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到科学发展 现代化的中国开拓

时间:2009年08月03日 16时49分  来源:文汇报  作者:南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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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到科学发展，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之路，它不仅创造了辉煌成就，对当代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更重要的在于，中国道路并不是任何现存模式的再现，它完全是革命性的开拓和创造。科学发展之路的形成，也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就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历史的前进。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里程，书写了中国以及当代世界一段极不寻常的历史。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曾经给人类社会作出过诸多辉煌贡献，但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远远地落在了发达民族的后面。20世纪发生的伟大革命，使中华民族浴火重生，从灾难和落后中奋起，在艰辛探索中寻求正确的发展道路。当古老的东方大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它所奉献给人类社会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提升，更是它开创的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它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不断提炼而形成的科学发展的理念，这才是它更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之处。共和国60年的里程，也是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探索的里程，伟大的实践和理论的升华交相辉映。
一、不发达症候的集中表现和中国现代化的时代意义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近代以后出现的特有现象，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越以往的水平。以英国为例，从1770年到1840年的70年中，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倍，创造了过去难以想象的社会财富，这些财富大多数以资本的形式不断地滚雪球般地膨胀。
非常遗憾的是，现代化并不是均衡推进的，它大大拉开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差距，它所产生的“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在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落后国家却在积累着劣势，中国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不发达症候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15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均GDP是零增长，1820年以后甚至是负增长。这时，西欧的人均收入已达到中国的二倍；从现代化需要的制度支撑来看，民主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封建剥削和专制制度在中国占据着主导地位；从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民族整合来看，国内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国际上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从现代化依托的整体布局来看，不同地区的发展极不均衡，相互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病症，几乎都聚集到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启动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巨大的历史性难题。
中国发展的困境，也典型地反映出人类现代化的困境。它不仅说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现代化运动出现以后所拉开的巨大历史鸿沟，更深刻地包含着一个重要的逻辑，即：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并不会像圣火一样顺利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递，相反，早期现代化国家的进步还往往以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这样的现代化模式是无法传递、无法拷贝的。人类需要寻求现代化的新路径。
20世纪是人类现代化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的世纪。如果说17世纪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代表，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的大门，使人类走上现代化征程的话，那么，20世纪则以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为代表，走出了现代化的困境，为人类展现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
正是由于中国聚集了不发达的症候，并且成功破解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苏联不如中国典型；俄国曾经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了一段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一定的现代化基础，被称为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并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具有中国如此集中和典型的困境，并且取得如此辉煌的现代化成就。
即使不考虑底子和困境，中国这60年的发展速度也是无可匹敌的。从1949年到1956年，中国既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又开始实施和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相比于194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30.6%，年均增长率达到16.8%。1957年到1978年，在种种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依然达到6.36%。改革开放的30年，更是成就斐然，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两位数，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中国不仅创造了自己社会发展从未有过的奇迹，而且是人类发展的奇迹。在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里，从如此落后的基础起步，还要应对如此多的内外挑战，居然创造了如此长期的经济增长，毫无疑义树立了时代的楷模。
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具有的零和博弈的特点，不是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其他民族和群体利益损害的基础上。中国创造的是和谐发展的路径，追求的是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这样的发展才真正具有时代楷模的意义。
二、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和当代文明成果的整合
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是与发展理念的科学性提升相互契合的。共和国60年的发展历程，也是发展理念的科学性不断升华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又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既有的认识水平上。在作为执政党领导社会向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注重于对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尽管新路的开拓是艰难的，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在“放－乱－收－死”的怪圈中循环，但这种循环也是探索和认识的过程，没有这一过程作基础和底蕴，中国也不可能最终放弃传统的集权模式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宏观调控模式。
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形态的认识和分析，也精彩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社会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达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是无产阶级政党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反映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唯物史观观点。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阶级斗争的理念推进到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上，它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通过阶级斗争改造和推动社会发展，进一步升华到社会制度改造完成后应该以和谐社会的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新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已经证明，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一个鲜明的特点在于它的开放性，在于它对所有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借鉴和吸取。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理论，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精彩地反映出对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
当代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将增长与发展区分开来，比如，认为发展必须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发展的核心价值是“最低生活需要、自尊和自由”等等。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报告引起轰动，同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被认为是确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路标。1980年，联合国首先提出“全球的持续发展”问题。1981年L·布朗推出第一部可持续发展专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社会》，1993年联合国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继而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深化社会发展理论的进程中，中国高度关注并充分吸收国际社会研究发展的成果。在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正式提出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在参会的当年开始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世界上率先编制国别《21世纪议程》的国家。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深入的硕果，也是充分借鉴当代人类研究发展优秀成果的产物，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是对当代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
三、中国特色道路的形成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升华
从发展到科学发展，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之路，它不仅创造了辉煌成就，对当代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更重要的在于，中国道路并不是任何现存模式的再现，或者说改良和调整，它完全是革命性的开拓和创造，所以超出人们的预见。一方面，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束缚的人，称这种新的开拓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西方人士则始终对中国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耿耿于怀，这些都恰恰说明了中国道路的独特开创性。
如果仅把中国特色道路理解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独奏，显然是肤浅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针对中国的成功，出现了对中国发展的世界性解读，希望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经验和认识。“北京共识”就是当代西方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典型的理解和解读，它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著名学者、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高盛公司高级顾问和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将其与代表西方发展理念的“华盛顿共识”并列。后者曾风靡一时，雷默认为正是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应该被“北京共识”所取代。
“北京共识”以及类似一些阐释，当然与我们对自己发展道路的认识和理论提炼有所不同，但它说明，如果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包含着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就难以吸引如此众多的目光和引起这样一种世界性的解读。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社会发展规律越来越深刻的把握。
科学发展之路的形成，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就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历史的前进。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要想不断地推动历史前进，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也在于探索精神的衰减和僵化模式的形成。
苏联曾经对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苏共的唯我独尊和对真理的垄断，窒息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如果不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和提升，它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科学性；而苏共恰恰反对各民族国家丰富多彩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苏共中央并不认可。整个20世纪的前大半段，根据国情探索社会主义运动的特色和规律是受到苏共无情打压的。1960年苏共中央在一封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中，严厉指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认为这种提法就是搞民族主义。
马克思就社会发展道路问题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反对某些人将他的一些论断绝对化。马克思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反对以这种方式来提升他的社会发展思想，这恰恰是他的社会发展思想的深刻性所在。正如他所喜欢的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越是伟大丰富的实践，越是能够孕育伟大、科学的理论。
中国特色道路的意义，并不是它能够被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而是它的实践精神，它的实事求是原则。恢复这样的精神和原则，社会主义才能够再创辉煌。历史也的确在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与苏联曾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引领极为不同的一点，就是对垄断模式的抛弃和对特色道路、实事求是的追求。如果说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唯苏联马首为瞻的话，那么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影响下的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高举的就是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多样化探索的新时期，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升华。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