大大增加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热爱。这也是我一年来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的。人民的爱憎感染了我，教育了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老实说，回到清凉山时，我已经是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但我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是了解得很肤浅，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当时毛主席一再阐明的新民主主义。
面对清凉山的一片废墟，我们没有气馁，没有畏难，仍然意气风发地开始了新的战斗。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坚定了我的信心：中国人民很快就会“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后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手欢迎它！”站在清凉山上，我似乎已经很清晰地看见新中国航船的桅顶了！我不仅拍手欢迎它，而且更要加紧努力，促使它早日完全升出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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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３日，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机关，在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了山西地区，从此结束了共产党中央机关在陕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寇、打退蒋介石进攻的前后共十二年漫长的历史。
就在这个可纪念日子的两天之前，毛主席在杨家沟召集“亚洲部”（中央纵队的化名）全体会议，宣布了中央机关开赴华北的决定，并决定把一部分人员和物资留下来。西北局叫我赶到杨家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毛主席离开陕北前的讲话，并迎接新华总社和解放日报留下来的同志以及一批印刷物资。
面临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当时，因为通知参加会议的人不作记录，对毛主席的这一番讲话，我们几个在场的同志会后又聚在一起回忆一遍，把大家脑子里记下来的凑起来，由我回到报社作传达。
时间一幌又过去了五十年，在写这篇回忆录之前，我特地回到西安，和当年的老战友团聚了几天，畅谈那一段难以忘怀的珍贵岁月。毛主席这次讲话的意思，大体上是这样：
主席说，中央机关决定离开陕北，转移到华北去。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刚到陕北，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现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中央在陕北十二年，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当然舍不得离开陕北。
主席说，延安保卫战刚满一年。仅仅经过一年的战争，西北人民解放军就由劣势变为优势，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眼看延安很快就会光复，整个陕甘宁边区就会光复，我们还会发展很多解放区。在这一年当中，全国各路解放战争的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消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解放全中国的新时期很快就会到来。
主席说，随着全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必须从陕北转移到华北，以便于领导这场最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
主席说，在中央离开陕北时，需要留下一批同志，一来是陕甘宁边区需要人；二来是中央在转移中也需要队伍精干，轻装前进。决定留下来的同志中，有人写信给中央，要求同中央一起转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舍不得同志们啊！
这时，主席幽默地说，我毛泽东离开陕北时，把所有干部都通通带走，将来到了华北，走时又把全部人员都带走。如果这样毛泽东越带人越多，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这像话吗？（说到这里，把大家都说笑了。）
毛主席还说，陕北是个好地方，这里还是模范解放区，中央走后，还要把这里建设得更好。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林老（伯渠）、彭老总、贺老总、仲勋同志都欢迎留下来的同志，共同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
这时，林老带头鼓掌，热烈欢迎“亚洲部”的一部分同志留在陕北。
我回到群众报社后，马上召开了一个欢迎大全，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欢迎“亚洲部”留下来的同志们。留下来的几十位同志中，记得有林朗、丁济沧、张潮、普金，莫艾、李蕴辉、田方、马沛文、冯森龄、刘漠冰等人。群众报社一下增加了这样一大批富有新闻工作经验的同志，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不仅为以后办好延安群众报和西安群众日报增强了主力军，而且对以后增强西北五省的新闻队伍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挺进到大关中，裁断了西兰公路，蒋介石、胡宗南十分恐慌，赶快把驻守延安的军队调来解救西安之危。眼看延安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
１９４８年３月，我由新华社西北分社回到霍家坪时，边区群众报早在三个月前，也就是１９４８年的１月时已经改为《群众日报》。西北局决定我不再去前线分社，留在后方，主持群众日报的业务工作，准备回延安办报。
这一年来，我虽然从前线回报社看过几次，却都是像回娘家一样，时间很短。这次回来，才比较具体地了解报社同志在这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报社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也十分英勇。
从撤出延安到回到延安这一年，报社的同志们承担了三项任务，这三项工作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边区群众报社坚持出报，由杜桴生、金照、林朗负责；随同我到新华社西北前线部分社的记者跟随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采访写作，出版《新闻简报》，在全边区组织通讯网，对新华总社发稿，也对报社发稿；边区新华书店，为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服务，同时印刷发行一些宣传品和书籍，由陶西镛同志负责。在战争中，书店的同志们走到哪里，只要有一点停留的时间，就把书籍从马背上卸下来，摆开地摊，向群众售书、作宣传。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像一团火一样，照亮了群众的心。
在这一年当中，报社同志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紧紧跟随西北局在陕北“打游击”，不管条件多么困难，无论是油印、石印或者脚踏式的铅印；无论用的是马兰纸、麻纸或者晋恒纸；无论出八开两小版、四开两版或者对开四版，始终坚持这支新闻队伍在保卫延安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意志。
看一看下面这些文字短小的简单记载，就更具体地了解到群众报社这一年的战斗历程，是令人为之惊叹的。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８日晚１０点，报社五六十人，带着一台油印机离开延安。１９日中午到达安塞县的真武洞，２０日进驻附近的朱寨河村。我们是西北局机关的一部分，代号是五火队十二中队。
４月１１日到１９日，出版了六期试刊的油印报。４月２１日正式出版了油印的《边区群众报》，四开两张，单面印刷。当时的印刷厂是四人的油印组，在半个破窑内，用玉米杆挡挡风雨。油印组的同志手冻麻木了，仍然坚持工作；油墨冻了不能印，只好烤一烤。刻写一张腊纸只能印几百份，以后发报的份数不断增加，只好再刻写一张腊纸。出一期报纸，弄得大家精疲力尽。同志们一面出油印报，一面派人去搞机器。
５月，从敌我争夺的地区，从我们原来的“备战点”，经过百般辛苦，秘密运回一部石印机和一些纸张油墨。５月１２日，油印报改为石印报。
报社人员在朱寨河住了７２天。５月３１日，敌情紧张，大家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６月２日到达安塞县东北的子洲县，在皇峁镇安营扎寨。先出版了三期油印报。６月６日石印机也从朱寨河运到，报纸又恢复为石印板。
经过八天的艰苦努力 ，同志们又从延安的山沟里，运回一部八开的脚踏园盘机。从６月１３日起，《边区群众报》正式改为八开四版的铅印报。这时，报社又有了自己的印刷厂有石印机，又有铅印和六付排字架。当时印刷厂铅字不全，临时手刻也赶不上用，只好用其他字号的字或者同音字来代替。这样印出来的报大小字都有，还有一些“黑屁股”（即缺字的黑空）。可是这毕竟是我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印刷厂，是战火中编印出来的报纸呀！看起来模样不大好看，可是读者得到这张报，仍然如获至宝，争相传阅。
在皇峁镇住了六十天。８月２日，又转移到绥德县义和镇的豆子沟。在这里只出版了两期油印报。由于敌军接近绥德城，敌情紧急，报社人员只好东渡黄河，在山西陵县的碛口镇候家台村住下来。这里是晋绥解放区比较稳定的后方，我们在这里不仅继续出版《边区群众报》，还由柯蓝、李季、闻捷、石鲁等同志组成了副刊组，编辑出版了一份专门刊登通俗化文艺作品的３２开小册子《群众周报》。这四位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成为全国闻名的大作家、大画家、大诗人。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日 ，报社编辑部又西渡黄河，回到绥德义合镇的霍家坪村，直到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５日，才全部返回延安。沙家店大捷以后，我军节节胜利，敌军节节败退 ，霍家坪成了最稳固的后方，报社编辑出版人员在这里住了半年。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印刷厂设在没有门窗的羊圈里，印刷机没有动力，靠几个年青人手摇。排字房常常冷得像冻窖一样，排这工人还是坚持把一个一个冰凉的铅字钉拣出来排成文章，排成报版，每天出四版报纸非常辛苦。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还要赶着出号外，真是整天整夜加班工作。
就在这样紧张艰苦的工作条件下 ，报社同志仍然努力作好各项联系群众的工作。大家热情地帮助群众除草收割，拉碾推磨，担水铡草，扫街扫院，教群众读报认字，在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这年（４８年）春节时，报社还组织了宣传队，跳秧歌、演小戏，给烈军属拜年，走村串户，把周围几十里的村庄都带动起来，十分红火热闹。三四十年后，霍家坪的老年人还说，咱这山沟沟里，从古到今，再没有像群众报在时那样热火朝天。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０日，《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就是在霍家坪的时候 。沙家店大捷以后，边区的敌我形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我们由劣势转为优势。一方面是后方比较稳固了 ，印刷条件好多了，可以放开胆子出报了；另一方面，眼看延安就要收复了，正式出日报，早作具体准备，早日进行实际练兵。
在改为日报之前，我们请毛主席为日报写一个新报头。毛主席很高兴，马上拿起笔写了四幅“群众日报”，他看了看，自己圈了一个，说这个好。我们就是用这幅字，请印刷厂长曹国兴（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在一块版上刻成新的报头。
在我回到霍家坪仅仅一个月，４月２１日，延安就光复了。从我们在４７年３月１８日撤出延安算起，仅仅一年零三天，胡宗南和他的残兵败将就滚出了延安。
收复延安以后，先由副社长杜桴生带领一支先遣队回延安筹备出报，我留在霍家坪继续天天出报。等到延安已经出版了十五天的试刊，工作正常以后，编霍家坪才停止出报。编辑部在堆家坪住了七个多月，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霍家坪父老兄弟，全班人马回到清凉山，结束了一年来在战争中坚持出报的游击生涯。
回到延安一看，她已被敌人破坏得体无完虞。解放日报和群众报在清凉山工作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社长博古和总编辑陆定一同志住的几孔窑洞全部捣烂了。编辑部的两排石窑洞门窗全砸破了，好在拱门和拱墙还没有完全倒塌。我们先把这些修补好。可是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也没有。驻延安地区的记者从延安专署办公室要来几张桌子和几把木椅，编辑部工作又运转起来了。原来的印刷厂设在千佛崖的石洞里，敌人难于破坏，我们把机器搬来，就可以开动机器印报了。
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走时掩埋起来的报纸合订本、图书资料和印刷器材，完全被敌人挖走了。从报纸创刊到撤出延安的七年零二十二天中，《边区群众报》共出版了三百六十三期，全部不见了（平均每期发行八千份）。八十年代，我同陕西日报的同志共同设法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寻找这三百六十三期报纸，结果只找到零零散散的一小部分，希望将来能够一张不少地搜集到整套报纸。
５月１５日，我们全部人马离开霍家坪，经过三天的行军，十八日晚上回到延安。在离开延安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尽可能地每天出版《新闻简报》以外，《边区群众报》不定期地共出版了１９２期 ，四八年元月改为《群众日报》后，在霍家坪还出版了四个月的日报 。这中间还出版了五期三十二开本的大众化的《群众周刊》。
离开延安时报社只有五、六十人，回到延安时，已发展成近二百人的队伍，主要是解放日报社和新华总社留下了一部分同志，从边区各地又陆续调来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强了。
回到延安以后，大家仍然像行军时一样，把破坏了的土窑洞打扫一下，地上铺一点草，就是安身之地 ，大家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出版报纸的工作。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是世间最宝贵的，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们继续发扬自已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把机器修复起来，又千辛万苦地到新解放区去采办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至于办公用具和门窗、床板、桌凳，都是因陋就简，自己制作。当然既不可能从市场买到，也不可能从什么地方去调拨，只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大家既是木匠，也是泥水匠，人人变成了能工巧匠，真是神了，好像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不是念念有词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绞脑汁、沥心血、出大力，制造出来的。我们还自己动手种菜、养猪、做豆腐……，生活在改善，工作也日趋正常了。
一年当中，我虽然始终在前线，却没有拿过枪去冲锋陷阵，但我仍然受到战火的洗礼。火与血锻炼了我，仇和爱磨练了我。正义终于摧毁了正义的践踏者，人民终于战胜了人民的叛逆者。我这个文弱书生，身体锻炼得更能吃苦耐劳，头脑锻炼得更加能够明辩是非。
老实说，在这场战争的初期，我的“必胜信心”并不那么“十分坚强”。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虽肯定相信一定会回来，但没有想到会这样快。对于解放全中国，原来以为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根本没有想到在八年抗战以后，仅仅用三四年的时间就全面胜利了。重新回到清凉山以后，我心里所琢磨的和同志们所探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这样快得到这样伟大的胜利？
一年来延安保卫战的节节胜利，给我最大的教益，就是使我从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上，更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英明正确，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纲领确实是日益深入人心的。一场战争和一个党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１９４７年秋，解放军发起全面大反攻时，党中央发表了一个“双十宣言”，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又作了一次阐明：“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 、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 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
我们把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治纲领概括为“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因为蒋介石效法的是希特勒那一套，人们都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纲领。所以，人心的向背，就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深入人心，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丧失人心。
面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失败以后，又积极推行反共内战和独裁专制的反动方针，对我们这些革命知识青年来说，当然更热烈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更需要从切身的体验中来加深认识。在这次反共内战中，人民群众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地方官员的敲诈勒索，高官要员的贪脏枉法，腐化堕落，无数血泪斑斑的惨痛事件大大增加了对国民党、中央军的仇恨，也大大增加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热爱。这也是我一年来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的。人民的爱憎感染了我，教育了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老实说，回到清凉山时，我已经是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但我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是了解得很肤浅，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当时毛主席一再阐明的新民主主义。
面对清凉山的一片废墟，我们没有气馁，没有畏难，仍然意气风发地开始了新的战斗。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坚定了我的信心：中国人民很快就会“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后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手欢迎它！”站在清凉山上，我似乎已经很清晰地看见新中国航船的桅顶了！我不仅拍手欢迎它，而且更要加紧努力，促使它早日完全升出地平线！
五柳村2007年7月30日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