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应把「奥运精神」套用于中国改革上/明报

1.两类「奥运精神」

        北京奥运开幕式不能不算提供了一场视觉上的震撼飨宴，柔情与阳刚，历史与现代，120分钟的铺陈与展现，中国式美学在此浮现，中国式雄壮在此突显，这场开幕式，百分百中国。然而有些地方却似没有必要「百分百中国」，譬如说，刘欢的穿著打扮吧，黑衣黑裤，说好听是简单朴素，说难听则是很不得体的随便求其了，固然配不上身旁女歌手的华丽，也配不上他所站立的炫丽圆球，更配不上这所谓百年大梦的开幕盛景。引吭高歌的刘欢，仅从皮相上看，颇像傍晚黄昏站在北京人民公园内下班工人，在百姓市民的围观下，随手捡起一支咪高峰，扯开嗓门，唱个不休，唱完，鞠躬，期待掌声；我还真怀疑他有没有穿袜子。  

   除此以外，就美学形式而言，就视觉元素来说，这场开幕骚，肯定超过90分了。可是，正因开幕骚办得如此深刻华丽，遂也容易令人感受到场内场外的强烈落差﹕如果一个宣告崛起的国家能够号召如此多的艺术家策划这样精彩的一场演出、能够动员如此多的参与者共同协作这样动人的一场表演、能够感动如此多的老百姓令他们由早到晚高喊中国万岁中国加油，为什么不也以相同的能量与魄力去铲除中国官场的腐败、去根治中国民间的弊病？请别再说「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之类的推搪言辞了，是的，凡事总有过程，然而凡事也总有时间表，奥运不也有时间表吗？成功申办了奥运，把时间终点设定于某年某月，把强力意志搬出来，把计划目标弄上去，用时间的框架督促自己的脚步，这是对于人民的承诺，亦是对于自己的期许，若能把这样的「奥运精神」套用于中国改革上，全国人民必都感到高兴。  

   世上其实有两类「奥运精神」﹕一是对参与体育竞赛的运动员而言，全力以赴，争取更高、更快、更强的荣誉与骄傲；另一是对主办奥运的城市和国家而言，当你说要做奥运的主人家，你便有需要认真地实践承诺、满足期许，让世人看见你追求更完善、更人道、更公义的诚恳意志。中国人总算主办了奥运，圆梦了，遂也应该从奥运之上得到一个「技术领悟」﹕先订下全面改革、迈向开明的时间表，再在时间框架下办事，如此，到了中国城市再一次主办奥运之日，开幕式想必更上层楼，而我们，也不会再联想到场内场外的两个中国。  

    2.和时间竞走  

    如果说中国应该领悟的一套「奥运精神」是跟时间表竞赛，那么，李宁以夸父追日之姿点燃奥运圣火，正正彰显了时间之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逝世于1989年的中国学者杨公骥曾经如此诠释夸父追日神话里的时间张力﹕「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快；愈是走得快的人，才愈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不妨将水当作知识的象征。也只有获得更多的水，才能和时间竞走，才能不致落后于时间。」  

   杨公骥的神话观点在内地早已广为人知，但不知道是否亦对奥运开幕式的策划者有所影响，故于表演的压轴处以此作为隐喻，向坐在贵宾台上的领导者有所暗示，提醒他们，夸父追日的内在精神在于追逐时间、赶在时间前头，中国百年奥运梦，犹如中国命运的百载浮沉，每一秒都值得珍惜，每一秒都是关键时刻，别再等待了，时不我与，毛泽东说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是「其乐无穷」，其实，真正之乐，是与自己斗，唯有斗赢了自己的短处与局限、魂邪与心魔，才算是生命的最后胜利者。奥运健儿固然志在夺标抢牌，但每项运动都仅有金牌一面，说穿了，唯一能让每位体育者都感受到的胜利滋味，岂不只源自于挑战自己、征服自己？奥运梦圆，中国跨步，下一站，自己。  

    3.从胡适到胡锦涛  

    百年圆梦，中国终究主办了奥运会。  

   说是「百年」，只因在整整一百年前，《天津青年》杂志已经提出了关于中国何时能够主办奥运的问号；一百年来，中国走过了清朝、走过了民国、走进了共产主义中国、也走进了廿一世纪，百载沧桑，今岁同喜，总算集体完成了前人的宏伟志向。在奥运开幕当天，有一则小新闻没受太多人注意，但新闻背后充满了戏剧张力，也洋溢了历史温情，那就是，张伯苓嫡孙张元龙写了一封信给刘长春儿子刘鸿图，刘鸿图也立即回了一封信给张元龙，笺页之间，互道恭喜。  

   张伯苓，是一百年前的天津南开大学校长，是把什么叫做「奥林匹克」向中国人介绍的学者，是期待中国终有一天能够主办奥运的「近代中国申奥第一人」。刘长春，是出生于1909年的中国运动健将，是于1932年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的首位中国体育家，是于临终前留下遗愿盼望中国主办奥运的有心人。从张伯苓到刘长春，中国人用行动许下了悲愿，而这悲愿，终又被新一代的中国人用行动予以落实，故其后人的互贺书信有如从历史深井远处传来的两道回声，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中国历史之细腻延绵。  

   中国文人虽通常不擅长体育，但对体育精神的了解，却不必然逊色于体育者。例如胡适，自少不知体育为何物，更曾自述初到美国第一次观看球赛，「看见那野蛮的奋斗，听着震耳的呼声，实在不惯，心里常想，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很不人道的」。但后来看得多了，不仅开始喜欢体育，还学着老美一样叫喊，胡适暗问自己，「难道我被那野蛮的遗风同化了吗？」，然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只是发现，「我渐渐把我从中国带去的老人意态丢弃了，我也变少年了」。  

   因此，若问主办奥运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答案可有千百个，但较少人谈及的一个是﹕奥运令中国变年轻了、「变少年」了。当全国出现一阵运动狂热，而且是所谓「跟世界接轨」的运动狂热，从南西到北东，从内在到外形，中国男女其实都沾染了平日罕见的青春活力，中国人开始懂得喊叫、懂得欢呼、懂得，笑。有没有发现胡锦涛在奥运开幕礼上亦是前所未有地慈眉善目？他的发言语调，他的笑容神态，都比以前任何一个日子都温柔和善得多；在那一夜，在那一刻，胡锦涛变年轻了、「变少年」了，亦变得跟十多亿老百姓一样，会笑敢笑了。 感谢奥运会，它让我们看见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以及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