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空间的私密、展览与冲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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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空间的私密、展览与冲突(上)(2005-11-09 16:21:55)   分类:建筑-地理随笔

     

 

           卫生空间的私密、展览与冲突(上)

 1923年的冬天,当卡夫卡坐在厕所里时,他说出了关于马桶的真理。传统的厕所意味着反面的性感:肮脏、污浊、臭气熏天,在视觉、触觉和味觉等所有方面,都构筑着一个反转的公共卫生神话。 基于厕所的这种逻辑限定,出恭就是不恭,就是对身份和礼仪的一种冒犯。或者说,出恭就是身体的一次卑微而隐秘的书写,身体的欲望推动了它,从而获得了一种不可言说的经验。它的畅快性荡漾在臀部和马桶之间。出恭解除了身体的困厄,它是一次肛门的缓慢的咳嗽,但它始终是所有欲望中最难以启齿的欲望,卑微、细琐、下贱、甚至有点可耻,却注定要在如此暧昧的身体学语境中,成为我们每天必须从事的功课。只有弗洛伊德才会坚持把这种操作视为人类性欲的组成部分。它有时甚至与形而上的崇高事物相关。马丁路德金曾经在马桶上看见过上帝。就在那个器具的上空,美国民权先知触摸到了精神的奇迹。 缅怀往昔岁月,长江三角洲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他们使用一种木质的带盖的圆形马桶,用桐油或上好的防水朱漆加以涂抹。在少女出嫁的时刻,这种容器曾经藏匿过各种吉祥的隐喻性物品(花生、豆子、红枣和莲子)。与生殖力相关的食物增强了马桶的生殖语义。在住房严重匮缺的时代,它停栖在屋角里,跟箱笼、衣柜和餐桌混合在一起,成为日用木器中的一个谦卑成员。但这并不能消除它在性感方面所散发出的奇特气息。 一位外省作家如此回忆他在上海做客的情形:年轻美貌的女主人把他迎入狭小的屋子,用自己炒制的瓜子款待他。她在寒暄了一阵之后,突然走入一米远的帘子后面,随后传出了近在咫尺的清亮的尿声。须臾之后,女主人一边系着裤带一边走回到桌边。她的举止没有丝毫的局促与尴尬,倒是客人的面颊因隐秘的欲望而感到发烫……。这是毛时代“布帘卫生体系”的一个范例。为了解决出恭难题,居民被迫在狭小的居住空间内部,用布帘隔离出一个临时空间。卧室、会客室和厕所的这种三位一体,就是新空间革命的戏剧性后果。 私人空间的功能就是捍卫人的羞耻性。墙垣、门、窗帘、衣物,这些事物都是用来保卫身体羞耻的盾牌。毛时代的政府刻意压缩民众的居住成本,令私人居住空间不断萎缩,人与人的空间战争变得日益激烈,居住的欲望击败了羞耻感,从而令“布帘卫生”成为居民的基本策略。布帘是护卫羞耻感的最后一道防线,脆弱地维系着两边的尊严。
但不可思议的是,布帘背后的马桶最终成了触发性感的有力器具。在下半身的日常操作中,距离和私密性的丧失点燃了情欲。马桶决不是寻常的家具,它是语义分裂的尖端产物:一方面露出污秽性,一方面却隐含着难以言喻的性感。
 
古代中国曾经有一种测试处女的古老风俗:人们首先在马桶底部铺上一层细密均匀的香灰,被试者坐在上面,而测试者则用羽毛激发她的喷嚏,然后查看香灰的动静,如果它被下半身吹动了,就可以确认受试者不是处女。马桶就这样传奇地参与了捍卫性贞操的运动。处女守望者和马桶的结盟,经受住了漫长岁月的拷问。 我曾经看过一个中国画家的海外装置艺术展览,他把所有的马桶漆成朱红色,排列成一个庞大的方阵,看起来就像是秦帝国的兵马俑。在西方人看来,这种装置是不可思议的,它有点高尚而神秘,在被涂上政治语义之后遭到戏谑。马桶变成了权力的象征,书写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它实际上不过是件寒伧的器具,横陈在通往下半身的道路上。 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都市居民的排泄物的收集和便器的清洗,是一项不可废弃的重大事务。从当时上海最高的摩天大楼“国际饭店”的窗口,你可以清晰地听到这种声音,当太阳初升在黄浦江上时,它们就低低地回荡于以南京路为核心的排屋区,犹如成千上万人的生理性晨祷。这就是上海早晨的伟大标记。  刷马桶运动就是个人私密的一次日常展览。它是肮脏浊臭的,同时又充满了市民生活的狂欢气息。马桶的卑贱形象和弥漫于整座城市的令人作呕的臭气,这些群众卫生运动的元素共同启动了红色的黎明。那些有节奏的刷洗声,更是都市时间和节律的隐喻。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和刷马桶声同时响起,前者属于高楼、政府和权力,而后者则属于大地、市民和卑微的人生。人民的私人空间积极融入了广阔的政治舞台。(作者:朱大可,原载《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