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守常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多年以来，每当忆起和他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岁月，他那谦虚、持重、英姿勃发而又气韵沉雄的音容笑貌，总是使我激动不已。自从我进入北京大学起，就亲聆他的教导，直到一九二六年九月我离开北方止（中间我曾一度离京出国赴欧洲工作），前后历经八年之久。我与他谊兼师友，肝胆相照，所受教益，终生难忘！
　　红楼发轫 大辂椎轮
　　我在中学时代，就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过守常先生的学术与政论文章，心仪其人，却又无缘晤见。一九一八年九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后，在办理入学手续时，按照学校规章，须填写入学保证书，并由本校教师二人签章具保，才能入学。我初到北京，人地生疏，于是想到李守常先生，就试往拜访（他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我走进红楼他新迁的办公室后，正值宾客满座，工作很忙。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并未多加询问，随手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后，嘱我及时前往教务处办理注册手续，以免逾期。临走时他又说：“你们南方同学来京上学很不容易，如果还有象你这样急需具保的同学，你可介绍他们径来找我。”寥寥数语，道出了李先生对青年学生关切之情。我第一次见他，就留下了李先生待人接物十分谦和的深刻印象，同学们也乐于去和他接触。
　　入学以后，我选听了守常先生的《唯物史观》课程。过去的历史课，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不出春秋义法和二十四史范围。而李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在当年是件新鲜事物，这门课无现成教本可循，要自己编写讲义。他的讲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很多。他在课前亲自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的确开全校风气之先，足见他是经过了长期准备的。李先生讲课有系统，兼有条理，而且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具有高度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迟到的就站着听讲，这些对我印象至深。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封建思想浓厚，但一些青年接触了新知识，很不满现状，要求进步，渴望新的思想境界，而李先生学贯中西，思想新颖，正是这些青年学生所向往和追求的榜样，于是对他深为敬仰，自然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李先生对班上同学的学习非常关切，我也因而有机会同他不断接触，就政治与学术方面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向他求教。
　　我那时是预科德文班的学生。李先生对德国哲学、史学、文学艺术都怀有很大兴趣，常以自己不能阅读德文原著为憾，要我随时向他提供德国学术思想界的近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史、哲学等方面。我也向他建议，可以趁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书籍充实馆藏。他同意这样做，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有康德、黑格尔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这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新增的财富，也为国内其它大学所不及，我们因而能直接接触到马克思的原著，较早地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当时北大图书馆有各种文字的（英、德、法、日等）外文书籍，急待整理上架，需要一批工作人员，他们至少具备能看懂原文图书序言和目录的程度，以便写出提纲，做成卡片，才便于出借。那时图书馆里的旧职员多不能胜任，他们大多是一些逊清时代留用下来的旧人员，不能轻易撤换，而新人员又受名额限制，不能随便引进。于是，李先生找我去商量，想出了“义务劳动”的办法，由我邀集一些谙习外文的同学帮助整理，其中有李梅羹、王复生、王有德、高尚德、范鸿劼、商承祖、宋天放等德文班、英文班和法文班的同学，共勷其事。
　　当年图书馆的书库和外文阅览室，地方颇为狭小，我们编目时大部新书都放在地板上，大家席地而坐，进行翻译、编目、打印卡片。我们只能利用课余时间来做，因而工作是艰苦和紧张的。这样工作了一个时期后，外文新书都可以上架了。李先生很满意，对人说：“这些同学做得很不错，我们在外面是找不到的。”他还赞誉我们是“被褐怀玉”，意指我们南方来的同学一般较穷，衣冠朴素，营养不佳，却勤奋好学，力求上进。

　　北京大学讲义课主任李辛白（安徽人）曾出版小型刊物《新生活》，介绍新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牺牲精神，由北大师生共同撰稿，李先生写的文章最多，有六十多篇。这个刊物虽小，但涉及许多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因而很有影响。这个刊物也常是李先生和我谈话的题目。记得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去他家，漫谈中提到我在《新生活》上写的《世界工学运动》和关于旗民生计问题的文章，他看后认为文章提出了当前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讨论青年思想问题时，又涉及到该刊上的一封白话通信（《新生活》第二十五期），那是我弟弟章璆写给我的，反映了青年们的思想苦闷。他阅后说，一个普通工厂学徒，能写出这样新颖的文字，可谓难能可贵，并向我讲了一个蜀国文翁箍桶的故事，赞誉劳动人民中的好学精神。在那次漫谈中，李先生还谈到他在日本治学的情况，话题转到翻译问题上，他说：“日本学术界从事翻译又快又好，对世界学术动态反应敏锐，这也是他们科学昌明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落后了，我们也应该这样办。但北大没有这个专业，只有靠我们自己创立，我希望你们多作些翻译工作。”这次谈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后来，我们就决定在以前编目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翻译工作。
　　起初，我和同学商承祖合译了《康德传》约十二万字，由蔡校长介绍到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出版。后来我们才逐渐转到马克思著作的译述。我们这样做，提高了外文水平，锻炼了文字，大家劲头很大，一直持续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
　　十月革命后一两年，我们开始较多地翻译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中间李先生也亲自参加了，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在狱中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前者花了很大气力方完成初稿，后者只翻了一半，由于忙于工人运动就搁下了（关于《共产党宣言》从德文译出的片段，曾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中引用过）。
　　我们一面翻译，一面研究，慢慢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提高了，感到很不满足，认为只靠少数人从事这项工作是不行的，要求有更多的人来共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时，我们在李先生指导下，开始想到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南陈北李 革命先行
　　回忆我们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李守常先生无疑地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与此同时，陈独秀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毋庸讳言的。在当时，陈李二位先生事实上是革命青年的领袖，他们二人情谊很笃，在推动革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如同辅车相依，是不分轩轾的。
　　守常先生生平言行一致，即知即行，他所刊布的学术、政论文章，实大声宏，雄视当代。与怀宁文风，南北辉映，这就是“南陈北李”说的由来。
　　独秀先生到北大执教比守常早一些，我进北大时，他们已都在北大共事。在五四运动中，我们勇敢向前，大干了一番，给予卖国贼集团以应有的惩罚，从而认识到群众运动对改造社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乃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其间深受陈、李二先生的影响。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文学院实居主导地位。蔡校长独排众议，延聘陈独秀先生为文科学长。这是北大校史上划时代的举动。
　　陈先生原名仲甫，安徽怀宁人。他生于一八七九年八月，比李先生年长十岁。陈先生当北大文科学长时，已快四十岁了，所以我们都是晚辈。我在进入北京大学初期，就听说陈独秀先生很有抱负，与众不同。从守常和北大安徽老师们谈话中透露独秀先生青壮年时代，思想急进，言论惊世骇俗，对于推翻专制政体，推翻清廷，改革社会，他都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他与柏文蔚曾组织过岳王会，以期实现他的主张。其后乃刊行《青年杂志》，后来改称《新青年》。
　　李、陈交谊素笃。守常对独秀很尊重，总是称他为仲甫先生，在我们面前从不叫他的名字。他常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陈、李二先生对同学是比较谦和的，同学也乐于接近，我对他们都很敬重，奉若严师！敬礼有加！
　　一九一九年“六三”以后，独秀先生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入狱，我们对他更敬重了。
　　独秀入狱后，守常离京时嘱咐我们要以全力营救他出狱。经多方设法，花了很大力量，历时数月独秀才被释放。独秀从狱中出来后，思想更激进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我们通过营救活动，彼此也更团结了，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力量。而李、陈二先生在青年学生中逐渐成为有威信的革命领袖。
　　守常先生所写的《欢迎独秀出狱》一诗，对陈独秀的感情表露得很充分。诗云：
　　欢迎独秀出狱
　　（一）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二）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里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们的“双眼”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双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
　　可是你不必感慨，也不必叹惜，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象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三）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独秀先生虽是从监狱出来，但他的处境仍是很危险的。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根本无法律可言，生杀予夺全凭军阀意旨。守常先生和我们，考虑到仲甫先生的安全，决定由守常先生护送他出京，他到天津后转乘海轮前往上海。
　　此事后来有人传为“南陈北李，微服出京”，叙说陈、李友谊深笃的一段佳话。当年征宇也曾作诗赞誉李、陈二先生，诗云：
　　北大红楼两巨人，
　　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
　　国际使者东来中共北方小组建立
　　风云激荡的“五四”高潮过去以后，一般同学认为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告一段落，大家又想埋头书斋了。这时胡适迎合这种思潮，提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口号，要青年不问政治，想把青年的活动纳入杜威“实验主义”的轨道。当时有一些人认识不清，同情他的主张，想发起组织问题研究会，守常先生不同意这种提法，著文加以批驳。我们支持他的意见，在同学中广为宣传。尽管那个口号聒噪一时，我们并未为其所动，继续深入革命理论研究，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积极介绍十月革命，有计划地培植“一种改造社会的士气”（这是当年的习惯用语——作者注）。就在这时，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共产国际代表的东来，促成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随着深入开展革命产业工人运动，我们在守常先生的领导下，沿着“五四”的道路更加阔步向前。
　　先是，北洋军阀政府自“五四”以来就暗中查禁“过激党”、“过激主义”，通缉宣传社会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活动分子。独秀先生被捕入狱也是由此引起的。他出狱后，革命思想更为坚定，终于成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他和守常已就组织党的问题进行过交谈。与此同时，我们同学在多方营救陈先生出狱的过程中，感到组织的力量和必要，更明显地团结在李、陈二先生的周围，可说是初步具备了建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到了一九二○年春，上述的想法更成为我们经常的议题。我们不满足于一般的结合，如新民学会、辅仁学社和曦园等，认为应以主义来结合，开始酝酿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直到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中苏间才逐渐有了往来。共产国际是以支持远东各国民族革命为己任的。当时苏联正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面临着国内外许多新问题，急需到东方寻求同盟军。这样，一九二○年四、五月间，第三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夫妇（Veginsky其夫人为Kutznezof）来到北京，随行的有杨明斋。
　　维金斯基来京之后，首先访问北京大学，会见了守常先生。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以后，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也有了往来，图书交换，学术交流频繁，她的学术地位开始为国际所承认。守常先生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在当时写了不少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享有很高的声誉。所以，第三国际代表到北大会见守常先生，也是很自然的事。
　　维金斯基的来访，事先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他了解到独秀与守常在“五四”时期是青年运动的思想指导者，是积极宣传十月革命的先行者。他同守常见面谈了一席话后，对守常先生和独秀先生的评价很高。谈话后，他提出要会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同学。这样，守常先生就找了我们几个人到图书馆同维金斯基见面，并举行了座谈会。会上，维金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联现行的各项政策，如土地法，工矿企业、银行等收归国有，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以及列宁提出的电气化宏伟规划等，还讲到了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苏联在那时不得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他不仅十分详尽地做了介绍和说明，还带来了一些书刊，如《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和《红旗》杂志（Rote Fahne），包括英、德、法文的版本，我记得其中有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写的介绍十月革命的书《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国际通讯》（《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等。这样的谈话会以后又开了几次，我们当时渴望了解十月革命，了解苏联，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为之一新，从而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维金斯基的工作很细致。他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联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作进一步了解。他年约四十岁内外，是一个有学问，和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解答得恰如其分。他英文很好，兼通德语，能用这两种语言与同学交谈。他熟悉中国近代史，从义和团到同盟会，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所涉很广。对于北大学生运动的概况，以及从《新青年》杂志编辑阵营旁及北大内部教员、学生的思想情况，他都不厌其详地进行了解。他看问题比较客观，他曾说：你们这些同学勇敢地参加了五四运动的实际行动，又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和未来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大家，要好好学习革命理论，了解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也需要一个象苏联共产党那样的政党。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大家体会到：通过和他谈话，对苏联十月革命道路，对世界革命的前景和共产主义的远景充满信心，怀有无限的希望。
　　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同我们相处得很熟，也作了很多工作。
　　在他行将结束在京访问的一次会上，维金斯基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作了讲话，大意说：他的访问是双方共同需要，经过一段了解，这次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当前革命斗争实践的先进分子，他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为共产党员。守常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对第三国际代表表示感谢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会后，维金斯基还赠送了一些书籍和刊物，并与我谈了一些有关双方联系的技术方面的问题，把我们的名字和通讯处记下来，以便今后联系。我们后来源源不断地收到从国外寄来的外文书刊，充实了“亢斋”的图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维金斯基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由守常同志写信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临行时，他对我说：“我们谈话很有意义，不是‘老生常谈’（′Qeen Anne is dead′），不久的将来会以事实证明的”，连称“此行成功，后会有期。”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开始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和李梅羹等，随后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但旋又退出了。后来加入的有邓培、缪伯英、邓康、高尚德和史文彬等。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队伍不断扩大。起初工作没有严格的分工，主要是宣传马列主义、开展产业工人运动。守常同志则作为总的领导人，其他人遇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稍后工作渐渐发展，开始简单地分工。张国焘任组织、交际、联络等；我负责宣传，主编《工人周刊》，兼负北方工人运动责任；邓中夏做学生、青年与共青团工作；刘仁静主要搞翻译工作，主编《先驱》和搞团的工作，彼此间既分工又合作。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事后这样称呼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称。现在“小组”的名称相沿成习，本文也就沿用这个名称来称呼当时的组织。
　　一九二○年四月，中共北方小组成立后，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宣传工作。一次，守常在图书馆邀我们聚谈，他谈到今年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有所表示，我们应该组织庆祝宣传。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一些国家很早就纪念了，上年（一九一九年）日本人曾在一个刊物中讥笑我们对“五一”节茫然无知说：“还没有进入支那人的清梦。”我们听了后，决定在长辛店和北京扩大纪念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公推守常起草纪念五月一日的文章。守常费了几天时间，写了近万字的文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记述“五一”节的文字，非常新鲜。于是，我们去找北大印刷厂的工人协助印刷。由于时间紧迫，从拣字、校对、排印，白天黑夜轮流加班，由刘伯青设计了封面，共印了三千多份，印成后在长辛店、北京大学“五一”节纪念大会上散发，还寄往南口、石家庄、唐山等处工厂散发，这也是北方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
　　在五一节期间，小组同志还翻译了一个话剧本（Drama）由伯英等在各处上演，宣传“五一”斗争。内容是演芝加哥及德、法各工业城市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战斗故事。
　　继维金斯基之后，少共国际也派代表格林（Green）来华。北京大学共产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前后开始筹备成立，到三月三十日的一次大会上，统计人数已达五十五人。那次会议，被一个化名为“关谦”的密探混入会场。事后，他向谍报机关报告他探知大会的情况，写了一份密报，被保留下来了，今天倒成为一篇当年的纪实文献了。原文如次：
　　“为报告事，窃于三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三十分钟，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五人，探知其姓名者，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尚德、宋价、顾文萃、王伯时（岩？）、郭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等。首由书记张国焘作报告，在三月十六日以前共计会员四十七人，现又加入八人，共计五十五人，但内中已有出京者七人……”
　　这是六十年前保留下来的关于北京共青团第四次会议的重要文献，守常先生是这次会议的领导者。
　　长城渤海 激荡风云
　　一九二一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
　　“一大”会后，成立了北方区委（与此同时江浙、鄂区、湘区、粤区亦相继成立区委），守常同志主持北方区委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殉难止。参加北方区委的成员及其组织由简而繁，前后互有更迭。
　　我和梅羹、伯英、君宇、中夏等亦先后参加区委，分任宣传，青年和妇女工作。以后区委成员增加，并成立北京地委，天津、唐山、东北等地，亦先后成立党委。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独秀以中央书记名义向全党各区发出通知，强调建党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事前又在上海召开了工作会议，确定全党以主要力量用于开展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区分部，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推定我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
　　在北方区委和守常同志领导下，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书记部北方分部几经讨论，对北方地区和主要铁路、矿山筹建产业工会和开展罢工斗争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前后计有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二七大罢工等大小斗争百余次。在这些斗争中，建立了各级工会，吸收了大量工人成份的党、团员，建立了许多基层党团支部。
　　先是劳动组合书记部人数很少，我们通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工会干部，短短的几年内各条铁路都有了自己的工会；又通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同学，其中有不少党、团员，利用他们假期回家和毕业后回到自己家乡，开展建党建团活动。如山西的高尚德、王仲一，陕西的魏野畴、刘天章、李登澐，江西的袁玉冰，以及河南、山东、东北甚至云南（王有德和王复生等）广西（谭寿林等）的初期建党活动，都是由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同学发动的，并和北方区委直接发生联系，正如守常同志所说：“革命种子已撒播在广大的土地上，必然会开花结果。”革命形势犹如春云渐展，凌厉无前！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方区发挥过很大作用。守常先生要我们摒除“门户之见”的锢习，广泛延揽校内外的同学和工人，条件不应过严，对人不必苛求，作到集思广益、敞开门户。他还主张公开活动，设立公开讲座，借以扩大影响，他以全力支持。以小组成员为核心，以北大同学为主体，吸收国立八校的同学所组成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一面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深入铁路、矿山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开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传授革命道理。
　　中共“一大”会后，独秀从中央来信，强调迅速发展的方针。北方区委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决心让马克思研究会公开活动。大家认为，第一步要在北大校内取得合法地位。于是我们拟定了学会的发起启事，经蔡校长同意，启事很快在校刊发表了。
　　启事刊出后（启事全文见《北大日刊》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全校为之震动。次日起，即有人报名，除北大同学外，还有北京国立八校和其它学校同学闻讯前来报名参加。宋天放后来将启事全文单独付印，随同《工人周刊》分发全国各地，于是外埠通讯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也大为增加。
　　守常见报名者颇踊跃，喜出望外，向我说：“蔡先生很明智，要知道这次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他的话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引下，更加兢兢业业，继续前进。
　　启事刊布后，接着我和王有德同志去向蔡校长交涉学会成立大会会场等事。蔡孑民校长对学校新生力量有相当认识，做事也颇有勇气。前次，他同意了我们刊出启事，这次我们找他，提出希望能在校长办公室里举行成立大会的要求，并邀请他出席，他都答应了。这次成立大会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第二院会议厅举行。到会会员六十多人，由筹备会报告筹备经过，并推定我为主席，李梅羹为记录，请蔡孑民校长讲话，预约李守常教授讲话，选举办事职员和有关会务事宜，会后还合影留念。会上推定我为第一任书记，未几，我因忙于劳动组合书记部事，改由北大其他同学担任。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一九二一年公开征求会员，到成立大会时有六十多人，以后又陆续增加到一百一十人左右，一九二二年夏季统计有一百五十多人，一九二三年“二七”之前，增至三百人左右，其中工人会员占百分之二十，还有些少数民族会员，学会工作一直持续了七、八年之久。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是后来北方建党、建团的基本成员。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北大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这是北方第一个党支部，这个支部以北大学生为主，包括北大印刷厂的工人党员在内，我兼任支部书记。与此同时，成立了共青团北京大学支部。以后，在北京八校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一些党、团支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分布各地的马学会会员都成为当地党团中坚！
　　亢斋岁月 译书与工作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几经交涉，得到蔡校长的支持，学校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会址。房子里还包括应有的设备、家具、书架、火炉等，还派有勤务员值勤。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房子，守常先生和我们都亲切地称它为“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译音，全文意思是“共产主义小室”（Das Kammunistsches Zimmer），对内习惯用“亢慕义斋”或“亢斋”，我们的图书以及对外发出公告、资料都是用的“亢慕义斋图书”印记（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在还保存着六十年前珍藏下来的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图章的德文书八册）。这些图书一部分是由北大图书馆购进转给学会的，大部分则是第三国际代表东来后，陆续由第三国际及其出版机构提供的。
　　守常先生领导我们建立的“亢慕义斋”，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学会办公室，党支部与青年团和其它一些革命团体常在这里集会活动。“亢斋”的地址在景山东街第二院，地名“马神庙”，又叫“公主府”，它同校长办公室相距不远，有校警站岗，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在校内是公开的。
　　“亢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付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自分得房子后，大家欢腾雀跃，连日聚会。守常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表示庆祝，亢斋同人如天健、克钦和我都写诗纪念。
　　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是宋天放的手书，取自独秀和守常的诗句。上联意指搞科学研究和干革命，革命是准备坐监牢的；下联“南方兼有北方强”，意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有南方人，有北方人，守常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我们则誉守常等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又加上北方之强，表示南北同志团结互助，同心一德，这付对联概括了当时学会生活奋发图强的精神。
　　“亢斋”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口号，体现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斗争。当时的北大，是新旧思想矛盾集中的地方，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其势犹炽，唯心主义、宗教思想也相当活跃。北大开唯心论的课，听的人也不少，同学中研究印度佛经和老聃、庄子思想的人也很多，那些留日、留英、留美的先生们，把西洋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贩运到中国来，可说是五花八门，样样货色都有。蔡元培当时的思想是居中偏左的，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人怀有好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把马克思学说立起来，就无法破对方，不破对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也打不起来。为了开展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我们努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也有有利条件，蔡元培先生很强调学习外语，课程安排上，外语比重相当大，有英、德、法、日、俄、西班牙语以及拉丁文，印度梵文等七、八种之多，都开了班。我们亢斋的翻译组就是吸收这些外语系的同学，计有三、四十人，其中德语有十来人，英语二十多人，俄语四、五人，法语五、六人，日语也有一些人，还有老师辅导我们。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守常同志领导下，作为党的联合战线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反帝斗争，组织了两个团体，即反基督教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发起非宗教大同盟后，还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各界代表四、五百人，编辑出版了非宗教丛刊。非宗教丛刊第一本书为《非宗教论》（北大图书馆保存有此书），其序言中提到：“……我们第一次汇集非宗教同志的言论，得了肖子升、罗章龙、罗素、蔡孑民、张跃翔、陈仲甫、周太玄、吴又陵、李幼椿、李石曾、李守常、朱执信、王抚五诸君的文字共数十万言……”（该书编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还编有各省《教毒图》刊印出版。上述诸作者绝大多数都是非宗教同盟的发起者和中坚人物，上述丛书的出版，在北京引起了轰动，招致了激烈的争论，并受到帝国主义报纸的攻击。对立双方针锋相对，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激烈斗争。内容广泛，包括反对宗教统治时期的中世纪黑暗落后的独裁专制制度、各种各样的迷信和偶像崇拜等，提倡崇尚科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可说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其后，杨明斋同志出版一本评东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书，也是在北方亢斋同人协助下印行的，对于唯心论挑战作了应有的回击。
　　主持北方区委 实行集体领导
　　中共北方区委当年领导地区很广，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和云南、贵州也有联系，除此之外还包括全国各条铁路等。
　　北方区委在组织上受上海中央领导，但还有它独特的地位。当时国际代表和苏联公使常驻北京或路过北京，因此在政治上还接受他们的指导，如维金斯基（一九二一年），马林（一九二三年），加拉罕（一九二四年）均驻过北京，一九二二年陈独秀也一度驻在北京。
　　当时北方区实行集体领导制，在党中央指示领导下进行工作。凡重要决策和方案，均通过会议慎重研究，详细讨论，多数表决，然后付诸实施，通过先后成立的工委、农委、青运、妇运、民运转交北方书记部、共青团等机关贯彻执行，并责成各部门互相协作。
　　北方区委集体领导，充分发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精神。如一九二一年组织陇海铁路罢工，是第一次重大斗争的演习。又如一九二二年发动长辛店八月罢工后连续组织了京绥、正太、京奉、津浦各铁路的罢工斗争。当时敌我形势错综复杂，北方区委会议讨论上述联合斗争时，气氛热烈，也有人认为“风险不小，后果难料”。守常指出：“论理就是这样，我们应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上述各次斗争的方案大都是通过充分讨论坚决施行的。
　　守常生前一直负责主持北方区委工作。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在北方建党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区委成员最初人数较少，且北大同学居多。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北方区委成员中逐渐增加了产业工人的成份，先后相继参加区委领导的有京汉铁路的史文彬，津浦铁路的王荷波、京奉铁路的邓培，胶济铁路的郭恒祥，正太铁路的孙云鹏及张清泰等。这些工人领袖参加区委领导后，工作局面大为改观，区委发挥集体力量，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再者，区委下属的许多支部是由工人党员所组成，他们和群众有紧密的联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时国际代表评说：“北方区很有些象工人党的样子。”守常听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凡事要虚心，‘盛德容貌若愚’，不要自满，还应努力作好实际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名实相符，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守常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何况革命同志更非他人可比，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应比家人还亲。”在叮咛工作时，他常爱说的口头语是“大而化之，你瞧着去办吧！”我们听了总是喜惧交并，奉命唯谨地去执行。
　　在人事制度方面，北方区委任用干部，本着大公无私，不分亲疏，不讲派系，一视同仁；是非升黜，全凭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贡献为主；赏罚付诸群众，曲直自有公评。
　　北方区局面日益扩大，工作人员众多。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事实上，在守常同志主持北方区时期，他不止一次地论述革命者要怀有智信，不搞宗派，反对盲从，根绝偶像思想，认为这些思想作风都是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极不正当的恶习。因此，在北方区党内生活纪律严明，战斗行列组织严整，士气旺盛，同志间和谐合作，心情愉快，各级领导工作同志都实行以德服人，反对压服，摒除那些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坏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养成见利不争，见害不避，北方数以百计的干部，在对敌斗争中与全体党员一道，均能临危不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很少有降敌，为虎作伥的情事。在一九二七年前，北方区烈士，以守常同志为首英勇牺牲的，前后不下百数十人，著名的有游天洋、戴培元、王忠秀、李味农、李季达、江震寰、胡信之、伦克忠、邓培、王仲一、王荷波等。
　　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规定会计、出纳独立，实行群众监督，公开决算帐目，党的干部一律不得直接经手现金出纳以及物资发放等。对贪污舞弊事项，先事预防。因此，北方区前后经历近百数次大小罢工斗争，募款、赈济，来往大量现金和物资，很少发生贪污现象。最大的如开滦五矿罢工，数万工人历时四十多天，经手累万的现款和物资，维持斗争局面直至胜利，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北方区委对党员教育非常重视，要求建立革命生活，学习时事理论，从事工人教育事业和参加群众斗争。当时北京社会风气很坏，市民中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习尚。在北京大学内风行《消闲录》小报，以狎妓捧角为风雅。北方区委要求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律不许沾染此风，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守常提倡革命生活，每当罢工斗争胜利时，他就邀请大家到西城后宅他家中聚会，为大家包饺子。一面汇报斗争经过，一面聚餐，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等，共庆胜利。
　　北方区委在守常同志领导下，集体领导形成制度，不论他外出度假或出国开会等，都能照样运行自如。一九二三年春，寒假期间，守常应邀去武汉大学讲学，借以扩大宣传阵地，我们也极力赞助他去。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正筹备京汉路总工会成立，临行守常让我兼为主持区委工作。岂知守常走后，吴佩孚突然大肆镇压京汉铁路工人。面对这一白色恐怖，北方区委留京同志贯彻集体领导，应付局势，坚持工作，临危不乱，并积极开展斗争。这个期间，没有一个人擅离职守。这是守常平日对区委同志严格要求与训练的结果。
　　区委干部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对他非常尊重。他当时还有教学工作，除北大外还在北高师兼课，课程排得满满的，社团活动以及社交活动也很频繁。因此，一些具体工作我们也都力争承担，不去多麻烦他，而是事后向他汇报，同时也悉力帮助他做好国共合作、联络上层的统战工作。
　　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守常同志就很注重抓好上层联络工作，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我党有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我们开展其它工作，争取朋友，孤立分化敌人，赢得有利的稳定局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守常在这方面独担重任，贡献最多。他在国共合作、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等一系列统战工作中，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是守常同孙洪伊、王乐平、汤化龙等宪法研究委员会的人（这些人原属研究系）有接触，他通过和这些人的往来，慢慢发展认识了不少国会议员。
　　当时国会议员中，靠近共产党并和北方区委有往来的有王乐平、丁惟汾、江浩、王衡、李鼎声等二、三十人。北方区委对他们作了些团结争取的工作。他们在必要时就站出来帮我们说话。当时这些议员虽无实权，但在制造社会舆论，揭露敌人方面却有一定作用。
　　一些公开活动，由于他们的参加，扩大了社会影响。如北京第一次纪念十月革命节的会，是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的，守常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演。当时到会的人很多，其中教育界、议会两院、各部会的人来得也不少，他们在会上也发表演说，会议开得很热烈。
　　再是一九二二年越飞大使到中国，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一次几百人的盛大招待会，到会的都是北京的名流，其中议员不少，我们也去参加会了。蔡元培先生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大家济济一堂”。我们纪念“五一”的活动，他们也参加了。这些在社会上很有影响。
　　我们搞开滦五矿罢工时，议员中也有帮助我们的，一方面他们在议会中发言质问当局，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募款。
　　二七罢工时，我见到两三个议员骑着毛驴去长辛店，其中有一个叫王素民，当时环境是很危险的。二七罢工失败后，长辛店举行追悼会，议员们也有去参加的。
　　还有一个银行界的议员对守常谈，你们太穷，工作开展不了，搞群众运动，需要经费，我可以支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当时很有一些议员团结在北方区委的周围，为我们说话，提供一些情报，有时还作一些掩护工作。
　　做好上层工作，我们就能方便地了解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一些内幕和动向，这些对我们决定斗争策略是有帮助的。有些事我们知道后，就及时写文章登在《向导》上揭露，唤起群众觉悟。当时帝国主义的情况，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常常要在报刊上互相揭露；而军阀内部的情况，我们就不容易知道。通过这些关系，往往就能知道军阀的内幕。如曹锟贿选一事，最先是从议员嘴里说出的，于是我们就写文章揭露曹锟。我们有组织地把一些内幕资料写成文章，送报刊发表，这对直系军阀是一个打击。当时议员中江浩、李鼎声、王法勤都是比较进步的，是守常的好友，其中一些人后来也加入了党，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力量。
　　守常同志是我党最早注意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对北方地区农民武装斗争作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根据北方区委对北方各省农村所作的详细调查，区委会议提出了加强北方农民武装斗争的报告，并作成方案付诸实施。守常同志根据该项材料写成《鲁豫陕等省红枪会》为题的文章，刊登在《政治生活》周刊上，作为当时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一九二五年守常刊布的《土地与农民》一文，长达一万余字。文中阐明了北方区委关于北方土地政策的决定与策略问题，提出以贫雇农为主导的农民协会进行土地改革，与广东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北方区委还输送干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北方地区培植农运骨干。
　　北方地区是汉、满、蒙古、回、藏各族聚居地带，同时也是历代民族矛盾集中的地区。当时（一九二三年）守常同志就注意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党与团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守常建议设置在北方区委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籍隶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同学组成，其中有王仲一（张家口人）、韩致祥（热河人）、何资琛、李渤海等同志参加，并开展民族运动工作。当时在蒙藏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又在内蒙古旗盟中发展党组织，由是奎璧、荣耀先、吉雅太、乌兰夫等同志先后被吸收入党，自是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日有起色。一九二五年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时在喇嘛中进行了统战工作，使他们中有些人走上革命道路。
　　守常同志还亲临张家口主持成立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区的工农兵大同盟的工作，这就为后来内蒙古工农牧民团结战斗打下了基础。
　　艰苦朴素 永葆青春
　　守常同志自奉俭约、非常刻苦。他居室简陋，食不兼味，服饰简单，“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革命为家，支持党的事业不遗余力，对同志视如兄弟，见善如不及，有过必规劝，曾经对我说：“人生一世如闪电火花，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只有努力为革命献身才觉心安理得，不致虚度一生。”
　　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持身严谨，坚守北大，进德戒约，不进烟酒，从不涉足非正当的娱乐场所。
　　守常家住石驸马大街后闸一所简陋平房内，东西向，自住西房三间，东房二间客厅，用于接待同志和小组集会场所。我们去他家时，有家乡老李代为传报和守门，有时时间久了，守常留我们吃饭，亲自烙葱饼招待同志。他平日一如北方人的简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
　　先时，共产主义小组初建，费用拮据，他自愿每月从工资中拿八十元作为补助党的费用，后因家用不足，李夫人安排生活感到困难，学校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每月交李夫人一笔费用外，其余才由他自行支配。
　　一九二四年六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中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守常、荷波和我。守常自北京经满洲里先期到达莫斯科。我与荷波当时已调至中央工作，由上海启程，我们先后经过满洲里，会合于莫斯科，同寓于莫斯科卢克斯（Lux）大旅馆。该旅馆是苏联专门招待国宾的，设备豪华。来自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所派遣的代表几百人云集于此，盛况空前！中国代表团包括共产党、共青团、赤色工会、妇女、各团体工作人员，人数颇多。我和守常同志同寓卢克斯三楼，每天文书鞅掌，应接殷繁。诸如参观访问，草拟文电，为国际报刊写文章和通讯，每日从清晨到深夜，十分繁忙。守常同志精力充沛，毫无倦容，坚持工作。
　　有一次守常和我应邀出席国家剧院Opera筹募苏联红军孤儿院基金大会，我们即席倡议出席代表厉行节约，把代表团生活节约的费用全部捐献给红色孤儿院，博得全场的热烈赞扬。
　　我们同寓期间，守常同志仍如往常在国内一样保持朴素生活，着普通衣，穿桦皮鞋（苏联人以桦树皮所做的便鞋），自己打扫房间，接待各国来访客人，经常谈至深夜，待客人走后埋案继续写文章和通讯，生活非常清俭。
　　其间，一次我将远出，守常闻讯来送行，见我身着单衣，时近冬天，他说：“你此去东行，将风雪载途，如何得过夜？”因取出自己所盖毛毯交给我，我婉言辞谢，他坚持不肯，将毛毯留下。事后，我发现毯端刺绣有蔷薇、文字，才知是出自李夫人之手，内心不安，屡欲送还，竟未遂愿。
　　莫斯科会议后，我被派往柏林工作，余下的繁重事务都由守常独自承担，他于年底回国。
　　当年中共北方区委活动的经费主要采取就地筹划，自力更生，大家都学守常从自己收入和助学津贴中筹出。北京大学的外地学生中，有由各省教育厅拨给公费助学，这部分学生则节衣缩食，量力捐款交付党费。此外，如工读互助团中席泳怀、缪伯英、易群先、杨华等同志，在辟才胡同补习学校教书，以其所得扣除生活费用后悉用来交纳党费。又如，在《晨报》副刊上，守常和我们投稿收入以及杨希曾负责编辑的《国民新报》的收入，我在中华书局出书的版权费等也都作为党的经费。但是由于工作扩展迅速，往往也有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的时候。守常同志对此更是毁家纾困全力以赴，从不告诉外人，任劳任怨，其困难窘迫情况有非局外人所能了解或想像的。某次北方会议开支大增，宣传、印刷费、旅费感到万分拮据，他虽然不露声色地鼎力撑持，多次张罗贷款，仍无济于事。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乃不得已告诉仲甫。仲甫平时事忙，素不喜欢亲管此等琐事，但事已至此，就动问：“你如何不早说？你持条往会T.MH，当可解围。”事后，守常以抱疚口吻向我说：“谁叫你去说的？此等事本不应该向陈先生说，使他分心很不合适的。”从这件事可见，守常平日处理事务是独肩重任，体谅同志，不辞劳苦，不回避任何困难的。
　　著作等身 文如其人
　　守常擅长文学，风格挺拔，独具一格。他原名钊，笔名孤松。钊有勉励上进之意，他自比孤松，其意高峰挺秀，独立不群。
　　守常先生从日本留学时，就开始写文章，在中外刊物上投稿，著作等身。他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在《新青年》上刊布《青春》文章，倡导民主与科学，有继往开来，砥柱中流精神，在宇宙、人生、国家前途诸问题中宣扬唯物主义。又如一九一八年，守常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的曙光，热情颂扬十月革命，这些名言谠论，脍炙人口，国人皆知。
　　守常文章很多，达百万言，数量惊人，是系统而又有条理的科学论著。他善于属文，有时你和他坐着谈话，他突然起身在桌上划起来，就是一篇短文。我们很佩服他，我曾问他：“文章怎样才写得好？”他说：“你看我写文章好象轻而易举，其实花费很多劳力。”我曾去过五峰山他的家乡，亲眼见到他搜集的稿件和中外资料盈箱充箧，可说是惊人的多。正是如此，他治学渊源有自，写出文章雄辩动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守常的文章，笔议纵横，文如其人，敢于抨击时政，月旦人物，这样不免遭到反对者的非难，一些自命清高的人，也造作流言蜚语对他进行攻击。守常对此，泰然自若，他愿以“铁肩担道义”自任，至于攻击他的人，只不过是一些依草附木，只求温饱之徒。他常对我们说：“你要写宣扬正义的文章，就要准备挨骂。小写小骂，大写大骂。”他对那般依草附木、帮闲无行的文人也十分厌恶，从不假以辞色，也少与他们来往。因此，有人认为他“树敌”。他说，革命事业本身，首先就是要辨明大是大非，不能含糊，更不能做个老好人！
　　但是，对于同志和朋友，他却是光风霁月，十分谦和，宽以待人。先是，蔡孑民于“五四”之后留言出走，其中有“杀君马者道傍儿”的语句。有人认为，蔡言外之意是抱怨同学闯了祸事，也是软弱的表现。守常则说：“话虽如此，但蔡先生坚持要求政府释放学生后才出京，这就难能可贵，我们不应苛求别人。”
　　山河永寿 怀念千秋
　　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中央来信给北方区委，说是国民军出师北伐，进行颇为顺利，不久即将攻克武汉，急需人开辟工作，准备成立武汉中央分局，要守常和我离开北方，去武汉工作，并要我陪同他一道南行。行期已近，守常临时改变计划，要我先走。我劝他同行，他仍在犹豫，考虑今后北方区工作，迟迟不决。当时去武汉要绕道上海，长江又被帝国主义军舰封锁，只有分段而行，敌人搜查很严，守常一口北方话，极易引人注意，如无南方人同行料理，很容易发生危险。因而，我数次延期等他，直到最后中央再次电催，并嘱我们急速带一批干部南下时，守常决计不离开北方，我只得先行。
　　行前，我和守常商量，决定清理区委文件，部分转移，免遭不测。时北方在奉张军阀统治下，白色恐怖自“三·一八”惨案后，有增无已。于是将其中一部分文件，以我作为北大学生的名义，存放北大总务处（我的学名叫罗璈阶，那部分文件一直保存到抗战期间，北京沦陷时期为日本宪兵所搜走，解放后北大总务科尚有信给我道及此事的存据）。
　　对南下干部人选，守常同志从全局出发，决定抽调北方区委大部分中坚力量，支援武汉地区和南方省区。调往武汉和南方的干部有：何孟雄（后任江苏省委委员）、张昆弟（去上海）、吴雨铭（后为中共汉口市委书记）、贺昌（汉口团委书记）、安体诚（黄埔军校组织部长）、史文彬（武汉政府劳工部司长）、鲁佛民（武汉政府商人部长）、王荷波（四大中委）、王仲一、于树德、范鸿劼（一九二七年回北京被捕遇害）、韩麟符、马尚德、陈毅、高语罕等。不想，这次和守常离别，竟成永诀。
　　守常同志于一九二六年三月移住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兵营以后，日夜工作，接待中外各方人士，废寝忘餐，极度操劳，由于百密一疏，为奸人告密。
　　奉系军阀张作霖，无视国际公法，出动一营敌兵，强行闯入使馆区苏联领事馆进行搜查。守常本有手枪自卫，但卒未发一弹（此枪系张兆丰同志所赠），一身独担责任，此次北方精锐牺牲浩大，举国震惊。
　　守常被害消息传到武汉后，全党哀恸。我正在武汉中央局，惊闻噩耗，北望吞声，热泪夺眶而出，一恸几绝，我党失去长城！个人失去良师益友！
　　五月，中共中央及湖北省委联合在武昌啸楼巷，隆重举行盛大追悼会。同志参加者近万人，申讨奉张军阀，誓不与共戴天。会上矢忠出师第二次北伐，中央及湖北省委并特派专人北上，料理丧事，吊死唁生，备极哀荣，被视为“二七”以后，中国革命史上特殊重大事件。
　　守常就义后，武汉革命政府在紫阳湖隆重举行盛大追悼会，以旌其忠义。中共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连日进行追悼会和报告会。普天同悼，薄海同悲，党内党外，无论识与不识，都表示哀恸不置、深切怀念。
　　“六大”以后，我途经北方返国，经临沙滩红楼、石驸马胡同后闸、亢慕义斋旧址，怅触前情，旧游如昨。
　　曾作诗凭吊，诗云：
　　其一
　　交谊兼师友，幽燕共十春。
　　斗争驰露布，结众能亲仁。
　　塞外抒筹略，海隅转万钧。
　　斯人如可赎，民愿百其身。
　　注：在京时，守常主持蒙古革命委员会，在粤时，为国民党一代会中共党团书记，勋劳卓著。
　　其二
　　沙滩东畔路，稷下忆当年。
　　短褐来南国，风云会北燕。
　　百家飞辩论，众士竞先鞭。
　　借问谁为首，乐亭公最贤。
　　注：守常常语湖南青年，被褐怀玉、富有朝气。
　　其三
　　后闸垂鞭过，黯然心意摧。
　　音容归浩渺，盛业岂蒿莱。
　　海上音书阻，关山旧垒灰。
　　整兵期再战，策马渡辽来。
　　注：后闸为守常故居所在。
　　其四
　　兵舍连朝夕，温然叔度情。
　　联骖临碣石，并辔览长城。
　　天马行空阔，孤松托死生。
　　临行遗语在，破壁欲飞鸣。
　　注：作者离北京前，到东交民巷兵营访守常，长谈竟夕，见守常室悬八骏图，作者离京后，守常寄书致词，内有“何日破壁飞去”之语，守常在《新生活》周刊著文笔名孤松。
　　其五
　　竚望红楼馆，中藏百国书。
　　交游遍域外，讲学隘华居。
　　号令从兹出，仇雠胆益虚。
　　交民遗恨在，百密一何疏。
　　注：交民巷为守常被逮处。
　　十年动乱，守常身后更蒙不白之冤。我于一九七八年复履北京，生入国门，重游万安公墓，恭谒先生墓道，抚怀今昔，感慨山河，缅怀亢斋旧事，情不自禁，又赋诗二首，以表怀念，诗去：
　　万安公墓夕阳明，
　　满目蒿莱碣石横。
　　雷霆无声天宇净，
　　山河并寿李先生。
　　精禽衔石共经天，
　　风雨同舟济巨川。
　　道义平生师与友，
　　人民怀念万千年！

　　一九八○年二月立春日于北京

《回忆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