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迅成为汉奸——沈庆利

当鲁迅成为“汉奸”

来源:粤海风 作者:沈庆利

发布时间:2010-04-10 08:53:39   点击: 3986次
　　作为新文化巨匠的鲁迅先生，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都用在了诊疗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事业中。他生前曾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荡气回肠的爱国诗句，死后更被赞誉为“民族魂”和“空前的民族英雄”。难道他也难逃“汉奸”的指控吗？

　　答案是确实的。

　　“鲁迅是否汉奸”早已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一个话题。有网友甚至将鲁迅与抗战时期的日本女艺人李香兰相提并论：“鲁迅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事实上等同于李香兰的作用。李香兰用靡靡之音的《何日君再来》美化日本鬼子的罪恶；而鲁迅，用‘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的方式抹黑国民政府、挑动国民内斗情绪、瓦解国民的抗日意志与勇气……”该网友由此得出结论：鲁迅和李香兰都是在“努力地为日本人对中国进行心理战”。[1]这篇题为《鲁迅：（民）族魂还是汉奸》的文章，虽有故作“标新立异”以吸引大众眼球的嫌疑，但它所承载的民间情绪之深厚、社会信息之丰富，却实在不可忽视。

　　无独有偶，孙郁先生主编的《被亵渎的鲁迅》也有“汉奸”这一名号。原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把这一称谓送给了鲁迅。收入该书的《鲁迅愿作汉奸》、《内山完造的秘密》两篇文章（作者不详），不仅指控与鲁迅交往密切的内山完造是潜伏在中国的“日本特务”，更言之凿凿地称鲁迅“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将“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辑成《南腔北调集》，并领取了日本当局的巨额资助。应该说此等造谣中伤的伎俩实在太过低劣，以至于鲁迅本人都引以为笑谈。他在《运命》一文中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作为回应与反击。想不到时隔七十多年后，对鲁迅的“汉奸”指控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借助于现代化的互联网传媒而愈演愈烈。“鲁迅是否汉奸”或许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但对鲁迅的各种“汉奸”指控却包含着重要而丰富的文化指标意义。如果把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愿作汉奸》等文章，与新世纪初才出现的同样指控鲁迅为“汉奸”的“网文”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在思维定势和话语方式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将无所不用其极的个人道德指控与社会政治领域的无限上纲上线融为一体。

　　大致说来，鲁迅被指为“汉奸”的主要理由不外以下几种：

　　其一是与内山完造等人的密切关系。虽然迄今为止尚未查到任何真凭实据，但内山完造的日本人身份早已使一些人斩钉截铁般地假定其为“特务”。而鲁迅与其关系非同一般，自然就难逃为“特务”输送情报的“内奸”之嫌疑了。此可谓是揪住“历史问题”不放手，并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怀疑精神贯穿到底，并包括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至于鲁迅身为大汉奸周作人的亲哥哥，实属不折不扣的“汉奸家属”，更是被很多人拿来“说事”。可见封建时代的“株连”思维在某些人那里还相当有市场。

　　其二是以“高大全”的道德标准要求鲁迅，如果鲁迅做不到，那就立刻由“英雄伟人”变成了“奸佞小人”乃至“汉奸”。在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的“淞沪抗战”中，鲁迅没有挺身而出持枪上阵（最好是战死疆场），反而携全家老小躲到外国租界避难，有网友据此认定鲁迅“胆小却不说了，‘不义’的罪名是推脱不掉的”。[2]

　　孙郁先生在《被亵渎的鲁迅·序言》中不无感叹地说：“读了高长虹、阿英、郭沫若等人的文字，你会感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文风，实在不是一个凭空的捏造物。”[3]而阅读网络上一些指控鲁迅为“汉奸”的“道德文章”时，也同样感叹的是：当今时代虽不知“走资派”是否还在“走”，但“造反派”确实还在“反”。——虽然这两个词语早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极“左”年代的极“左”思维方式，依然在不少民众的内心深处暗潮涌动。如同极“左”年代里动辄给人带上“反革命”或“生活作风问题”的高帽一样，在今天这样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年代，将自己不喜欢、不理解的人指斥为“汉奸”，同样也是将其批倒、批臭的绝佳手段。

　　鲁迅被指为“汉奸”的最主要理由，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评价与批判。如果说前面几条理由原本无需反驳，这一条却实在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并严肃对待。因为，尽管鲁迅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和现代民族主义者，但他绝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直到今天仍受到很多文化民族主义人士的诟病。批评与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草根，还有为数不少的学术精英与“国学大师”。——鲁迅当年的一些言论，如他曾教导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主张汉字拉丁化等，今天看来的确有失偏颇与“峻急”。于是在激进文化民族主义眼中，鲁迅即使不是社会政治领域里卖国投敌的“汉奸”，也难逃“文化汉奸”的干系。——不过由此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何谓“文化汉奸”？它跟政治汉奸是什么关系？

　　不知“文化汉奸”一词最早起源于何时、何人笔下，但它大量出现在抗战时期。那时的“文化汉奸”特指投敌附逆的所谓“文人雅士”，它的广泛流行或与当时卖身投敌的文人大量涌现有关。1945年由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书中一一列举了张资平、关露、胡兰成、张爱玲等十六位作家的“汉奸行为”。当然，将那些仅仅在敌伪杂志发表过作品的作家统统称为“汉奸”，并不妥当。而穆时英、关露等究竟是汉奸还是“特工”，也是真相迷离。但文人充当汉奸的传统不可谓不深厚。他们平时高谈阔论道德文章，关键时刻却每每丧失节操。在一般人眼中，文人的变节投敌比武士叛变还要罪加一等，因而对“文化汉奸”也就更为唾弃。

　　“文化汉奸”的再度“流行”，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和“国学”热的兴起，很多人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看作“爱国”与“卖国”的“试金石”，并把那些“不遗余力地抨击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辱骂自己的祖先以及祖先创造的文化”的人们斥为“文化汉奸”。根据这一定义，宣称自己“刨祖坟”的鲁迅自然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化汉奸”。尽管鲁迅倾心爱国的热情有目共睹，但他爱国的方式却屡遭非议。于是那些不认同鲁迅爱国方式的人，以及自认为比鲁迅更“爱国”的人，就“理所当然”地将他开除出“爱国”者的行列，甚至指其为“汉奸”了。此种思维与道德逻辑，恰与鲁迅当年多次感慨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如出一辙。只是当时的“革命”如今换成了“爱国”。不过由此一来，“汉奸”这一社会政治范畴内的称谓却扩大到了无所不容、无所不包的文化学术领域，并进一步导致了它的主观随意性和内涵的虚泛化、空洞化。

　　试想一下，如果鲁迅成为“文化汉奸”，那么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国难当头举家迁往美国的林语堂，以及郭沫若、梁实秋等“左”、“右”各派文人学者，又有谁逃脱了“文化汉奸”的嫌疑？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右派分子”、“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皆被“扩大化”，绝非特殊年代极左政治的简单产物；而像十年“文革”那样的政治浩劫之所以发生，也不可能仅凭一两位政治人物乃至一个政党或政府所能左右，而是深厚的文化历史传统和同样深厚的“民意基础”共同助力的结果。只要稍稍浏览一下以草根话语形式涌现于网络的大量极“左”言论，就可知此言不虚。

　　所幸的是时代毕竟已不同，当今时代虽然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历史上空前民主与宽容，乃至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盛行的时代。被“更爱国”者斥为“不够爱国”乃至“卖国”的人，大可不会像极左年代的“不够革命”与“反革命”那样心惊胆战了。虽然把某人指斥为“汉奸”是将其批倒批臭的绝佳手段，但此类指控必须借助政治强权乃至政治恐怖才真正“有意义”，可那已绝无可能。于是另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就出现了：一些人口中的“汉奸”与“文化汉奸”，虽然如同曾风行一时的“反革命”一样成为可以随时拎起来打人的大棒，但他们手中挥舞的大棒却变成了毫无杀伤力的“棉花棒”与“荧光棒”。而他们手舞大棒的行为则像极了古代的“功夫”在现代社会的命运：自娱与娱人似的舞剑与“耍拳”，其审美娱乐意义大大超过实际功用。

　　其实，现在“是否文化汉奸”早已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这一问题的“言说”；而“言说”本身又变成了不可多得的表演和娱乐。一方面是貌似义正词严、情绪激昂的道德指控，一方面又被无所不在的消费主义、娱乐主义所左右。这一崭新的“汉奸发生学”的出现未必不是件好事。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防止整个社会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虚狂。