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鲁迅，一个中国小人一个日本汉奸

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人格上的质疑处于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局面，提到他的人格问题，总是存留在过去“左”的阴影之中，总是把他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贡献牵在一起。不敢或是回避评价鲁迅的人格问题。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化了。
　　
　　时代在进步，关于鲁迅的事情，都已经非常透明了，很多问题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但就是没人说出来。那么老汉我今天就斗胆出一句，鲁迅从做人上来说，就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鲁迅的婚姻问题大家都非常清楚。即使在“左倾”横行的年代，大家也都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让一个无辜的农村妇女陪他守一辈子活寡，这本身就是极端残忍的事情。这事情要是发生普通人的身上，大家应该如何看？是的，鲁迅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痛苦是真实的吗？一方面和自己的学生享受着男欢女爱，一方面一提起乡下的朱安就是一副痛苦不堪状。这难道不是虚伪透顶了吗？你不是最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吗？那么即使母命难违，你也可以一辈子不结婚嘛。以自己的行动对这种吃人制度做无声的反抗嘛。让一个无辜的女人陪着你守活寡，承受着封建家长制的一切痛苦，自己却在享受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婚姻自由，说他是伪君子好象都有点轻了吧？
　　
　　和周作人那点破事，我都不好意思说。周作人做为一代文学大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如果不是鲁迅做了有违家庭原则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和鲁迅撕破了脸皮。周作人在日记里非常隐晦地说出事情的原委。我觉得周作人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亲哥哥做了什么龌龊之事。表面的文学导师，背地里却压抑不住自己的狂躁情欲，做出类似“扒灰”的丑事。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形象？
　　
　　如果以上还都算是家事的话，那么鲁迅和日本的关系就是国事了。他一方面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激进面目示人，以“我以我血溅轩辕”来表明自己的爱国情怀。然而，当9。18事变爆发以后，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他却鸦雀无声。更有甚者，1932年日本发动意图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他却跑到日本的领事馆避难！这就是忧国忧民的鲁迅的日本情结！我们现在如果说他是汉奸是有点过分，但是说他是伪君子不为过吧？
　　
　　解放后，我们尊称鲁迅为文化巨匠、革命旗手，但是当时身在国统区的鲁迅，一方面就职于国民政府，做着国民政府的事情，拿着国民政府的奉禄，一方面和***眉来眼去，这样的做法真的就如我们说一样就是因为他的正义、他的先进？他的做法不太厚道吧。说他虚伪不过分吧？
　　
　　至于鲁迅和梁实秋等一帮文人的口水战，不提也罢，事实早已证明，对比于鲁迅的尖酸刻薄，他们则更具备了文化人应有的修养和风度，你说我是狗就是狗，是资本家的丧家的乏的走狗就走狗，我还照样养我的花和鱼和猫，照样翻译我的莎士比亚。真正气急败坏的到底是谁？真君子和伪君子的区别也许就在于此吧？
　　
　　多年以来，一提起鲁迅，大家总是云山雾罩，好象不把他老人家说得复杂一些自己就没文化。今天老汉我就说几句大白话，没文化就没文化。鲁迅在文学上别的不说，就留下一个阿Q，就完全可以称做一代大师。他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谁也否认不了。他在特定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但是他的人格缺陷也是一目了然的。明摆着的事情，说出来又何妨？我们生活在一个能够制造星而不是制造神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们都可能成为星而不再会有人成为神，我们也不再需要一个神来做精神支柱，人造的神正在一个个走下神坛，走进百姓生活，社会心态正在日益成熟起来。站在历史的天空我们再来看鲁迅这个人物，静下心来，不带偏见，定能吸收其中丰富的人文营养，对为人为文都会大有裨益。

鲁迅的猛药几乎横扫了中国一切的一切：中国的传统医药成就是垃圾——“决不看中医”；中国的国粹艺术京剧是垃圾—— “一大班人乱打”、“咚咚蝗蝗之灾”，中国的历史是垃圾——“中国的书缝里，只写着两个字：吃人” ；中国的文化是垃圾——“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中华民族也是垃圾——因为有劣根，比如象阿Q。在鲁迅眼里，这个无知、无耻的阿Q就代表了中国人的形象——每次念及至此，我都要忍住“呸”一口的冲动！由于强化教育的结果，我们这一代人一开始几乎都是鲁迅的崇拜者，但是漫天的投枪匕首飞舞之后，尤其是这些投枪匕首竟然不带丝毫感情、异常凶猛狠辣地刺向了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及其所创造的伟大的历史和文明，我的崇拜动摇了。有人说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也是鲁迅最终被推上“民族之魂”宝座的重要原因。“中文不灭，国无希望”——我对这种连民族之根本都加以彻底否定的“民族之魂”大大地不敢苟同。四刘半农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说尼采是鲁迅思想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鲁迅自己颇为认可。尼采杀死上帝，并彻底颠覆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传统价值基础；鲁迅的刀子也直插中国的心脏。医生的高明之处在于刀子插下去以后的处理，病人的性命毕竟是压倒一切的目的。可是鲁迅却容不得半点犹豫，病人死活不论，刀子插下去先，反正，“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这哪里是治病救人，分明是谋财害命。和尼采一样，鲁迅颠覆一切却少所建设。看鲁迅的文字，我们只看到一个没有希望的黑暗中国，仅此而已。对于如何建设光明的未来，鲁迅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在他的文字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对建设的勾画，也许先生的兴趣只在于践踏，正如尼采。如果一定要说有所建设的话，那么作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成为神话以后，的确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局面，这个新的文化局面，也许可以部分地归功于鲁迅对“旧文化”的凌厉破坏。遗憾的是，以这个崭新的文化局面为背景，我们看到更多荒谬的场面：享有盛誉的红学专家俞平伯遭受了严厉的批判；鲁迅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胡风因为《三十万言书》而获重罪；钱仲书只好封笔不出；沈从文隐身一隅默默地琢磨中国传统服饰；老舍们更为悲惨，他们连肉体也被一并消灭。而蜚声海内外的巴金先生，只对一条臭水沟发生浓厚的兴趣，并因此凑合成了新局面之后唯一一部伟大的作品——《龙须沟》。身为中国文联领导人的巴金先生却从不领用政府工资，大概也算是一种自我检讨吧？就对文化产生的积极意义而言，如此新局面，实在很难与被鲁迅所蔑视的胡适先生的建设成就相提并论。胡适先生在破坏恶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好传统，在揭露黑暗的同时，也勾画了光明的方向，他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在今天已经得到公认。五和尼采不一样的是，几乎在尼采被冠以法西斯主义理论先驱罪名的同时，鲁迅正一步步走向辉煌的神坛，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尽管结果迥异，但导致结果的原因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源于政治强人的认同，而无关乎各自本身的学问、道德。尼采不幸被希特勒所推崇，所以这个第二帝国时期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极其荒唐地变成了第三帝国德国种族主义的奠基人；而鲁迅先生却有幸被集“四个伟大”于一身的天才领袖毛主席所赏识，于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空前的民族英雄”。 如此，“民族之魂”论似乎盖棺论定。但也未必，要说一个寿终正寝多年的人，他却始终能代表不断发展前进中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简直无异于一个经典的神话。况且，鲁迅本人就根本不屑于成为中华文化——这种垃圾文化的代表，因为他说“中文不灭，国无希望”。中国人也许有造神的本能和冲动，所以世俗佛教在中国有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历史终将还以本来面目。神圣了几千年的孔老夫子被主席拉下圣殿，主席自己也逐渐走下神坛，借助主席的神性而高踞于云端的“民族之魂”，你跌落凡尘的日子还远吗？为了还“民族之魂”以应有的光荣和神圣，我们有极大的必要和责任，从一个长期被光环所掩盖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个真实的鲁迅。六有两个耐人寻味的例外情节可以作为重新认识鲁迅的起点。其一，鲁迅几乎对一切都破口大骂，但是日本人和共产主义例外。由此，我推断鲁迅首先是个英明的政治家。由于出色的政治远见，鲁迅断定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成不了大气候，因此以无比的激情和勇气尽情嘲弄和鞭挞了它的一切，也包括这个政府曾经为抗日运动做出的各种努力；同时，鲁迅也预测到中国的未来，不是着落在日本人手里，就是着落在共产党手里，为长远计，共产党自然骂不得，日本人也骂不得。尽管当时日本人肆意挑衅，中华大地群情激愤，但是鲁迅终其一生，都断然绝口不提抗日。如果排除政治远见选择说的可能性，则面对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鲁迅不能依其一贯的脾性，发出“打倒小日本龟儿子！”的呐喊，着实是桩令“友邦惊诧”的怪事。这是鲁迅作为“民族之魂”的疑点之一。其二，号称一生都在“勇猛厮杀的无畏斗士”，鲁迅偶尔也有轻松、悠闲的例外。事情发生淞沪抗战期间。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当19路军“八百壮士”为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的时候，被尊为“民族之魂”的鲁迅先生，于1月29日，急急忙忙躲进了日本人的内山书店，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的日本朋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正值19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军民群起大支援之际，鲁迅先生在避难所整理他的《三闲集》和《二心集》。 “三闲”和“二心”，对照当时的国情，实在是极好的书名。如此的闲情雅致，对始终愤怒着的鲁迅来说，几乎是愉悦的。这是鲁迅作为“民族之魂”的疑点之二。七由以上两点出发，全面审视鲁迅在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即使是作为一名普通的爱国者，鲁迅的资格也大有疑问，更毋宁说什么“民族之魂”。鲁迅死于1937年末，也就是说，他成名后亲历了三次抗日的高潮：1931年，东北“9。18”事变；1932年，凇沪“1。28”抗战；1935年，“何梅协定”和“1。29”学生运动。这个时代，爆发了许多真正的民族之魂的声音：《黄河大合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然而，这个时候的鲁迅，我们遍寻他的百万雄文，竟然找不到一星半点的抗日字眼，更不用说什么慷慨激昂的爱国文章。相反，鲁迅以其特有的尖酸刻薄公然污蔑全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和各种爱国努力——都是“做戏”，并且说日本人打得赢，是“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除此，我们看不到哪怕一句对爱国行动的积极支持、对烈士的崇敬和对祖国的真心期待 。 请耐心领教鲁迅以下的文字： “象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本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什么全都是一样。。。。。。”——在鲁迅看来，中国青年被日本人杀戮，不是因为日本人残忍，而是因为中国人的不认真。言下之意，是该死了？！ “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在鲁迅的笔下，日本人是如彪悍的蒙古人一样的勇士，而中国人却是如阿Q般的东亚病夫。“日本的勇士们”，亏得鲁迅先生叫得出口！ “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日本人侵略东三省，只是作为主子来“惩罚”中国政府和民众。这简直就如同放屁无异了！我几乎从鲁迅那撇骄横的胡须里看出了十足的东洋味。八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得到日本人藤野先生的关照，并时常铭感于内，后来又和日本内山书店的老板等人私交甚笃，鲁迅的书就经常由日本内山书店出版并贩卖。似乎没有任何关于内山老板弃暗投明的说法，那么以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鲁迅的书既然能够在日本的书店出版和贩卖，其思想内容当然不可能和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有丝毫冲突。鲁迅1936年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病逝。鲁迅临终前不为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奔走呼号，却拖着虚弱、垂死的身躯亲自登门去拜谒两个日本人，对小日本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和日本人交好，甚至私底下热爱大日本帝国，这原本都是私人情怀，不说也罢。当民族的脊梁在世界各地为中华民族的抗日事业积极努力的时候，在全国人民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却躲在日本的书店里与老板喝茶，海阔天空之余，大谈黑暗的、没有希望的中国——让人看了浑身无力，绝对不会产生一丝一毫为国捐躯的冲动；大谈抵制日货等于给英美送钱没有意义——先生之意，送钱给当时在经济上和道义上支援我们抗日的英美，还不如送钱给日本，好让可爱的日本人更快一点打破“铁的黑屋子”，以拯救可悲、可怜的中国人。 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综观鲁迅的表现，如果不是因为无知，那他起码是一个亲日的堕落文人。让这样一个鲁迅，长期盘踞着“民族之魂”的无上荣誉，无异于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恶意亵渎。九在“红袖”网站看到一篇文章《鲁迅，你怎么舍得她难过》，是说鲁迅和他的糟糠之妻朱安的故事，如此温婉的疑问实际上缘于对鲁迅的误解。在此，暴露了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人格方面的严重缺陷。被讹传为反封建斗士的鲁迅从来就少有自我道德约束，他总是一贯正确，总是“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在鲁迅看来，所谓“修身齐家”的个人修养、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所谓“克己”、所谓“仁”、所谓“礼”。。。。。。统统是一文不值的封建垃圾。但是鲁迅自己却毫无顾忌地坚持着内心深处对“三纲五常”思想的认同，于是和弟弟周作人闹分家以至水火不容，对朱安感情和生活的践踏等等，其错，全在对方。朱安真正比糟糠还不如的生活境况，完全是咎由自取，又岂关鲁迅的什么舍得与不舍得？照鲁迅家人的说法，鲁迅生性多疑而且暴躁，事实似乎的确如此。鲁迅一生与人争斗不休，关起门来跟家里人斗，打开门来跟全中国斗；既跟右翼势力斗，又跟左翼联盟斗；先跟前清遗老斗，后跟文学青年斗。。。。。。从这方面看，鲁迅倒不失为主席“与人斗，其乐无穷”光辉思想最自觉的先验执行者。朱安是鲁迅身边一个不幸的女性，许广平则是另外一个。许广平这个北京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和抗日领袖，在鲁迅的约束下，竟然成为一个不能参与社会活动的家庭妇女，为此，他们曾经发生多次严重冲突，几度面临分手的处境。只能说是分手吧？许广平和鲁迅只是长期同居关系。鲁迅与朱安早有夫妻之名，却未尽丈夫义务，与许广平虽有夫妻之实，却又不给她以名份。鲁迅这样优游两端而游刃有余，两下相安无事，其本领实在令当今大多数男同志叹服。根本没有必要和鲁迅讨论关于女性尊重的话题。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常常有这样的记载：某月某日晚，“洗脚”一次；某日晚，再“洗脚”一次。。。。。。“洗脚”？不懂吧？和许广平女士做爱而已！把和妻子做爱形容为“洗脚”，把女性视为一盆肮脏的洗脚水，这是对女性怎样的侮辱与伤害？要说真正的“封建渣滓”，恐怕鲁迅才是真正的极致，古往今来，能够超越这个侮辱女性的高度的，实属不多见，普天之下，也许唯有日本男人对自己的女人的鄙视与傲慢，能与鲁迅一较长短。 将这样一个鲁迅，高高祭祀在“民族之魂”的圣殿里，是我迄今为止知道的最荒唐甚至无耻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