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空间的私密、展览与冲突（下）

卫生空间的私密、展览与冲突（下）

而对于那些拥有公用卫生间的住宅（工人新村、石库门、新里等等）来说，抽水马桶和浴缸具有了截然不同的语言学意义：它不仅是被身体书写的地点，而且是需要加以争夺的权力。由于人口的高密度居住，住宅里的卫生间是公用的，并遭到了过度的征用。即便是诸如“上钢新村”这样的社会主义模范住宅，也须由三户人家合用一个卫生间。这种50年代初期的“极简主义”设计，以俭省的理由取消了厕所的隐私性，将其转换为敞开的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强制性压缩和征用，正是日后展开思想隐私自我曝光运动的一次建筑学预演。

这种私人空间的压缩和重组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高潮。更多的居民涌入工人新村和城市老宅，整个城市趋于贫民窟化。每天早晨，亟待上班的出恭者便在卫生间门口排队，为不能排泄的焦虑和排泄的快感而斗争，有时甚至引发咒骂与斗殴。建筑政治学的秘密使命，就是利用空间分配来重组阶级关系，保持人民之间的高度紧张性，以便为斗争哲学奠定日常经验的基础。

而在另一些时刻，一个邻居女孩的如厕也会点燃四周男孩们的遐想。她穿着拖鞋和很少的衣服，懒洋洋地走向卫生间，正在发育的乳房在薄衫底下颤动。她小解时的尿声和洗澡声在整幢房子里被大了，变成了一种清晰的信号。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在那个时刻摒住了呼吸，他们的心跳声也遭到了无限的放大，成为性压抑的红色年代的激烈心声。作家们曾经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以便为那个毫无隐私的时代提供话语见证。这些互相矛盾的场景是毛时代的特产。隐私空间成了最堂皇的公共空间。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成为一种小型舞台，上演着市民阶层的日常喜剧。

上述情形一直到90年代才被逐步终结。传统的卫生政治学遭到了全球化文明浪潮的消解。新住宅运动的最大变化在于，卫生间在私人住宅的地位发生了奇迹般的提高。一个中产阶级住宅除了一个通用卫生间外，还带有主人套房卫生间，这加强了卫生间的私密性。它甚至拒绝与访客和家庭的其它成员共享。这种空间分解和扩张的模式，正在成为中国人处理卫生事务的样板。资本逻辑有力地支持着隐私空间的修复，它在出恭者和沐浴者的身后严密地掩上了门扇。这是后集权时代的一个优雅特征，也这是中产阶级的巨大胜利，由于隐私空间的庇护，他们的身体和面容都变得异常卫生起来。

“小便池”是旧制的弄堂厕所，一种为男性提供方便的简陋水泥装置，通常座落在弄堂的一侧，紧邻臭气熏天的垃圾箱。它是都市贫民窟化的外在记号，标定着70年代社会的无隐私特征。家用布帘从来就没有在街道上出现过，无辜的男人们只能用后背来掩饰他们的下半身动作，而女人则在解手者背后行走，视若无睹地踏过溢上路面的混浊尿液。她们的存在改变了男性小便池的属性，令弄堂风景充满了古怪的张力。

这种男性小便池设计的道德前提基于一个荒谬的假定，即男人比女人更能容忍自我身体曝光的耻辱。它在形式上起源于农民的田野出恭模式，却与之截然不同。农民的田野出恭是对自然的一种施予，排泄物迅速转化为肥料和有机生命，并且其身后没有大批往来的观众。而市民的小便除了加剧臭气，只能培育人的无耻感。这种无耻性最终将成为流氓政治学的精神武器。

只有雨天能够有限地洗涤弥漫在空间里的臭气。花岗石路面（弹旮路）反射着清新的光泽，鞋履撞击路石，发出脆生生的悦耳声音。解手者打着雨伞来了，那些黑色的伞面提供了有限的私密性，令他们举止显得优雅而性感起来。雨间歇地洗刷了解手者的羞耻感，并且在他们和行人之间拉上了一道半明半昧的水帘。

越过小便池的层级，肮脏的公共厕所成了城市景观的焦点，那种简陋的蹲位设计提供了一种最粗鄙的意象，它和小便池一样丑陋，充满了生物学的下贱意味。排泄物一头连接着器官，而另一头则连接着水沟。它是从私人身体到公共空间的柔软的道路。许多厕所甚至没有屏蔽视线的板门，以致正面的直接观看变得轻易起来。它同时也提供了性窥视的空间：从板壁和墙顶，到处布满了这种窥视的可能性。

由于历史的意外，在人和厕所的暧昧关系中闪现过一种古怪的身影，那就是性情温和的蛔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描述过蛔虫或蛲虫时代的令人惊愕的图景。它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肚子里茁壮成长，并成为早晨出恭时的不速之客。有时候它们甚至会从口鼻中爬出，掉在地上，看起来仿佛是一些被人抛弃的无辜天使，不安地扭动着柔软的身躯。消化道里的寄生虫改造了毛时代民众的出恭语义，令其增加了一种富于生气的元素。孩子们竞相比赛，看谁肚里的虫虫更大更多。遍及全国的性感的粉红色虫子，积极参与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大饥荒时代的荣耀标签。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九十年代掀起了厕所改造运动，其结果是反面神话遭到了颠覆。被现代性驱赶的公厕文化，从一个肮脏极端奔赴了另一个过度洁净的极端。公共厕所变得卫生、洁净，芳香扑鼻，镜子般的大理石墙面反射出了如厕者的面容，而厕所却退化成变成了毫无想象力的中产阶级现实。一座干净和无臭的厕所就是对厕所文化的解构。它的虚假性不言而喻。它不再是厕所，而是厕所的仿制品，以便供游人参观。在厕所的客厅化和出恭的隐私性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建造者甚至强行把办公元素插入厕所意象，要求厕所提供包括上网在内的各种非盥洗服务、令它演变成它所不是的东西。这是文化强权过度侵犯厕所的后果。厕所哲学至此终结在了它自我进化的高贵尽头。

公共厕所的变性，完全来自于资本逻辑的力量。在改造了私人居住空间之后，晚期资本主义正在按自己的舒适性尺度，不倦地改造着第三世界的公共空间，以便与第一世界的出恭法则接轨。私人与公共、厕所与写字间、下半身上半身与上半身，所有这些传统差异性正在消失。我们甚至可以在所谓“五星级”厕所里看到“出恭乌托邦”的降临，它是如此光洁、明亮、芳香和完美，犹如一座被缩微的天堂，慰藉着我们的孤单的无依无靠的身体。（作者：朱大可，原载《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