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 张千帆

“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印尼等地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来说或许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谈论法治和宪政时，都有相当丰富的司法判例作为研究的基础。“老牌”民主国家印度自不必说，不仅因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传统熏陶，而且1950年独立并立宪后一直实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宪法问题，为印度基本人权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是在1987年几乎同时转型后，步入宪政和法治轨道，目前也已产生了相当丰富的宪法判例；从羁押陈水扁或弹劾卢武铉总统这些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国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亚则是随着政治转型到2003年前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不过从学者论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法院已经产出了不少宪法判例，甚至对解决政教分离、族群和谐等宪法敏感问题有所作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有值得探讨的宪法判例，甚至连新加坡都有些许算得上宪法性案例的判决。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亚洲最大及经济发展最快的，却至今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都没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针对齐玉苓案（见下注）的批复，但是不仅“后无来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这样，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文本和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法学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别人都在讨论案例，我们除了孙志刚案、邓玉娇案、唐福珍案等个人悲剧或群体性冲突产生的社会事件之外，还能谈论什么呢？这些事件中有的确实就是法律诉讼，但司法判决却没有为解决问题提供值得探讨的方案--相反，某些判决不仅没有适当解决问题，反而是造成问题的根源，邓玉娇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们缺乏通过制度本身解决的成功事例，而至多只能讨论一些推动制度改良的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们的存在正印证了制度实施的失败。坐在宪政和法治都不那么成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中间，笔者仍不免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
官方路径不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无所进步。事实上，齐玉苓案两年之后的孙志刚事件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民间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剥夺民生、激发民愤的不合理制度。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民间路径：某个由来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条例或城市拆迁条例）激励官员滥用权力，长期滥用权力最终造成某起严重剥夺人权的恶性事件，经过媒体或互联网报道产生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反应，最终震动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错措施。媒体评出2009年中国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体维权”，通过“开胸验肺”、断指甚至自焚等剧烈方式震撼社会良心，最终推动制度的有限进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身体维权”，正是因为政府主动实施的制度维权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环境未能改善的情况下，民间路径是一条目前可行的维权之路，但是没有政府主动参与，民间维权注定带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维权成本极高，有时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众眼球。二是结果高度不确定，目前维权成功的事例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孙志刚并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绝不是因城市拆迁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人因为这些制度而死，却没有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充分关注。更为根本的是，民间路径其实不只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单行线，而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复杂结合，因为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维权，就必须得到政府配合，由此产生社会-媒体-中央-地方的诸多环节，而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造成制度改良无功而返。即便悲剧发生，也得通过媒体或互联网自由报道才能产生影响，但如果言论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无法知道悲剧发生和全国人民的呼声；即便悲剧得到报道并产生反响，如果中央犹豫不决，改革措施还是无法出台；即便中央下达了改革举措，如果地方阳奉阴违，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人民仍难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实惠……最后，虽然透过一些案例，我们一路见证了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但是公民意识本身并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显示相当部分的网民法治意识薄弱。民间路径完全是靠公民推动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维权和法治意识不强，中国制度进步就失去了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理应至少在亚洲发挥“榜样模范”作用，但是比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现实，笔者不得不说中国未来的法治进步仍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作者：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