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高房价或造就中国城市化四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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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高房价或造就中国城市化四大景观2009年08月14日 08:30中国经济时报【 】 【打印共有评论14

作者为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目前中国城镇和城市的高房价,阻碍了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固定性和永久性转移,而且,农民进城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又不如东亚;又不似印度和拉美,可以居住在贫民窟中,与家人团聚和减少流动。

中国在农民进城居住方式、人口流动和财产及收入分配方面,可能表现为以下“景观”。

一、人口“工棚式、集体宿舍式和简陋租赁式”转移

中国目前的征地和房产制度,不允许农民的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市场,建设小产权房是非法的。并且,土地由政府征用后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加上其中的各种税费和出让金,另外还有房屋土地供应不足,需求大于供给等因素,导致房价被推得非常高,农民在城镇根本买不起合法的房屋。

那么,未来转移进入城镇的几亿人居住在哪里呢?主要在如下几个场所:

一是居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中。大量从事建筑工作的工人,随着城市住宅和交通水利等工程的开工和完工,他们所住的场所是不断改变地点的施工单位搭起的简易工棚,周期在一年左右。睡的是大通铺,吃饭是大锅饭,夫妻长年分居,没有家庭生活气息。

二是居住在“城中村”。大量的农民工租用城市原农民的院子或者楼屋。一般一个居室,里面一张床,一张桌子,月租200元左右。

三是居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中,或者在商住楼的集体房屋中,或者公司在外租的城镇民居房屋中。还有许多在加工工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居住在工厂自己建设的集体宿舍,但是,也不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在城镇经商或者从事收入较高工作的一些农民工,其租用城镇居民的套居,将妻子和儿女都接到城里,儿女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或花钱上正规的学校),但是,他们在城镇买房,仍然较为困难。当然,也有在城镇买房的农民工,但这是极少的一部分。

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改观,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一个景观是:虽然没有印度和拉美的贫民窟,但是大量的农民转移进入城市,但居住条件为较差的租赁房或者工棚,他们不可能在城镇安居。

当然,有关部门甚至有的地方政府,想给大量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甚至廉价房,然而,住房与食品不一样的是,价值太大。从人口规模上来看,未来有5亿—6亿人口转移入城镇。即使我们的经济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有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需要提供,财政收入与公共服务对财政的需求之间矛盾突出。因而,这样大规模人口的住房想靠政府财政提供,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操作的幻想。

二、人口长期(多年)在城乡和区域之间剧烈流动

我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虽然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是,由于暂住证制度的实行和有身份证就可以在全国各地就业,因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家庭移居城镇的约束并不是绝对的。农民工及其家庭不能从农村向城镇永久性转移的最大制约来自四个方面:

从居住的正规渠道看,城镇的房价过高,农民工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购买住房而实现永久迁移;从农民家庭迁移的非正规居住渠道看,不允许农民在城镇周围建房,这就堵住了通过低居住成本迁移城镇的农民;由于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不能随意卖出变现,使农村的土地和宅院资产置换城镇住房的渠道也被堵住;由于城镇中小企业少,对非正规就业和创业有诸多的限制,农民工在城镇能获得的收入水平要远低于城镇职工,大产权房的价格昂贵,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太高,购买住房而迁移城镇的可能性极小。

在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下,中国的城市化“景观”与东亚、拉美和印度将截然不同:从年度看,人口在城乡间因节假日探亲团聚而剧烈、频繁地流动;从区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从城市化水平低、经济不发达的人口大省向城市化水平高、出口加工外向、经济发达的区域流动;从代际看,农民工初、高中毕业就到城市和城镇以及到东部沿海地区,中老年时,再回农村,形成代际轮回。

一个社会,大部分人口如果不是由于休闲、旅游和商务而流动,而是因住宅与工作地分离、夫妻分离、代际分离、频繁寻找工作等原因剧烈并大规模流动,加上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不均,那这个社会发生动荡危险的可能性极大。现实证明,许多动荡发生于人口的这种非和谐和大规模的流动之中。

如果中国的城市化只是农民工“工棚式、集体宿舍式和简陋租赁式”转移,那么,未来人口在城乡之间、在区域之间流动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并且将越来越剧烈,这种钟摆式的流动,导致动荡的概率升高,对于我们国家社会稳定的威胁极大。如果一个国家的相当大规模人口在经常性地流动,并且在时间上是集中的,而社会贫富差距又很显明,那么,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很大威胁。因此,人民安居则社会稳定,让大部分转移到城市的人口较为长久地居住下来,必须成为我们考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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