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走入未知

2009年1月29日 河北辛集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印刷版

世界经济衰退正沉重打击中国工人

农历新年就要结束了，数百万农民工也将从农村回到城里工作。但在辛集，这个中国北方的皮革加工中心和烟花制造基地，节后的工作机会寥寥可数。外面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给这个一度繁华起来的小城沉重的一击。

中国已经多年没有过如此快速的失业率增长了，领导人们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来自农村的流动工人是建筑工地和出口型企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也是至今为止受打击最大的一群人。已经有上百万人失去了工作。那些过去几年来生活一直颇为滋润的城市白领，在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终于结束后，也要开始面对缩水的年终奖和不再年年增加的工资，更有一些失业了。学生是政府最希望好好安抚的，而今也面临着二十年来最差的就业前景。中国共产党正积极准备庆祝建国60周年，最不想看到的事当然是民众情绪不稳。

辛集位于北京以南约四小时车程，坐落在尘土飞扬的河北平原上。当地政府雄心壮志，过去几年来不断推动快速发展，中国有众多这样的小城市，它可以算是个典型。而今当这些忙碌的小城纷纷折戟，它也未能幸免于难。服装出口需求下降让辛集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到11月为止，这里大多数工厂都已经停工放假，比往年的春节假期要早了两个月。成千上万的工人回到附近的乡镇，指望年后可以再回来工作。但现实是，很多人都不可能回来找到工作了。

辛集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眼下的局面，政府的愿望可以从这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看出来——新城区宽阔的街道、某路口类似埃菲尔铁塔的结构、以及皮革服装展览中心顶上突出的火箭型结构。政府规划里，到201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是13%。当去年下半年出口订单减少，很多中国工厂开始停工时，人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出口集中的广东省。那里一些工厂关门，拖欠工资，导致了几起工人抗议事件。 但不少工人们抗议完也就无奈地离开了，他们的老家都在遥远的内陆省份，他们还要回去过年。而辛集的工人大多来自本地周边，对政府来说问题不会那么容易解决。

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们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关于中国一共有多少流动劳动力的统计数据非常模糊，但官员们相信大约农村地区现在有2亿非农人口，其中8千万在家乡附近的工厂工作。在家乡附近工作的农民工比例今年来一直在增加，原因是内陆地区的工厂越来越多，且工作条件往往好于广东和其他沿海地区的工厂。

锚营村属于辛集市较边远的乡村，村子旁边就有一个皮革加工区。村支书Li Qingbao告诉我们，村里一般有400人左右在附近的工厂工作，过完年后很多人还是可以找到点工作的，但收入可能不如以往了。这可能是过于乐观的估计。Oberlin大学的Marc Blecher说辛集代表了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往往集中在一个行业，前两年这一行为推动了当地繁荣，而今后可能会相反。

90年代初，辛集当地政府认定这个城市的未来在于皮革业的发展。政府推动散落在地区内的村办制革厂集中到新建的工业区，集中后的工厂应该享有规模经济并且共容易控制污染问题。政府还兴建了一个巨大的皮革皮草交易中心，鼓励创业者们开拓海外市场。

辛集的多数皮革出口最终去了前苏联国家，其中尤以俄罗斯为重。为了避开冗长繁琐的通关手续，加快速度，多数辛集的出口商都雇用了有当地政府背景的俄国中间商。辛集的官员担心这种出口方式不够稳定，且目前出口过于依赖俄罗斯。但当地产品的质量还够不上打入西欧市场的水平。无论如何，这座城市繁荣起来了。根据当地推算，经济在2007年增长了13.4%（和全国水平接近），出口达到了２亿美元，其中８０％是皮革和皮草制品。在金融危机来袭前，这些产品８０％都是出口外销的。

“保八”

中国的官员们（包括辛集的）经常宣称经济高速增长对社会稳定具有关键意义。他们说8%是保证稳定的底线，低于这数字则过高的失业率会导致严重的动乱（相比在经济最好的年份中，每年在中国各处发生的数万起动乱，更为严重的）。这个数字可能过于武断，但是这不断被重复的“保八”给各地方政府上了道紧箍咒，让他们不敢轻易放松。大多数地方政府在过去的10年里定出了远高于此的目标并且成功达到。

辛集，以及许多类似的镇政府现在都处于忧虑中。本月初，辛集的党支书Zhang Guoliang告诉他的领导班子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仍然是义不容辞的任务。但他放低了目标。他说2009年辛集的目标是10%的GDP增长，8%的农民净收入增长和11%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面对满城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的工厂，这目标听上去仍过于野心勃勃。过去以来，辛集的企业一直很难受益于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比如去年中央政府宣布的振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主要原因是辛集产品的出口路径迂回曲折，开不出出口退税需要的发票。

中国有一套自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居民户口制度。根据这套制度，公民根据个人出身被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这也意味着很多来自周边农村，在辛集的皮革厂打工的工人，在法律上仍然是农民。因此他们的收入也被计入农民净收入（像中国很多城市一样，辛集的行政区划包括一小块城区和一大块周边的农村地区。这里正式的城镇人口是20万人，包括在城里居住超过6个月的农民工。而周边农村的人口超过40万）。考虑到这样的人口构成，Zhang的收入提升目标就显得尤为困难。辛集“农民”的收入中超过1/3来自皮革工业。在锚营村，大约2/3的收入来自皮革和其他非农收入。

中国民族大学的Zhang Jianmin认为中国进城打工到农民工中有10%今年会面临失业——大约1500万人。政府官员不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他们希望多数人会回到农村地区，这样尽管仍然心怀不满，这些人至少有饭吃，有房住。毛泽东时代的另一项遗物是农村的失业人口仍有权获得一小块耕地，尽管非常之小，但至少可以保证温饱。

然而最近这几年来，随着无休止的城市扩张，数百万的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地方政府则从倒卖土地给开发商的过程里获利不菲）。这些农民中不少人已经融入了城市的打工群体，但确并没有融入城市社会。他们的未来危机四伏。数百万失业的农民工很可能仍然留在城市里，就算不上街抗议也会推高城市犯罪率。

中央政府希望能缓解矛盾。政府正在访宽限制鼓励农民注册新企业，同时鼓励银行向这些企业贷款。地方政府说他们正向返乡的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胡锦涛主席刚刚宣布今年大幅增加农业补贴。

但我们仍有理由保持谨慎怀疑的态度。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恐怕没有多少农民热衷于新设立一个企业，哪怕国有银行愿意借钱给他们（大多数农民也根本没有办法提供担保，因为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而大多数农民工来自贫穷的省份，这些省份的政府正面临着财政和卖地收入减少，恐怕在增加额外支出给农民提供培训方面也没那么爽快。一份中文报纸最近则提出增加农业补贴的效果恐怕会被居高不下的化肥价格给抵消。

锚营村里挂着一张宣传海报，介绍最近几年在全国推广的农村医疗计划以及政府提高参与者护理水平的新计划。湖北省社科院的Yang Lianyun说今年政府对石家庄地区农村医疗计划的补贴增加了50%，辛集就属于这一地区。但实际的效果可能没那么显而易见。即使按照扩大保障之后的计划，农民仍然要自己支付大部分的住院和医疗开支。所以有些人宁愿不去医院。在今年初政府宣布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相当于5850亿美金）后，1月21日政府又宣布增加8500亿用于扩大医保范围，在今后三年内覆盖全国90%的人口。但这两个计划的具体细节都还没有宣布。

理发铺子里的不满

政府寄希望于通过这些改革避免农村掀起的风暴，有它自己的理由。中国政府的一系列含糊和不完整的统计显示这些年来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普遍上升，多数发生在农村地区，并且常常和土地剥夺密切相关。在锚营的一个理发店里，顾客们热烈地讨论着污染和当地政府的腐败问题（类似的情绪也弥漫在当地的网络论坛上）。但至今多数的抗议都是针对当地政府的，并没有牵涉到党对于权利的垄断。至今也没有迹象显示不同的不满群体之间开始互相协作。

除了少数例外，党对于骚乱的处理正越来越有效率。在河北省，当地官员正积极地维稳，因为这个省包围着首都和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辛集去年出台的应对的“突发事件”的方针完全重复了中央政府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方针更强调安抚抗议者，而非以暴制暴。

中国的农村对于失业率的骤升并不陌生。2003年SARS期间，不少农民工就曾被迫回家数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农民工去年八月奥运前和奥运期间也曾经历过数次波动，当时政府要求污染企业暂时关闭，并限制首都的各项建设活动。尽管这些措施都降低了农民收入，却并没有引起动乱。

在90年代后期，甚至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定地实行了对国企系统的改革。大约4000万人在改革中失业。估计大约同样数量的农民工在今年失业。对于在国企改革中失业的人来说，那是伤痛的经历。和农民工不同，他们曾一度相信工作是终身的。当时抗议非常频繁，其中2002年东北地区发生的抗议可能是中国多年来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抗议。动乱发生在城市，更靠近党的权力中心，并且对于一个以无产阶级代言人自居的政党来说多少有些令人尴尬。然而，除了让党的宣传导向在那一年更贴近贫民外，这场抗议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后果。

但当时和现在有些不同，一些重要的变化已经发生了。首先，国企改革沉重打击了蓝领的利益，而中产阶级（正成为新的社会支柱）当时正刚刚开始成长。而且，在关闭、出卖和合并国有企业的同时，政府也把多年存余的企业自建住房白送给了工人们。这保证那些下岗职工至少还有一席之地（他们拿到的工龄补贴，恐怕也要让今天的农民工眼红不已）。最后，那些房屋成为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日后资产快速增长的基础，直到中国去年开始的资产泡沫收缩以及今年的危机来临。

焦躁不安的公民，危险的学生

如今党正面临着更广泛的不满。中国的失业数据向来有争议，这一数据不包括农民工（没有公开的农村失业数据）。目前这一数据看起来比一些西方国家要乐观很多，但已经显示了问题在增加。1月20日政府宣布2008年的城市失业率从4%上升到了4.2%，这是五年来这一数字第一次上升。政府今年的目标是把失业率控制在4.6%，而这已经是1980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在辛集，是向来养尊处优的城市就业人口（根据政府的统计口径）率先打破了平静。从1月8日起的3天里，大约300名辛集纺织厂的工人聚集在市政府门口，要求雇主支付八月国企改制时答应他们的最低工资。

从10年前的国企改革至今，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互联网的使用。如今互联网的使用非常普遍，作为表达不满的渠道也更为有力。辛集的抗议者们用互联网来引起社会的注意。很多居民在当地的一个论坛上留言表达他们对工人的支持。辛集的一个副市长出面接见了示威者，并安排支付拖欠的工资。有消息称最终是政府掏了钱。花钱买安定是地方官员常用的一招，他们更担心的是抗议扩大会影响他们的仕途。

关于城市居民，官员最担心的毕业生就业问题。伴随着近年来的大学扩招，能够满意就业的毕业生越来越少。去年有560万大学生毕业，比前年增加65万，而今年还将有610万人毕业。到去年底，大约有150万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这个月，国家总理温家宝召开了国务院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说你们心里忧虑，我的心里比你们还忧虑。”他在访问一所大学的过程中对学生说。）政府说会给大学生提供创业贷款，也会给雇佣大学生的企业贷款。

(此段涉及五月三十五日，翻译省略）

但近年来没有迹象显示学生们重燃了政治热情。学生上街都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和支持政府的行为。政府当然也担心民族主义情绪过剩，但这种担心远小于对政治改革要求的担心。

无论失业问题是否会把动乱带到八九年的水平，政府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都面对着重大的挑战。政府内部各级别、各部门间关于如何花这四万亿，如何防止这些钱被地方政府收入囊中都有不同的意见。胡总和温总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帮助农民和城市贫民。 就在农历新年前，政府前所未有地宣布了总额达97亿的补助计划，补助对象是7400万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胡总同时也去了井冈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地，这或许有助于增强他的党内地位。

2008年1月新实施的劳动法让解雇员工变得更困难了。现在有些人抱怨这部法律的执行很不到位。其他的法律也多少有执行问题。去年12月辛集的环保局说为了“面对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环保局将“简化”一些手续，为那些没有污染或“很少”污染的项目通过审查加快速度——这可以看作是放低要求的强烈暗示。

Wu Xiaoliang， 原央行副行长，现立法委员，据说曾经建议停止使用GDP作为官员考核指标。她建议使用“公共福利”作为替代指标。胡总和温总希望保增长和增福利的两派都能满意（他们认为增加福利支出会让消费者减少储蓄，增加支出）。但他们最希望的还是各地方政府能保持工厂和商业继续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