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开国大将黄克诚的“文革”岁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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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将黄克诚的“文革”岁月作者：李意根来源：《党史博览》 2008年第12期来源日期：2009-3-10本站发布时间：2009-3-10 3:51:26阅读量：947次
黄克诚，1902年出生，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副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9月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撤职。1965年，赋闲6年之久的黄克诚接到了赴山西省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的命令，在那里他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文革”岁月……
让黄克诚最先感觉到“文革”气息的是在太原街上与杨尚昆的一次偶遇。1966年6月的一天，“流放”山西的黄克诚意外地在太原大街上见到杨尚昆。原来，杨尚昆因犯“错误”被下放任临汾地委副书记，此时他是来向山西省委报到的。当时他俩几乎不敢相认，等彼此认出了对方，黄克诚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远离京城的地方，遇到朋友和故交，很是兴奋，拉起杨尚昆的手，真想好好说话。杨尚昆告诉黄克诚他住在太原饭店，在这里处理公务。黄克诚说抽空去看他，不料杨尚昆留下话：“你先忙，不要来看我……”黄克诚想，大概他也有了为难之处。杨、黄二人，过去同在三军团工作过，两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有一定的交情。如今杨尚昆的谨慎，使黄克诚陷入了困惑。直到几天后，山西省委送阅中央5月24日会议的通知时，黄克诚才知道杨尚昆犯了“错误”的消息，也才明白杨尚昆当时为什么那么谨慎了。
不久，黄克诚像以往一样，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考察，去检查农业工作。到了农民家里，黄克诚往炕上一蹴，就谈情况，同干部群众一起想办法。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此时满街都是大字报了。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无聊的时候就天天去外面看看大字报。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当年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在黄克诚看不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却正对着红卫兵组织的“五大领袖”（即北大、清华、北航、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红卫兵的领袖）训话：“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下十八层地狱啊？！”红卫兵们闻风而动，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回了北京。彭德怀回来了，自然少不了他的“军师”、“总参谋长”黄克诚了。
1967年1月的一天早饭后，黄克诚正准备出门去看大字报，突然听到有人打听黄克诚住在哪里。问话声、杂乱的脚步声在房子周围响起，黄克诚这才预感到复劫来临了。还没等他做出反应，门就被撞开了，一共20多个带着杀气的红卫兵小将冲了进来。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眯着眼睛，终于把红卫兵怒气冲冲的脸看清楚。“要你黄克诚跟我们回北京！”红卫兵的话很坚决。
“为什么？”黄克诚想知道原因。“你自己难道还不明白吗？”红卫兵反问道。
黄克诚知道躲不过去了，就说通知下秘书，和省里交接下工作。造反派断然否决，并阻止他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吆！”黄克诚把电话摔掉在地下，故意闹出动静。他大声嚷道：“你们不讲道理不行。你们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讲理，是什么人？！”
红卫兵没料到这干瘦的老头有这么大嗓门，便一声压过一声地同他吵了起来。一时，惊动了大院里的许多人。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见目的达到了，黄克诚才罢休地说：“好吧，我跟你们走！”
黄克诚被揪走时，神态从容镇静，有如当年驰骋沙场指挥作战一样沉稳，像平时去国防部大楼办公一样泰然。后来，他还为此赋诗一首：“抓走不过杀管关，人生一世也平常。反躬自身无憾事，脸不变色心不慌。” 第二天，红卫兵们就把黄克诚带到了北京。
从此，黄克诚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监禁生活。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 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被带上一辆蒙有帆布的汽车。车在黑夜的街区转了几圈，最后在一所简易的营房里停下。他被年轻的士兵接管，关进了一间小屋。此时，黄克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经过同“中央文革”的斗争，从红卫兵的手中将黄克诚夺了回来，由傅崇碧安排卫戍区看管监护的。
好不容易熬到天明，警卫战士买来了生活用品。他自己的钱，战士开回发票。他突然从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的字样，他这才知道，他关在五棵松附近。
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月26日，在黄克诚押解到北京不久，他突然前列腺急性发炎。这是紧张、劳累和焦急以及不及时排尿的结果。夜里发作，第二天就疼痛难忍。哨兵逐级向上级报告，不久，来了一个军医张医生。张医生见到他，起初一怔。大概黄克诚经常深入基层，医生认出了他。医生没吭声，检查了病，看来治疗这类病他还不熟，先用一根导尿管导尿。过了几日，症状没有减轻，黄克诚便趴在铺上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写信，请求治疗。中央文革派解放军301医院医生前来核实。几天后，黄克诚被送到267医院，尽管住的是传染病人的房间，但他终于得到了治疗。
住院期间，一位代表组织的领导来看望了他一次。黄克诚问为什么要抓他，那个领导不好说这是周恩来总理关照的结果，只是说这是在卫戍区，对他有保护作用。黄克诚当时不相信他说的，后来听说张闻天在外面被造反派斗得吃不消，自己主动要求“监护”时，才从心中充满对总理的深深敬意和感激。
3月底的一天，267医院侧平房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黄克诚听出来了，那是自己妻子唐棣华的脚步。两人见面，相对一笑。他们笑能在这里见面，笑过去谈过的话今天得到应验。原来，黄克诚离京之后，唐棣华下放到南方搞“四清”运动。工作结束时，她曾到山西与黄克诚见过一面。那次在山西虽然只呆了3天时间，但他们在一起谈了不少形势、命运和忧心。其中有句话两人还记得：“文革首先抓了‘海瑞罢官’，说是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的事情还没完，你也跑不了！”如今相见，实际上两人都没跑脱。
唐棣华细看了黄克诚的板床薄褥、房子也不挡风，还对外保密，不让人接触。她流下了凄苦的眼泪。黄克诚劝她不要难过，还向她打听孩子们的情况。正在唐棣华探望时，卫戍区的张医生来询问病情，见唐棣华在场，便向她介绍病情，说只是前列腺炎，不是癌症。唐棣华见医生还具有同情心，便感激不尽。探视时间到了，唐棣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这间独立封闭的小屋……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便再没有回到卫戍区的军营。
半个月后的一天，黄克诚被带到一座办公楼模样的地方。路上几百米，他被限定为低头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待带到目的地他才抬走头来，坐在他面前的专案组成员对他说：“黄克诚，从今天开始，你的反党集团案件就由我们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负责。你要老实交待问题，把罪行说清楚。这样才是你的出路。”一本稿纸丢过来，先写自传，从小写到老。写不是什么难事，过去电报、文件都是他起草的。现在难在早期革命时期的事记不清了，有的人名地名也记不准了。但不管是否记得清楚，他得写。一个星期后，他把一份一万多字的自传交了上去。
材料刚交上去，专案组就要带人。起初黄克诚以为材料中的哪一个问题没有写清楚，到专案组交待问题去。不料一出门，就被带上汽车，约一个班的战士把他押解到一个会场。会场上的口号声、歌声和嘶哑的嗓门叫唤此起彼伏。黄克诚的第一反应就是批斗，这是“文革”中他第一次被批斗，专案组的目的是为了“打态度”。这也是黄克诚等同案人苦旅的序幕。虽然在此之前彭德怀已遭受多次批斗，但批斗规模之大，会场之残酷和同案人的涉及之广，都是在这之后。经过20多次批斗，专案组认为被关押者的态度打击得差不多了，便开始了每个人的历史审查。
“中央成立专案组，专门审查过彭德怀、我和张闻天的问题，毛主席专门有指示的。”黄克诚提醒说。“正是查过才要查。原来查你们的贺龙，现在查出来是大军阀、大叛徒。现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查你们。你要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审查就这样开始了。专案组首先从黄克诚的《自传》中找毛病，然后再让黄克诚一件件具体事写出来，进行全面交待。交待后就反复询问，哪个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不久，黄克诚摸出了规律。专案组问过以后，便专程到黄克诚的湖南老家进行调查。专案组也不辞劳苦，先后去了两趟。后来才知道，凡是被审查者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跑到了，并一一作了调查。这是一种特殊的调查，调查人员先设定被审查者有问题，然后按图索骥，收集证据，最后将被审查者定罪。
在专案组审查黄克诚的时候，他也在冷眼观察着“文化大革命”。为此，书生意气的黄克诚，曾写了两首词。一首是刚入狱时写的，名为《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堂，日习楷书百十字，细研经典两三章，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也香，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这首词恰如其分的反映了他的生活状态。但是，这种“闲情逸致”还没过多久，在1967年5月至12月间，无聊中的黄克诚又填了一首名为《蝶恋花·桃花》的词，来表达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词中写道：“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外，专案又希望借这首词打倒黄克诚。在他们看来，这是黄克诚讥讽时事，是反对统帅一手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黄克诚没有“抵赖”，他如实交待：“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对‘文革’的认识和心情。”这样的交待当然无法令人满意，其结论他属于“顽固派”。
审查了大半年，大的问题没有发现。这一点是黄克诚自己判断的。还有一点，调查人员在询问经历时，没有就某一问题反复，一旦反复，问题就比较大。不过，这一次黄克诚的判断却有些失误。原来，专案组等大问题查完了，才来找他的茬儿。
那一天，专案组一个王姓的组长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地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黄克诚作了回答。几天后，又是这番提问，黄克诚又是这样回答。这一次审讯人员忍不住了，大声说：“你还是老实交待吧，把你制造假党员的经过说出来吧！”
原来，按照黄克诚交待，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第三师范学生运动领导人刘寅生、蒋元斋二人。刘寅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蒋元斋在大革命失败后“消极脱党”，以后又重新入党。这次调查就是找的蒋元斋。外调人员说明来意，请他回忆是否介绍黄克诚入党，蒋元斋想了半天，摇了摇头。外调人员拿出黄克诚在三师上学的照片，蒋看了还是摇头。据此，专案组确定：黄克诚的党员是假的。
由于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组织给他指定的没见过面的人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所以他的介绍人蒋元斋忘记了，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仅凭这一点，就判断黄克诚是假党员，岂不是荒唐？黄克诚也质问：有谁在大革命失败后冒充党员的？有谁冒充党员出生入死的？有谁冒充党员招致杀身之祸的？这一连串的问题，专案组也不能回答。但他们宁“左”勿右，坚信黄克诚的“假党员”是真的，并采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他承认。
先是车轮战，一连几个通宵达旦，审讯人员换班休息，而他们让黄克诚站着，一遍一遍背诵毛主席语录，一遍一遍交待入党的经过。不知说了多少遍，他们就是不满意，还要黄克诚继续说。第五天，忽然来了20多个人参加这次审讯。审读开始，两个人抓着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一会儿，他们让黄克诚“坐飞机”，把他的胳膊高高提起；一会儿，他们猛压他的手腕和关节，让黄克诚仰面朝天，双脚提起。黄克诚的身体在遭劫，心也在流血。
突然，他挣脱一只手，一把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狠地向自己头部砸去，直至砸得头上鲜血直流，继而休克。黄克诚不愿受辱，他使用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权力：以死抗争。
这一举动是专案组人员没有料到的。那个王姓组长连夜赶到现场，请医生包扎伤口，把黄克诚送到监房休息。
昏厥、劳累，黄克诚第二天晚上才醒来。几天水来不进遭受身心的摧残，使他难以动弹。尽管身体不能动，但脑子还神志清醒。他感到这样下去非被整死不可，所以他想给中央写信。写给谁呢？毛泽东忙。他决定写给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他慢慢地挣扎着起来，拿出了纸和笔，写道：“林副统帅：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茬儿，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不少。因主席忙，只好写信给你，请你考虑一下……”
黄克诚写好信，轻轻地叫来哨兵，让哨兵把这封信转给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他知道警卫是卫戍区的，军队的士兵服从纪律，他不会扣压给司令员的信。
第二天，专案组见黄克诚的伤势无大碍，便又重整旗鼓，再来围攻，整整逼迫24小时，仍无所获。这时专案组也累了，一个打手骂道：“你他妈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黄克诚大怒，忍不住也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你知道什么是革命反革命？”专案组人员一听，来了劲，说道：“好啊！你还敢骂人，现行反革命！”这一下，几十个人围了上来。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付你们。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反应过来的专案组成员觉得被黄克诚戏弄了，正准备上来大动干戈时，姓王的组长来了，一番问寒问暖。又给打手们一阵耳语。过了一会儿，一个打手问道：“为什么给林副主席写信啊？写信要经过我们，知道吗？”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黄克诚知道林彪已收到信，便说，“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呢？”这一天就这样草草收场。
后来，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那些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1968年8月，因名义上主管彭德怀和黄克诚案件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主持工作的杨成武由于“杨、余、傅事件”出了问题，黄克诚案件就交由黄永胜、吴法宪主管，关押地点也被重新转移到公主坟一带。在这里，仍是一人一个监号，相互之间不能走动联络。在八里庄时，冬天还可以生炉子，黄克诚尽管不会生煤炉，常把满屋弄得烟雾弥漫，但毕竟还可以弄点火加温。这里虽然屋里有暖气，但被关掉了。冬天来临，外面滴水成冰，室内如同冰窖，日子就更难过了。手臂因冻得疼痛难忍，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大约在黄克诚转移监号不久，在惟一同他联系的老伴唐棣华被所在单位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干校去了。她临走时，捎来一包衣服和食物，并附信告知孩子们有的在农场，有的下了乡，以后再不能给他送东西了。而就是这封至为重要的信，居然被专案组给扣压了。从此，黄克诚完全同家人断绝了联系。
由于吴法宪等人的精力集中在彭德怀等人的身上，加上可能林彪就黄克诚给他写的那封信做过不要太为难他的指示，反正在公主坟的监狱里，黄克诚受到的批斗和审查就没有前期那么激烈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一时期，黄克诚抓紧一切时机，如饥似渴地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并撰写了10余万字的自传材料。他在晚年时颇为自得地说：“若不是被关押了8年之久，哪里会有那么多时间读书、写自传？”
“文革”开始不久，黄克诚率先想到的是他的老上级彭德怀。当他在山西省高平县指挥抗旱时，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同彭德怀一起在那里商谈反摩擦的情景，旧地重游，触景生情，吟咏一首题为《江城子·怀念彭总》的词：“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此时他们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已经将近7年没有见面了。
等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却是在批斗场上。1967年初，黄克诚第一次被押去“打态度”（即批斗）时，就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彭德怀元帅。那天大会开始，主持人宣布第一项：“把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带上台来！”黄克诚一激灵：彭德怀也被抓回北京了？还来不及细想，就看见两个红卫兵反剪着胳膊把彭德怀押上台去。当他还想再看下彭德怀的时候，主席台上传来“把黄克诚押上台来”的声音。没等黄克诚挪步，两个小将已将他连押带拖地送上主席台。接下来又有一大帮他熟悉的老战友被押上台来。不知过了多久，黄克诚感觉到双脚双背都已麻木。他知道彭德怀年纪大，担心他吃不消，想抬头看看他。头刚一上扬，就被造反派狠狠地压了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从上台到下台，黄克诚都在争取看他一眼，但所有的努力都几乎是白费。几个小时过去，黄克诚都快支撑不住了，他才听到批斗会宣布散会……
在这次批斗之后，黄克诚等又被三总部、空军、海军和兵种、军事院校、国防科工委等驻京军事机关轮流批斗，但是他此时最关心的还是彭德怀。所有批斗的日子，黄克诚一直担心彭德怀的身体，他担心彭德怀这把年纪恐怕熬不过。这么多年友谊和交情，在这种年月只能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关照。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能做。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彭德怀名气大，除军队外，还被拉到地方上去斗争……军队开斗争会，从来不打人，听说彭总挨打过……”
审查阶段，被关押者可以放风了。一天，黄克诚突然发现许多老上级、老领导都关在这里。大家在空场上来回走着，不能说话，也不敢说话，只有用眼神交流。在押人员中，有的先打倒，有的后打倒，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的批判者也被打上了被批判者的罪名，历史最后又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开了—个苦涩的玩笑。突然，黄克诚发现彭德怀在人群中，他便悄悄地走了过去。彭德怀在仰望天空，当他回头看见黄克诚时，也微微一惊。他四周张望，没有吭声。黄克诚直线往他旁边走去，快到三四步左右时，他放慢脚步。“天气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啊！”见彭德怀穿着单鞋，黄克诚关切地问道。“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彭德怀再次看了看远处的哨兵，“别说话了，免得麻烦！”黄克诚再说不出话来，他只好直线从他旁边走了过去，到很远的地方回过头来，彭德怀已经开始往回走了。这是他们被隔离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他们相处数十年中的最后一次“交谈”。
1974年，黄克诚因病被送到三○一医院，实行监护治疗。一座空荡荡的房子，墙角放着黄克诚的病床。不远处是一张高大的屏风，屏风后就坐着值班的军人。医护人员来看病发药，都得经过军人的批准。治疗几日，病情又好转了。他想找值班的军人聊几句，但对方反应冷淡，他只好卧床休息。突然有一天，他听到屏风那边在说话，那是两个换班的军人。一个说：“班长到楼上看那个倔老头去了。”另一个说：“他们那个班也够累的。”第一个接着说：“谁叫他们摊上他。听说他打倒时把元帅服都交了。”听到“元帅服交了”几个字，黄克诚便马上意识到彭德怀也住在这里。又好久没见过他了，关押后同他几次照面，都在批斗会场上，最后一次放风时见面，他怕连累大家，几乎什么话都没说，现在他怎么样啊？在这个地方，他肯定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啊？同病相怜，黄克诚不免更加惆怅，彭德怀已是70多岁的人了。正当黄克诚思念老首长之时，彭德怀正在作生命最后的冲刺，不久因患癌症，在悲惨中死去。当然，尽管住在同一个医院里，黄克诚对这一切不可能得知。
从此以后，俩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对方的消息。直到黄克诚从监狱中放出来，才听到了彭德怀已经去世的噩耗，当时，无声的泪水从大将的已经干涸的眼中倾涌而出……
“文革”中黄克诚与林彪惟一一次“直接”接触就是在受到专案组迫害时，给林彪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结果是黄克诚的境遇有所好转。当1971年夏天黄克诚的境遇再次好转时，这次又是林彪给他“带”来的，只是这次林彪以生命为代价而已。而黄克诚知道要“感谢”林彪，则是好好动了一番心思。
1971年，整个夏天，专案组都让黄克诚写交待，写自传。交上去也无人再过问，得到的指令是再写。突然有一天，监管人员进了黄克诚的监室，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黄克诚摸不清底细，不便多说，只说望案子早点结论。监管员点头不语，和气离去。这一举动，令黄克不安几日。
接下来，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原来关闭的厕所、洗澡间给在押者开放了，饭菜质量也有了一点提高……这是怎么了？黄克诚思考了许久，最后得出结论：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
10月初，黄克诚听到狱中的广播正在报道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来我国访问的消息。黄克诚仔细听了听，没有提到黄（永胜）、吴（法宪）、叶 （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举办国宴后，广播里又发表了周总理的讲话，周恩来只代表毛泽东欢迎，没有提到“林副统帅”。黄克诚知道，周总理讲话从来都是滴水不漏，绝不是疏忽，肯定是林彪出了问题。晚饭前，黄克诚到厕所，发现有人正在铲除墙上林彪指示的标语。这就更加坚信了他的判断。
林彪出问题了！这一点黄克诚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但不管如何，黄克诚还是有点高兴。因为庐山会议上，林彪是跳得最高的，中间他一直支持专案组抓住彭德怀不放，这一下林彪垮台了，庐山会议上挨整的人又有了一线生机。那一阵，黄克诚几乎彻夜难眠，他在思考林彪问题后的政治形势……
林彪摔死不久，消息渐渐公开了。黄克诚在1972年春天又从监管人员那里听说中央有通知，说林彪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最后逃跑。他吓了一跳。
传达中央文件后，专案组让黄克诚揭发林彪。不管揭发谁，黄克诚都实事求是，从不见风使舵，审讯中专案组曾逼他揭发刘少奇、彭真和杨尚昆等人的问题，黄克诚都使他们失望了。专案组知道，黄克诚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刘少奇严厉的批评，想利用矛盾让黄克诚揭发。他义正词严道：“我和刘少奇工作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是革命队伍中的常见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刘少奇有叛党行为，不能瞎说。”说到彭真，黄克诚讲：“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更算不上个事。别的我不知道。”杨尚昆曾在三军团当政委，是黄克诚的老上级。山西一别，他想不到杨也被打倒。专案组逼他揭发，他说了实话：“我这个人意见多，爱找他反映我的想法。他一贯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这一次说起林彪，他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的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仗，也能采纳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己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1984年2月，黄克诚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写组人员谈话时，对林彪他还坚持了自己在“文革”时的基本看法。他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到了1972年，监管人员告诉黄克诚，可以家属探视了，一年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申请。获此消息，黄克诚马上要求见家属。经过申请，专案组把时间通知给家属。等到见面那一天，黄克诚起了个大早，洗了头，又捡了件干净衣服换上。然后坐上专案组安排的车，到一个部队驻地会议室等候。过一会儿，唐棣华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块来了。此时，黄克诚和家里人5年时间未见面了，彼此杳无音信。现在相见了，该有多少亲情话语要说啊！然而，黄克诚在家里人面前言不及私。他见到子女首先说的话，是学习马列著作如何重要，并回忆自己青年时代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情景。子女们关切地问他这些年来的身体和生活状况，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过得好。”紧接着就转过话题，谈起当年转战过的太行山、中原大地、松辽平原；对在湖南工作期间粮食产量未突破200亿公斤耿耿于怀；又从修建焦枝、枝柳铁路，谈到李四光的板块结构学，乐观地推测中原大地下面很可能有油田。看到那激情满怀、神采飞扬的表情，似乎是在讲台上作报告、发表演说，而不是坐牢。以至于会面结束后，子女们都说：“老爸爸愚中带有几分天真。”
此后的生活，黄克诚过得就比较清闲了，虽然还是被武装监管，但管制基本上放松了，而且问也不太问了，一日三餐照旧，请示报告照常，就是专案组的人不知躲到了什么地方，好久不见他们的踪影。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4年底。
1975年1月，黄克诚的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这一次，尿道完全堵塞，痛得他满地打滚。专案组获悉后，把他送到三○一医院，不料，医院不收。医生给他插了一根导尿管，专案组又把他拎回监号。疼痛不止，苦不堪言。入夜，黄克诚在病痛的折磨中，给唐棣华捎去一个字条。他怕这次过不去了，最后也是惟一的想法，就是见见跟着自己受了大半辈子苦的妻子。唐棣华收到信后，心中特别难过。但在危急之中，这位历尽磨难的女人特别坚强。当时，“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经周恩来的力荐，已恢复工作。她突然想到要找邓小平。很快，邓小平收到唐棣华反映黄克诚近况、并要求医院给予治疗的信后，马上批示立即治病救人。获此消息，唐棣华立刻到关押黄克诚的地方，不久，黄克诚住进了三○一医院，并得到很好的治疗。
又过了一段时间，唐棣华见邓小平复出后很多军队干部都得到了解放，便向邓小平递交了一份要求解放黄克诚的报告。
1975年夏天，黄克诚监号的门被打开了，专案组王组长走了进来，慢吞吞地说：“听说你想早点做结论啊？！”黄克诚听到这话，心里一动，可能是老伴的信送到起作用了，不然他怎么问这话呢？既然问这话，那就说吧：“关了这么多年，调查也差不多了吧？！事情总该有个结果吧。”
听了这话，王组长把一份材料放在他面前说：“现在你要结论也可以，这里有个材料，只要你签了字，我们就可以向上级请示解除你的监护。”说完，王组长递过来写好的材料稿，黄克诚接过后，慢慢地看了起来。
黄克诚粗粗地看了一遍，便觉得这个结论和庐山会议上的结论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把材料丢在桌上，静静地想了一阵。第二天一早，他便对哨兵说：“请告诉王组长，就说我有话找他谈。”王组长来了之后，听了黄克诚谈的五条意见，王组长不同意。两个人反复争论，拖了好久也没有个结果。这时，唐棣华极力劝黄克诚，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的区别，你将来如果能解除庐山会议的冤案，一切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还是签吧，先出来再说。”黄克诚一想也对，就这样，勉强同意签了个字。
那天，王组长来取材料，看黄克诚签了字，如释重负，看来，专案组早就想丢掉这个包袱了。不久，黄克诚被叫到专案组办公室。王组长堆着笑脸让他坐下后说：“我现在代表上级向你宣布，中央决定解除你的监护。监护解除了，也有了结论，你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为人民戴罪立功。”说完，他干咳了两声说：“中央仍决定让你回山西当副省长。你可以走了。”就这样，黄克诚坐了近9年时间的牢，终于给不明不白地放出来了。
晋祠招待所在太原郊外，这里像个公园，古树参天，林木葱茏。在春夏之时，是休养的好场所。黄克诚秋天来到这里，已有好几个月了。这段日子里，他读书、看报、散步，有时也找人聊天。从每天的收音机里，他终于弄清了自己“还需要休养”的理由。简单地说，就是邓小平下台，老干部还要休息。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黄克诚解除监护；同样，伴随着邓小平的下台，黄克诚也被列入了休息的行列。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病逝。这是黄克诚始料不及的。3月，他便得知太原、大同等地的群众在开展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很快，他又知道这项悼念活动是全国性的。为此，他感到振奋和激动。清明节到来，他用松枝扎了一个小花圈，静静地放在晋祠的古树旁，默默致哀。
由春入夏，他在晋祠的那间小屋里，有时终日闭门不出，目光呆滞；有时盯着某一个方向，一盯就是老半天。冬天穿得那件青色的棉袄，到夏天也没有洗、没有脱，每每走上几步，便叹气长舒，显得无限惆怅。
周总理去世的伤痛还未抹平，接着又传来朱德委员长去世的消息。获得朱德去世的消息那天，正值晋祠下着一场阴雨。黄克诚伞也不打，在雨中伫立，直到把自己淋成一个落汤鸡。雨过之后，黄克诚便开始发烧，咳嗽，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程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了。后来他说：“毛泽东去世我感到深深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过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国人民爱戴的英雄……”
追悼会前一天，他接到通知，将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到太原城里参加中央召开的追悼大会。黄克诚闻讯后，立即刮了脸，脱下那件旧棉袄，换上了一件深色的衣服，早早地赶到市区……
不久，又一则意外的消息传到晋祠：“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原来，华国锋在老同志的协助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获此消息，黄克诚倒是有些激动。那些天，他一方面为失去毛泽东感到悲痛，同时也为毛泽东选华国锋为接班人而感到欣慰。此间，他还专门向中央上书表达自己的心迹，一是拥护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二是陈述自己的处境和痛苦，希望有生之年还能为党工作。信发出去后，心头顿觉得一阵舒服。“四人帮”垮台之后，他给中央的申诉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中组部的通知，他从山西回到北京，被安排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里。没有人来看他，陪他的只有一个不太爱说活的小战士。回到北京仍然是寂寞。过了一阵，他从广播里听到邓小平出来工作了，胡耀邦当上了组织部长。不久，胡耀邦就来看他了，告诉他中央正在着手彻底解决庐山会议的问题……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选为中央军委顾问。当选之后的几天，他的住处就热闹起来，先是唐橼华和孩子们的祝贺，接着是老战友、老部下和群众的上门问候。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彭德怀平反之后，黄克诚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中共中央宣布：强加在黄克诚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6年12月28日11时15分，黄克诚走完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程，享年84岁。
黄克诚，1902年出生，湖南省永兴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副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国防部副部长兼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9月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撤职。1965年，赋闲6年之久的黄克诚接到了赴山西省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的命令，在那里他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文革”岁月……
◇ “抓走不过杀管关”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虽然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但是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让黄克诚最先感觉到“文革”气息的是在太原街上与杨尚昆的一次偶遇。1966年6月的一天，“流放”山西的黄克诚意外地在太原大街上见到杨尚昆。原来，杨尚昆因犯“错误”被下放任临汾地委副书记，此时他是来向山西省委报到的。当时他俩几乎不敢相认，等彼此认出了对方，黄克诚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远离京城的地方，遇到朋友和故交，很是兴奋，拉起杨尚昆的手，真想好好说话。杨尚昆告诉黄克诚他住在太原饭店，在这里处理公务。黄克诚说抽空去看他，不料杨尚昆留下话：“你先忙，不要来看我……”黄克诚想，大概他也有了为难之处。杨、黄二人，过去同在三军团工作过，两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有一定的交情。如今杨尚昆的谨慎，使黄克诚陷入了困惑。直到几天后，山西省委送阅中央5月24日会议的通知时，黄克诚才知道杨尚昆犯了“错误”的消息，也才明白杨尚昆当时为什么那么谨慎了。
不久，黄克诚像以往一样，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考察，去检查农业工作。到了农民家里，黄克诚往炕上一蹴，就谈情况，同干部群众一起想办法。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此时满街都是大字报了。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无聊的时候就天天去外面看看大字报。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当年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在黄克诚看不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却正对着红卫兵组织的“五大领袖”（即北大、清华、北航、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红卫兵的领袖）训话：“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养精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下十八层地狱啊？！”红卫兵们闻风而动，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回了北京。彭德怀回来了，自然少不了他的“军师”、“总参谋长”黄克诚了。
1967年1月的一天早饭后，黄克诚正准备出门去看大字报，突然听到有人打听黄克诚住在哪里。问话声、杂乱的脚步声在房子周围响起，黄克诚这才预感到复劫来临了。还没等他做出反应，门就被撞开了，一共20多个带着杀气的红卫兵小将冲了进来。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眯着眼睛，终于把红卫兵怒气冲冲的脸看清楚。“要你黄克诚跟我们回北京！”红卫兵的话很坚决。
“为什么？”黄克诚想知道原因。“你自己难道还不明白吗？”红卫兵反问道。
黄克诚知道躲不过去了，就说通知下秘书，和省里交接下工作。造反派断然否决，并阻止他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吆！”黄克诚把电话摔掉在地下，故意闹出动静。他大声嚷道：“你们不讲道理不行。你们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讲理，是什么人？！”
红卫兵没料到这干瘦的老头有这么大嗓门，便一声压过一声地同他吵了起来。一时，惊动了大院里的许多人。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见目的达到了，黄克诚才罢休地说：“好吧，我跟你们走！”
黄克诚被揪走时，神态从容镇静，有如当年驰骋沙场指挥作战一样沉稳，像平时去国防部大楼办公一样泰然。后来，他还为此赋诗一首：“抓走不过杀管关，人生一世也平常。反躬自身无憾事，脸不变色心不慌。” 第二天，红卫兵们就把黄克诚带到了北京。
从此，黄克诚开始了长达8年多的监禁生活。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北京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 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他被带上一辆蒙有帆布的汽车。车在黑夜的街区转了几圈，最后在一所简易的营房里停下。他被年轻的士兵接管，关进了一间小屋。此时，黄克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经过同“中央文革”的斗争，从红卫兵的手中将黄克诚夺了回来，由傅崇碧安排卫戍区看管监护的。
好不容易熬到天明，警卫战士买来了生活用品。他自己的钱，战士开回发票。他突然从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的字样，他这才知道，他关在五棵松附近。
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月26日，在黄克诚押解到北京不久，他突然前列腺急性发炎。这是紧张、劳累和焦急以及不及时排尿的结果。夜里发作，第二天就疼痛难忍。哨兵逐级向上级报告，不久，来了一个军医张医生。张医生见到他，起初一怔。大概黄克诚经常深入基层，医生认出了他。医生没吭声，检查了病，看来治疗这类病他还不熟，先用一根导尿管导尿。过了几日，症状没有减轻，黄克诚便趴在铺上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写信，请求治疗。中央文革派解放军301医院医生前来核实。几天后，黄克诚被送到267医院，尽管住的是传染病人的房间，但他终于得到了治疗。
住院期间，一位代表组织的领导来看望了他一次。黄克诚问为什么要抓他，那个领导不好说这是周恩来总理关照的结果，只是说这是在卫戍区，对他有保护作用。黄克诚当时不相信他说的，后来听说张闻天在外面被造反派斗得吃不消，自己主动要求“监护”时，才从心中充满对总理的深深敬意和感激。
3月底的一天，267医院侧平房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黄克诚听出来了，那是自己妻子唐棣华的脚步。两人见面，相对一笑。他们笑能在这里见面，笑过去谈过的话今天得到应验。原来，黄克诚离京之后，唐棣华下放到南方搞“四清”运动。工作结束时，她曾到山西与黄克诚见过一面。那次在山西虽然只呆了3天时间，但他们在一起谈了不少形势、命运和忧心。其中有句话两人还记得：“文革首先抓了‘海瑞罢官’，说是为彭德怀翻案，彭德怀的事情还没完，你也跑不了！”如今相见，实际上两人都没跑脱。
唐棣华细看了黄克诚的板床薄褥、房子也不挡风，还对外保密，不让人接触。她流下了凄苦的眼泪。黄克诚劝她不要难过，还向她打听孩子们的情况。正在唐棣华探望时，卫戍区的张医生来询问病情，见唐棣华在场，便向她介绍病情，说只是前列腺炎，不是癌症。唐棣华见医生还具有同情心，便感激不尽。探视时间到了，唐棣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这间独立封闭的小屋……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便再没有回到卫戍区的军营。
◇ “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
从267医院出来以后，黄克诚的监护地点被转移到玉渊潭附近的八里庄一带。这是通过布置的监房，每人一间小屋，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卫是警卫森严的哨兵，每个关押者都有一个专案组。黄克诚住的是一个大约9平方米的小屋，一张板床、一张小桌、一个小凳，还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这就是黄克诚的狱中世界。半个月后的一天，黄克诚被带到一座办公楼模样的地方。路上几百米，他被限定为低头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待带到目的地他才抬走头来，坐在他面前的专案组成员对他说：“黄克诚，从今天开始，你的反党集团案件就由我们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负责。你要老实交待问题，把罪行说清楚。这样才是你的出路。”一本稿纸丢过来，先写自传，从小写到老。写不是什么难事，过去电报、文件都是他起草的。现在难在早期革命时期的事记不清了，有的人名地名也记不准了。但不管是否记得清楚，他得写。一个星期后，他把一份一万多字的自传交了上去。
材料刚交上去，专案组就要带人。起初黄克诚以为材料中的哪一个问题没有写清楚，到专案组交待问题去。不料一出门，就被带上汽车，约一个班的战士把他押解到一个会场。会场上的口号声、歌声和嘶哑的嗓门叫唤此起彼伏。黄克诚的第一反应就是批斗，这是“文革”中他第一次被批斗，专案组的目的是为了“打态度”。这也是黄克诚等同案人苦旅的序幕。虽然在此之前彭德怀已遭受多次批斗，但批斗规模之大，会场之残酷和同案人的涉及之广，都是在这之后。经过20多次批斗，专案组认为被关押者的态度打击得差不多了，便开始了每个人的历史审查。
“中央成立专案组，专门审查过彭德怀、我和张闻天的问题，毛主席专门有指示的。”黄克诚提醒说。“正是查过才要查。原来查你们的贺龙，现在查出来是大军阀、大叛徒。现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查你们。你要老老实实，交待问题。”
审查就这样开始了。专案组首先从黄克诚的《自传》中找毛病，然后再让黄克诚一件件具体事写出来，进行全面交待。交待后就反复询问，哪个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不久，黄克诚摸出了规律。专案组问过以后，便专程到黄克诚的湖南老家进行调查。专案组也不辞劳苦，先后去了两趟。后来才知道，凡是被审查者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跑到了，并一一作了调查。这是一种特殊的调查，调查人员先设定被审查者有问题，然后按图索骥，收集证据，最后将被审查者定罪。
在专案组审查黄克诚的时候，他也在冷眼观察着“文化大革命”。为此，书生意气的黄克诚，曾写了两首词。一首是刚入狱时写的，名为《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堂，日习楷书百十字，细研经典两三章，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也香，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这首词恰如其分的反映了他的生活状态。但是，这种“闲情逸致”还没过多久，在1967年5月至12月间，无聊中的黄克诚又填了一首名为《蝶恋花·桃花》的词，来表达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词中写道：“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换，英雄转瞬成坏蛋。”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外，专案又希望借这首词打倒黄克诚。在他们看来，这是黄克诚讥讽时事，是反对统帅一手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黄克诚没有“抵赖”，他如实交待：“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对‘文革’的认识和心情。”这样的交待当然无法令人满意，其结论他属于“顽固派”。
审查了大半年，大的问题没有发现。这一点是黄克诚自己判断的。还有一点，调查人员在询问经历时，没有就某一问题反复，一旦反复，问题就比较大。不过，这一次黄克诚的判断却有些失误。原来，专案组等大问题查完了，才来找他的茬儿。
那一天，专案组一个王姓的组长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地问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黄克诚作了回答。几天后，又是这番提问，黄克诚又是这样回答。这一次审讯人员忍不住了，大声说：“你还是老实交待吧，把你制造假党员的经过说出来吧！”
原来，按照黄克诚交待，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第三师范学生运动领导人刘寅生、蒋元斋二人。刘寅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蒋元斋在大革命失败后“消极脱党”，以后又重新入党。这次调查就是找的蒋元斋。外调人员说明来意，请他回忆是否介绍黄克诚入党，蒋元斋想了半天，摇了摇头。外调人员拿出黄克诚在三师上学的照片，蒋看了还是摇头。据此，专案组确定：黄克诚的党员是假的。
由于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组织给他指定的没见过面的人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所以他的介绍人蒋元斋忘记了，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仅凭这一点，就判断黄克诚是假党员，岂不是荒唐？黄克诚也质问：有谁在大革命失败后冒充党员的？有谁冒充党员出生入死的？有谁冒充党员招致杀身之祸的？这一连串的问题，专案组也不能回答。但他们宁“左”勿右，坚信黄克诚的“假党员”是真的，并采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他承认。
先是车轮战，一连几个通宵达旦，审讯人员换班休息，而他们让黄克诚站着，一遍一遍背诵毛主席语录，一遍一遍交待入党的经过。不知说了多少遍，他们就是不满意，还要黄克诚继续说。第五天，忽然来了20多个人参加这次审讯。审读开始，两个人抓着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一会儿，他们让黄克诚“坐飞机”，把他的胳膊高高提起；一会儿，他们猛压他的手腕和关节，让黄克诚仰面朝天，双脚提起。黄克诚的身体在遭劫，心也在流血。
突然，他挣脱一只手，一把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狠地向自己头部砸去，直至砸得头上鲜血直流，继而休克。黄克诚不愿受辱，他使用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权力：以死抗争。
这一举动是专案组人员没有料到的。那个王姓组长连夜赶到现场，请医生包扎伤口，把黄克诚送到监房休息。
昏厥、劳累，黄克诚第二天晚上才醒来。几天水来不进遭受身心的摧残，使他难以动弹。尽管身体不能动，但脑子还神志清醒。他感到这样下去非被整死不可，所以他想给中央写信。写给谁呢？毛泽东忙。他决定写给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他慢慢地挣扎着起来，拿出了纸和笔，写道：“林副统帅：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茬儿，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不少。因主席忙，只好写信给你，请你考虑一下……”
黄克诚写好信，轻轻地叫来哨兵，让哨兵把这封信转给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他知道警卫是卫戍区的，军队的士兵服从纪律，他不会扣压给司令员的信。
第二天，专案组见黄克诚的伤势无大碍，便又重整旗鼓，再来围攻，整整逼迫24小时，仍无所获。这时专案组也累了，一个打手骂道：“你他妈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黄克诚大怒，忍不住也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你知道什么是革命反革命？”专案组人员一听，来了劲，说道：“好啊！你还敢骂人，现行反革命！”这一下，几十个人围了上来。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付你们。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反应过来的专案组成员觉得被黄克诚戏弄了，正准备上来大动干戈时，姓王的组长来了，一番问寒问暖。又给打手们一阵耳语。过了一会儿，一个打手问道：“为什么给林副主席写信啊？写信要经过我们，知道吗？”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黄克诚知道林彪已收到信，便说，“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呢？”这一天就这样草草收场。
后来，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那些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1968年8月，因名义上主管彭德怀和黄克诚案件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主持工作的杨成武由于“杨、余、傅事件”出了问题，黄克诚案件就交由黄永胜、吴法宪主管，关押地点也被重新转移到公主坟一带。在这里，仍是一人一个监号，相互之间不能走动联络。在八里庄时，冬天还可以生炉子，黄克诚尽管不会生煤炉，常把满屋弄得烟雾弥漫，但毕竟还可以弄点火加温。这里虽然屋里有暖气，但被关掉了。冬天来临，外面滴水成冰，室内如同冰窖，日子就更难过了。手臂因冻得疼痛难忍，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大约在黄克诚转移监号不久，在惟一同他联系的老伴唐棣华被所在单位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干校去了。她临走时，捎来一包衣服和食物，并附信告知孩子们有的在农场，有的下了乡，以后再不能给他送东西了。而就是这封至为重要的信，居然被专案组给扣压了。从此，黄克诚完全同家人断绝了联系。
由于吴法宪等人的精力集中在彭德怀等人的身上，加上可能林彪就黄克诚给他写的那封信做过不要太为难他的指示，反正在公主坟的监狱里，黄克诚受到的批斗和审查就没有前期那么激烈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一时期，黄克诚抓紧一切时机，如饥似渴地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并撰写了10余万字的自传材料。他在晚年时颇为自得地说：“若不是被关押了8年之久，哪里会有那么多时间读书、写自传？”
◇ 影响黄克诚后半生的两个重要人物
在黄克诚8年多的牢狱生活中，他对两个人一直非常关注，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但是，黄克诚获得他们俩的消息的方式却是不一样的，彭德怀是他“遇见”的，而林彪则是他“套”出来的。“文革”开始不久，黄克诚率先想到的是他的老上级彭德怀。当他在山西省高平县指挥抗旱时，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同彭德怀一起在那里商谈反摩擦的情景，旧地重游，触景生情，吟咏一首题为《江城子·怀念彭总》的词：“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此时他们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已经将近7年没有见面了。
等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却是在批斗场上。1967年初，黄克诚第一次被押去“打态度”（即批斗）时，就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彭德怀元帅。那天大会开始，主持人宣布第一项：“把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带上台来！”黄克诚一激灵：彭德怀也被抓回北京了？还来不及细想，就看见两个红卫兵反剪着胳膊把彭德怀押上台去。当他还想再看下彭德怀的时候，主席台上传来“把黄克诚押上台来”的声音。没等黄克诚挪步，两个小将已将他连押带拖地送上主席台。接下来又有一大帮他熟悉的老战友被押上台来。不知过了多久，黄克诚感觉到双脚双背都已麻木。他知道彭德怀年纪大，担心他吃不消，想抬头看看他。头刚一上扬，就被造反派狠狠地压了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从上台到下台，黄克诚都在争取看他一眼，但所有的努力都几乎是白费。几个小时过去，黄克诚都快支撑不住了，他才听到批斗会宣布散会……
在这次批斗之后，黄克诚等又被三总部、空军、海军和兵种、军事院校、国防科工委等驻京军事机关轮流批斗，但是他此时最关心的还是彭德怀。所有批斗的日子，黄克诚一直担心彭德怀的身体，他担心彭德怀这把年纪恐怕熬不过。这么多年友谊和交情，在这种年月只能化为一种精神上的关照。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能做。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来算是少的……彭德怀名气大，除军队外，还被拉到地方上去斗争……军队开斗争会，从来不打人，听说彭总挨打过……”
审查阶段，被关押者可以放风了。一天，黄克诚突然发现许多老上级、老领导都关在这里。大家在空场上来回走着，不能说话，也不敢说话，只有用眼神交流。在押人员中，有的先打倒，有的后打倒，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的批判者也被打上了被批判者的罪名，历史最后又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开了—个苦涩的玩笑。突然，黄克诚发现彭德怀在人群中，他便悄悄地走了过去。彭德怀在仰望天空，当他回头看见黄克诚时，也微微一惊。他四周张望，没有吭声。黄克诚直线往他旁边走去，快到三四步左右时，他放慢脚步。“天气很冷了，你为何不穿棉鞋啊！”见彭德怀穿着单鞋，黄克诚关切地问道。“棉鞋带来了，是我没穿。”彭德怀再次看了看远处的哨兵，“别说话了，免得麻烦！”黄克诚再说不出话来，他只好直线从他旁边走了过去，到很远的地方回过头来，彭德怀已经开始往回走了。这是他们被隔离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他们相处数十年中的最后一次“交谈”。
1974年，黄克诚因病被送到三○一医院，实行监护治疗。一座空荡荡的房子，墙角放着黄克诚的病床。不远处是一张高大的屏风，屏风后就坐着值班的军人。医护人员来看病发药，都得经过军人的批准。治疗几日，病情又好转了。他想找值班的军人聊几句，但对方反应冷淡，他只好卧床休息。突然有一天，他听到屏风那边在说话，那是两个换班的军人。一个说：“班长到楼上看那个倔老头去了。”另一个说：“他们那个班也够累的。”第一个接着说：“谁叫他们摊上他。听说他打倒时把元帅服都交了。”听到“元帅服交了”几个字，黄克诚便马上意识到彭德怀也住在这里。又好久没见过他了，关押后同他几次照面，都在批斗会场上，最后一次放风时见面，他怕连累大家，几乎什么话都没说，现在他怎么样啊？在这个地方，他肯定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啊？同病相怜，黄克诚不免更加惆怅，彭德怀已是70多岁的人了。正当黄克诚思念老首长之时，彭德怀正在作生命最后的冲刺，不久因患癌症，在悲惨中死去。当然，尽管住在同一个医院里，黄克诚对这一切不可能得知。
从此以后，俩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对方的消息。直到黄克诚从监狱中放出来，才听到了彭德怀已经去世的噩耗，当时，无声的泪水从大将的已经干涸的眼中倾涌而出……
“文革”中黄克诚与林彪惟一一次“直接”接触就是在受到专案组迫害时，给林彪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结果是黄克诚的境遇有所好转。当1971年夏天黄克诚的境遇再次好转时，这次又是林彪给他“带”来的，只是这次林彪以生命为代价而已。而黄克诚知道要“感谢”林彪，则是好好动了一番心思。
1971年，整个夏天，专案组都让黄克诚写交待，写自传。交上去也无人再过问，得到的指令是再写。突然有一天，监管人员进了黄克诚的监室，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黄克诚摸不清底细，不便多说，只说望案子早点结论。监管员点头不语，和气离去。这一举动，令黄克不安几日。
接下来，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原来关闭的厕所、洗澡间给在押者开放了，饭菜质量也有了一点提高……这是怎么了？黄克诚思考了许久，最后得出结论：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
10月初，黄克诚听到狱中的广播正在报道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来我国访问的消息。黄克诚仔细听了听，没有提到黄（永胜）、吴（法宪）、叶 （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举办国宴后，广播里又发表了周总理的讲话，周恩来只代表毛泽东欢迎，没有提到“林副统帅”。黄克诚知道，周总理讲话从来都是滴水不漏，绝不是疏忽，肯定是林彪出了问题。晚饭前，黄克诚到厕所，发现有人正在铲除墙上林彪指示的标语。这就更加坚信了他的判断。
林彪出问题了！这一点黄克诚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但不管如何，黄克诚还是有点高兴。因为庐山会议上，林彪是跳得最高的，中间他一直支持专案组抓住彭德怀不放，这一下林彪垮台了，庐山会议上挨整的人又有了一线生机。那一阵，黄克诚几乎彻夜难眠，他在思考林彪问题后的政治形势……
林彪摔死不久，消息渐渐公开了。黄克诚在1972年春天又从监管人员那里听说中央有通知，说林彪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最后逃跑。他吓了一跳。
传达中央文件后，专案组让黄克诚揭发林彪。不管揭发谁，黄克诚都实事求是，从不见风使舵，审讯中专案组曾逼他揭发刘少奇、彭真和杨尚昆等人的问题，黄克诚都使他们失望了。专案组知道，黄克诚在新四军时，曾受过刘少奇严厉的批评，想利用矛盾让黄克诚揭发。他义正词严道：“我和刘少奇工作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是革命队伍中的常见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刘少奇有叛党行为，不能瞎说。”说到彭真，黄克诚讲：“我和彭真只是有一次有过不同意见，更算不上个事。别的我不知道。”杨尚昆曾在三军团当政委，是黄克诚的老上级。山西一别，他想不到杨也被打倒。专案组逼他揭发，他说了实话：“我这个人意见多，爱找他反映我的想法。他一贯尊重党中央、毛主席，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
这一次说起林彪，他仍然实事求是地说：“我过去对林彪的印象不错，觉得他很能打仗，也能采纳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这次，他叛党叛国出逃，自己否定了自己，用不着我说什么了。”
1984年2月，黄克诚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写组人员谈话时，对林彪他还坚持了自己在“文革”时的基本看法。他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 邓小平两次鼎力相助黄克诚
1970年，唐棣华到了远离北京的干校。她到后不久，就盛传黄克诚死了，传说的内容是他畏罪自杀了。唐棣华不相信黄克诚这样坚强的人会自杀，前思后想之下，她决定巧妙地打听黄克诚的下落。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长女要结婚，想从山西取一点黄克诚的东西，请总理帮助联系。周恩来收到信后，马上批示“同意”。这封总理批示的信后来转给了黄克诚，信上总理还批示东西可以给家属，并让黄克诚写信给山西。黄克诚写信给山西后，他才终于弄清了隔绝两年的家属的消息，家属也知道他还活着。到了1972年，监管人员告诉黄克诚，可以家属探视了，一年两次。特殊情况还可以申请。获此消息，黄克诚马上要求见家属。经过申请，专案组把时间通知给家属。等到见面那一天，黄克诚起了个大早，洗了头，又捡了件干净衣服换上。然后坐上专案组安排的车，到一个部队驻地会议室等候。过一会儿，唐棣华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块来了。此时，黄克诚和家里人5年时间未见面了，彼此杳无音信。现在相见了，该有多少亲情话语要说啊！然而，黄克诚在家里人面前言不及私。他见到子女首先说的话，是学习马列著作如何重要，并回忆自己青年时代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情景。子女们关切地问他这些年来的身体和生活状况，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过得好。”紧接着就转过话题，谈起当年转战过的太行山、中原大地、松辽平原；对在湖南工作期间粮食产量未突破200亿公斤耿耿于怀；又从修建焦枝、枝柳铁路，谈到李四光的板块结构学，乐观地推测中原大地下面很可能有油田。看到那激情满怀、神采飞扬的表情，似乎是在讲台上作报告、发表演说，而不是坐牢。以至于会面结束后，子女们都说：“老爸爸愚中带有几分天真。”
此后的生活，黄克诚过得就比较清闲了，虽然还是被武装监管，但管制基本上放松了，而且问也不太问了，一日三餐照旧，请示报告照常，就是专案组的人不知躲到了什么地方，好久不见他们的踪影。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4年底。
1975年1月，黄克诚的前列腺炎又急性发作。这一次，尿道完全堵塞，痛得他满地打滚。专案组获悉后，把他送到三○一医院，不料，医院不收。医生给他插了一根导尿管，专案组又把他拎回监号。疼痛不止，苦不堪言。入夜，黄克诚在病痛的折磨中，给唐棣华捎去一个字条。他怕这次过不去了，最后也是惟一的想法，就是见见跟着自己受了大半辈子苦的妻子。唐棣华收到信后，心中特别难过。但在危急之中，这位历尽磨难的女人特别坚强。当时，“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经周恩来的力荐，已恢复工作。她突然想到要找邓小平。很快，邓小平收到唐棣华反映黄克诚近况、并要求医院给予治疗的信后，马上批示立即治病救人。获此消息，唐棣华立刻到关押黄克诚的地方，不久，黄克诚住进了三○一医院，并得到很好的治疗。
又过了一段时间，唐棣华见邓小平复出后很多军队干部都得到了解放，便向邓小平递交了一份要求解放黄克诚的报告。
1975年夏天，黄克诚监号的门被打开了，专案组王组长走了进来，慢吞吞地说：“听说你想早点做结论啊？！”黄克诚听到这话，心里一动，可能是老伴的信送到起作用了，不然他怎么问这话呢？既然问这话，那就说吧：“关了这么多年，调查也差不多了吧？！事情总该有个结果吧。”
听了这话，王组长把一份材料放在他面前说：“现在你要结论也可以，这里有个材料，只要你签了字，我们就可以向上级请示解除你的监护。”说完，王组长递过来写好的材料稿，黄克诚接过后，慢慢地看了起来。
黄克诚粗粗地看了一遍，便觉得这个结论和庐山会议上的结论没有太大的区别。他把材料丢在桌上，静静地想了一阵。第二天一早，他便对哨兵说：“请告诉王组长，就说我有话找他谈。”王组长来了之后，听了黄克诚谈的五条意见，王组长不同意。两个人反复争论，拖了好久也没有个结果。这时，唐棣华极力劝黄克诚，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的区别，你将来如果能解除庐山会议的冤案，一切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还是签吧，先出来再说。”黄克诚一想也对，就这样，勉强同意签了个字。
那天，王组长来取材料，看黄克诚签了字，如释重负，看来，专案组早就想丢掉这个包袱了。不久，黄克诚被叫到专案组办公室。王组长堆着笑脸让他坐下后说：“我现在代表上级向你宣布，中央决定解除你的监护。监护解除了，也有了结论，你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为人民戴罪立功。”说完，他干咳了两声说：“中央仍决定让你回山西当副省长。你可以走了。”就这样，黄克诚坐了近9年时间的牢，终于给不明不白地放出来了。
◇ 周恩来病逝他亲手扎花圈
1975年秋，黄克诚回到山西。从狱中回来，山西省政府安排他住宾馆。一安顿下来，省里的几位领导便上门探望，嘘寒问暖，满脸热情，但心情也不尽一致。黄克诚知道，真正来看他的，也就多半人。临别时，一位主要领导代表省里的意见说：“先休息休息再工作，现在工作很多，等你来做。住的问题先凑合，等安排好住房，就搬到省领导大院里去。”没过几天，省领导又让人传话来说：“鉴于你身体不好，主要还是休息。宾馆太吵，搬到晋祠招待所。”一听这话，黄克诚知道情况发生了变故。这实际上是不让他参加工作。晋祠招待所在太原郊外，这里像个公园，古树参天，林木葱茏。在春夏之时，是休养的好场所。黄克诚秋天来到这里，已有好几个月了。这段日子里，他读书、看报、散步，有时也找人聊天。从每天的收音机里，他终于弄清了自己“还需要休养”的理由。简单地说，就是邓小平下台，老干部还要休息。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黄克诚解除监护；同样，伴随着邓小平的下台，黄克诚也被列入了休息的行列。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病逝。这是黄克诚始料不及的。3月，他便得知太原、大同等地的群众在开展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很快，他又知道这项悼念活动是全国性的。为此，他感到振奋和激动。清明节到来，他用松枝扎了一个小花圈，静静地放在晋祠的古树旁，默默致哀。
由春入夏，他在晋祠的那间小屋里，有时终日闭门不出，目光呆滞；有时盯着某一个方向，一盯就是老半天。冬天穿得那件青色的棉袄，到夏天也没有洗、没有脱，每每走上几步，便叹气长舒，显得无限惆怅。
周总理去世的伤痛还未抹平，接着又传来朱德委员长去世的消息。获得朱德去世的消息那天，正值晋祠下着一场阴雨。黄克诚伞也不打，在雨中伫立，直到把自己淋成一个落汤鸡。雨过之后，黄克诚便开始发烧，咳嗽，身体到了极其虚弱的程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了。后来他说：“毛泽东去世我感到深深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过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国人民爱戴的英雄……”
追悼会前一天，他接到通知，将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到太原城里参加中央召开的追悼大会。黄克诚闻讯后，立即刮了脸，脱下那件旧棉袄，换上了一件深色的衣服，早早地赶到市区……
不久，又一则意外的消息传到晋祠：“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原来，华国锋在老同志的协助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获此消息，黄克诚倒是有些激动。那些天，他一方面为失去毛泽东感到悲痛，同时也为毛泽东选华国锋为接班人而感到欣慰。此间，他还专门向中央上书表达自己的心迹，一是拥护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二是陈述自己的处境和痛苦，希望有生之年还能为党工作。信发出去后，心头顿觉得一阵舒服。“四人帮”垮台之后，他给中央的申诉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中组部的通知，他从山西回到北京，被安排住在中组部招待所里。没有人来看他，陪他的只有一个不太爱说活的小战士。回到北京仍然是寂寞。过了一阵，他从广播里听到邓小平出来工作了，胡耀邦当上了组织部长。不久，胡耀邦就来看他了，告诉他中央正在着手彻底解决庐山会议的问题……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选为中央军委顾问。当选之后的几天，他的住处就热闹起来，先是唐橼华和孩子们的祝贺，接着是老战友、老部下和群众的上门问候。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彭德怀平反之后，黄克诚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中共中央宣布：强加在黄克诚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86年12月28日11时15分，黄克诚走完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程，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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