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和鲁迅在一起的日子

　　近日，尘封50年的许广平手稿本《鲁迅回忆录》解密面世，还原和纠正了1961年该书出版时曾被删减和改动的一些段落、细节及提法，以求完整呈现真实的鲁迅这个人。

　　我又一次当学生

　　我又一次当学生。而且是专人教授，单独一个人学。教师是精通日文而又尽心诚意、不遗余力地罄其所知以教的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有幸在他旁边学习的学生，我共学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日文。

　　起因是在1926年的12月2日“厦门通信”谈起的：“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

　　从厦门到广州，鲁迅无日不忙于学校的业务，没有机会履行他给我教日文的许约，到了四月“清党”以后，虽则是大家都辞职了，该可以学习了吧，然而，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侦查，心胸中被大时代塞满了一肚子的愤懑，静不下来，我也没有心思要求鲁迅实现他的心愿。

　　到了1927年的10月，我们到了上海，经过两个月的人事往来，生活也稍稍安定了，从12月起，我就开始读书。先是教单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鲁迅自己编出讲义就教的。一共自编自教了27课，每天都是晚上授课，非常严肃认真地教着，除非晚上有人邀请，回来太迟了，这一天才休息。

　　自从鲁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著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所以我的第二个课本，就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马克思的著作，本来是比较艰深的，再经过日文的转译，其术语和整个句子对我来说就更加难懂，自是不难料想的了，但是鲁迅能够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些道理，有时把整个句子拆除开来向我讲解，并且随时改正课本上所有的错字，使我听来就明白易懂得多了。本来这是为学习日文而采用的课本，但是现在打开这个课本，如严师在前，不但要你晓日文，还须了解内里理论的奥妙，那课程的大概内容，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鲁迅对我讲解这些革命真理时的声态，我还觉得依稀可辨，历久不渝。

　　那时，鲁迅正在主编《奔流》，后来又编《语丝》，此外，又与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又为青年校定译稿，答复青年来信，再加上自己写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时间不够，则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对个人与集体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尝不是黾勉从事。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这就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

　　学了《小彼得》之后，我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协助他出版工作，同时不久有了孩子的牵累，就很可惜停止了学习。更其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鲁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睡眠也顾不上，我何忍加重他的负担！而存在于我内心的一向未曾提及的，就是鲁迅在闲谈中说出：希望我将来能看懂日文，看他所有的书籍，租个亭子间住着，不需要求助他人。这话是在未有孩子之前，他假想着留下我一个人如何生活的设计。他深知我出来做工作会和旧社会争吵，到处不安分，闯祸的本领是有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极力保护我的生活，甚至设想到以后也希望得有安全。这是他的苦心。但我从内心（没有说出来）起反感，以为，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尽力帮助他，因为他做的工作，对人民贡献比我大，我能尽力帮助他，减轻他的日常生活负担，让他把时间多用在写作和革命工作上，不是效果更大吗？

　　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有工作，并请许寿裳先生设法在教育界找事，已经有眉目了，鲁迅才知道，就很忧郁地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的生活中去了。这话打动了我，所以立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助他一臂之力，忘了自己，如同我后来写在《上海妇女》的文章中所说的，要做无名英雄的心愿，就这样充塞了我的胸怀。

　　所谓兄弟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

　　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要照顾日商。他们有一个总管叫徐坤，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办妥。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

　　鲁迅住在头一间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眼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

　　鲁迅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唯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造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做得到。”

　　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有时借款是辗转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

　　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

　　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到北京后，过不几天又出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重回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

　　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在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了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

　　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儿。”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20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

　　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

　　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当时是否住不下去而搬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但鲁迅确实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杀。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襟怀，在文学上丝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   

　　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